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中国学子申请赴美留学的浪潮经久不息，很多人去了，也有人回来了。但今年却有更多的赴美留学申请者被美国大使馆拒之门外。《纽约时报》9月9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伊丽莎白·罗森塔尔发自北京的一片报道，题为《严厉的美国签证政策让中国学子失望》。

　　在通往美国大学的道路上，于杰(音译)已经克服了数不清的障碍。来自中国一个海边小城的他经过刻苦努力，终于拿到了国际金融的文凭。他当过商业顾问，后来又做了记者，拥有近10年的丰富经验。为了到美国读书，他苦学英语，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分。终于他的努力有了回报，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于今年2月给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东求西告地凑足了学费，就等着开学了。

　　但现在，普渡大学已经开课了，于杰却还留在中国，他在最后一道关口被卡住了——美国大使馆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有“移民倾向”。

　　于杰今年29岁，给人的感觉是干净利索，而且很合群。他现在在国内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日报社担任高级编辑。于杰说：“他们只和我谈了几分钟，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这看来更像一个仓促的决定。”

　　在这个美国签证申请创纪录的年份里，同时也是拒签数量创纪录的一年，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突然成了反美情绪的焦点，签证处的决定被认为是武断的、不公平的。

　　中国的报纸上也纷纷刊登评论员文章和系列文章谴责美国大使馆的做法。

　　互联网上以签证为主题的聊天室贴满了中国学子的奋斗故事，还有对每一位签证官性格特征和弱点的分析。《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玻璃窗后面那些高深莫测的官员对获得全奖或几近全奖学生的拒签比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这样的学生在过去几年中第一次申请是几乎肯定能拿到签证的。”

　　被拒签的人包括获得常春藤盟校全额奖学金的学生，也有等待到美国探望刚刚出生的孙子的老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拒签的结果是难以接受的：根据不到5分钟的面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放弃规划了很久的求学、旅行和工作计划。

　　虽然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但这里的比例却奇高，影响也尤为深远。拒签伤害了中国的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以及学者，在他们中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而这些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有他们怀疑的理由：从过去的经验看，虽然中国政府表示学成归国的人数正在以每年10%的数量增加，但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留在美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们的做法都是合法的。

　　美国大使馆官员承认，今年许多中国人将面临拒签的命运，而且拒签的比例比去年高出许多。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5月15日至6月20日的6周间，留美签证被拒绝的比例从去年的27%骤升至今年的41%。另外，今年有超过一半的研究学者和专家被拒签，去年的比率为38%。

　　一位美国外交官说，拒签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许多高中生的留学签证获得了批准。另一个原因是申请签证的人数总量激增，去年大约有40万人申请美国签证，而今年增加了17%。

　　许多中国人的情况就同于杰一样，遭到拒签的原因是：如果申请者怀有留在美国的意图，无论是非法的或合法的，根据美国的法律，这样的申请都不能获得批准。

　　大使馆的签证官大多是刚刚工作一两年的外事服务人员，他们有时一天要接待100多名申请者，每个申请者只能得到几分钟。几分钟决定未来，难怪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室内，人们是如此地热衷于交流签证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对于那些经常拜访美国大使馆的学生们来讲，签证官成了小有名气的人，还拥有了专有昵称，像“台湾大妈”。有些学生已经申请六七次了，每次都要花费55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人一个月的基本月工资。一位成功取得签证的人如此向聊天室中的同道中人介绍经验：“‘台湾大妈’喜欢简单且直来直去的回答。”

　　美国外交官承认，在中国，取得签证已经成了到美国求学过程中“最困难的步骤”。他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做的决定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但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是出色的。”他还说，如果中国人对高拒签率感到不高兴，他们不应该责怪签证官，而应该责怪执行了50年的美国移民法。

　　大多数中国人签证申请被拒绝是源于美国移民法的214-B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申请者有移民倾向，无论是通过合法途径或非法途径，他的申请都不能被批准。

　　根据美国移民法，每一位申请者都被假设具有移民倾向，直到他能够让签证官相信他没有这种倾向。许多中国人对这种假设感到气愤。移民法特征与美国其他法律特征不同，在其他司法领域中，“不能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辜的。”而在移民法中，“不能证明你无辜，你就是有罪的。”

　　但外交官承认，美国移民法也存在“矛盾”的地方，它为留学生提供了许多种合法滞留美国的方法。实际上，许多中国留学生的确是通过合法途径留在美国的，他们毕业后为美国公司或大学工作，从而留在美国。这名官员说：“他们在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贡献，而不是消耗(美国资源)。”

　　再来看看于杰的经历，他告诉签证官自己希望回国，但是，三次面试他都没能通过。

　　6月14日是于杰的第一次面试，对话的焦点集中在他的事业上。他说希望回国后能够在香港、上海或北京的银行工作。但结果是，具有移民倾向，拒签。

　　7月10日，于杰很不幸地碰到了一位以高拒签率著称的女签证官，只听她说：“我认为MBA在美国更好找工作。”214-B再次发挥作用。

　　8月9日，在普渡大学新生注册的头三天，于杰带着美国驻北京外交官的推荐信，再次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签证官这回直截了当地让于杰证明他毕业后将回到中国。于杰不太有把握应该说些什么，他谈到了自己在中国的朋友和家人，他在银行工作的目标，以及他在国内已经拥有的事业。在他讲了一大堆话之后，签证官只说了一句：“你还是没有说服我。”然后时间到了。

　　美国大使馆介绍说，他们在判断申请者是否回国时会考虑到很多因素。曾经出过国的人通过的几率非常大；同国内存在某种重要联系的人也比较容易过关，例如有成功的家族事业，有房子，有汽车，回国后的工作已经确定，妻子或孩子留在国内等等。

　　批评人士认为，这些判断的标准并不科学，不可能区分哪些人会回来，哪些人不会。

　　如果按照美国大使馆所讲的标准，方琳(音译)获得签证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她是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工作是帮助中风和心脏病患者进行康复。她曾收到邀请，到美国得州贝勒医学院参加一个研讨会，并进行演讲。在中国，康复专业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方琳非常希望从美国同行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方琳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经理人，有房有车。而且她的丈夫还曾经去过香港和韩国，此次也不准备陪同方琳同往美国。

　　但即使这样，方琳被拒签了两次，原因都是“有移民倾向”，她因此没有赶上美国的研讨会。方琳说：“我从没想到会这么麻烦，我只不过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想留在美国。”除方琳外，还有四名医生也收到了研讨会的邀请，但最后只有两名医生去了美国。(席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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