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文元

　　遭遇警察

　　东京留学期间，与警察打过一次交道，让我终生难忘。

　　与国内不同，东京无“民警”、“交通警”、“片警”的严格区分。无论什么警察着装都一样，穿警服的人只要站在马路上，他就是交通警，要承担交通警的职责，哪怕是负责刑侦的警察，走在马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也得参与处理善后，如果躲避算是失职。同理，片警遇到刑事案件，也必须参与到案件处理之中。这样做，警察资源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政府节约了开支，事半功倍。

　　我遭遇的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至今仍不清楚，我只知道在马路上，他们是交通警察。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傍晚，我从高田马场骑车去新宿看望一位亲戚，归来时天色已晚。走到半路，突然一辆黑色小汽车在我前方十多米处戛然停止，接着走下来两位年轻的警察，他们走到我身边分别给我行了一个礼，然后与我攀谈起来。通过发音他们断定我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吧，”其中一个警察试着问。我点头示意，“你们这是……？”他俩相视一笑：“对不起，您违章了。”

　　闻此，我十分吃惊。根据东京的交通规则，自行车可以上人行道，也可以在马路两侧行驶，我是靠边行驶的啊！

　　他们看我不解，揭开了“谜底”——我的车上没有照明灯。

　　我这才意识到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自行车配备照明灯的规定，但那都是老皇历了，没有想到，日本人至今仍固执地执行着这样的规矩。

　　为了打消我的疑惑，那个刚问过我的警察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一边用铅笔指给我看，一边以缓慢的语速朗读。我只得就范，在异国他乡触犯法规，这还是第一次。我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处罚。听说新加坡至今仍有鞭挞的刑罚，想及此不寒而栗。

　　另一个警察此时要求我拿出自行车的购买证明，幸亏我带在身上，他拿着这张小票就钻到汽车里去了。剩下一位就开始同我攀谈，但谈话内容与我违章风马牛不相及。他说他到过北京，对八达岭长城赞不绝口，说那是他所看到过的最宏伟、最有气魄的建筑，日本历史上没有修过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也没有修过城墙，只有规模很小的“城下町”城堡。

　　谈到兴头上，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被告”身份，开始向他讲述北京的历史和文物。谈话中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大约十多分钟，钻进车中的警察出来了，与同伴小声嘀咕了几句。我隐隐约约听见，是说我的自行车没有问题。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排除我的车是行窃得来的可能性。

　　临别前，他们又一次郑重地指出我违章的事实，同时建议：若嫌照明灯贵，可以买个手电筒代替。

　　第二天，我立刻买了个手电筒，但再也没有碰见过警察。

　　走在日本街头，我时常能目睹他们为人服务的场景。帮助路人搬自行车，经过难行的路段，给每个人敬个礼，道一声对不起，说一句工事影响了您的出行。据说这样的警察一个工作日内要敬几百个礼。地铁站口，一位出行者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被一警察发现，立即把患者背到了医院。日本人说，这是警察应尽的义务。这些警察并未因此成为英雄或名人，或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因公殉职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

　　十多年过去了，留学的琐事忘得差不多了，但那次违章之事却记忆犹新。我因此认识了东京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包括交通秩序)，工作时以人为本，待人亲切，工作重点不是疏导交通，而是疏导人，强化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他们的宗旨是让交通工具的驾驭者心服口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而不是强制命令。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讲究工作方法，遇到违章事件不威吓，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进行“有罪推证”，而是按照“无罪推证”的原则进行排除，然后就事论事，进行明确提示，达到教育违章者的目的。以实际行动确立警察的威信，让人敬而不畏，愿意与他们交朋友，那两个警察实际上已是我心中的朋友，就是明证。

　　社区“教室”

　　日本人喜欢集体活动，喜欢抱团，奉行集团主义组织原则。这是他们最基本的组织学特征。“组织”并非虚物，是实实在在的。它有三大系统：一是株式会社(公司)；二是民间组织(如经团连、农协等)；三是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是为那些没有加入前两个组织的人开辟的社会活动空间。参加社区某一组织的活动，这在东京是很普遍的。社区组织特别面向退休人员、离职人员、家庭主妇、残疾人、无业人员等。有了社区组织，使得他们也有了归宿，有了心理寄托。

　　“教室”是最受人关注的社区组织之一。走在东京街市上，到处皆见“XX教室”的广告。根据日本法律，国民可自由结社，成立任何组织都无需向政府申报，所以成立“教室”之类的组织是十分方便的。

　　“教室”原指为学习某种技能、工艺或单纯为了聚会而结成的团体，有明确的活动目的、计划与章程。发展到后来成为聚会的一种特殊方式。“教室”种类繁多，常见的有茶道教室、花道教室、裁剪教室、绘画教室、剑道教室、外语教室等，数不胜数。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组建“教室”的理由。参与其中任何一个，就等于寻找到了组织依托，像失群落单的大雁找到了队伍，不再孤独与寂寞。

　　鸭巢有一个绘画教室。教师是华侨何先生，地点就设在他的工作室——一间30平米的画廊。何先生60多岁了，擅长中国水墨画，功力颇深，他的画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声，令许多人望而驻足，为之倾倒。原口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她已年近八旬了，20世纪30年代老伴曾在哈尔滨一家银行工作，她陪丈夫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她喜欢讲汉语，更喜欢中国山水画。她想借助教室，一石两鸟，在学习绘画过程中捎带着复习一下已经忘得差不多的汉语。其他成员大多与原口老人有相似的经历，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聚集在这里学习绘画，一同回忆那段往事。这个“教室”明显地具有“同好会”的性质，学绘画是一种契机，目的在于寄托怀旧情思。

　　最令我难忘的是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认识原口老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一天，她和绘画教室的成员邀请我去教他们包饺子。我爽快地答应了。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何先生的画廊，20多位成员早已等候在那里。

　　原料买好之后，我就开始在画案上操作。首先做馅，我采用的是猪肉和大白菜，不同于日本家庭常用的猪肉加卷心菜或韭菜。同时，我告诉他们，日语中的“饺子”类似于中国的馄饨，和中国的饺子相差较大。他们一下子来了兴致，围在画案周围，不时地提问，我则一一解答。

　　见他们人多，我建议大家分成小组，开始实践。一个小组做，其他人观摩体会。从实践中掌握三个难点：白菜攥水、顺方向搅动肉馅、擀饺子皮。看着他们一板一眼地做，我则手把手地教，忙得不亦乐乎。饺子终于煮熟了，吃着中国风味的饺子，他们一致认为，味道远在日本饺子之上。他们一边以喊“万岁”的形式庆祝几个小时忙碌的成果，一边向我表示感谢。受到如此众多的长者众星拱月般的“恭维”，这在我一生中尚属首次。

　　之后，我和他们中很多人成了朋友。

　　现在，“社区”一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已成为时尚词汇，随手翻阅一份报纸都不难找到。然而“社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东京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答案：社区就是地缘亲情，就是具有共同生活情趣的人们的一种凝聚方式，就是市场组织(株式会社等)、民间组织与家庭之外的第四种组织形式，它可以是地缘的，可以是宗教的、文化的、体育的，也可以是休闲的，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只为了聚在一起寻找些乐趣……

　　“社区”一词用得最多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社区最发达的地方。在东京生活，很少听到“社区”的说法，但社区组织无处不在，大多以“会”、“教室”、“教”、“团”等名义开展活动。

　　东京“旧”城

　　带着“古都旧城风貌保护”的课题，我来到东京。几年下来，我感到研究的结果与预想大相径庭。

　　来东京之前，印象中日本是个奉行保守主义的民族，对传统敝帚自珍，从不随便丢弃旧东西，更不会频频以“新”换“旧”，对文明传承采取简单置换的方法，他们很善于延续传统的文明。因此我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如此，他们一定是旧物的保护主义者，不会轻易伤旧物毫发。否则，怎么能算是“保护主义者”呢？

　　事实证明，我想错了！

　　日本人保护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维护旧物，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有理智有目的地破坏旧物、消灭旧物以促进新物诞生的方式。新物继承了旧物的遗传基因，旧物通过新物实现涅，事实就是如此。

　　最令人惊愕的是，在东京这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地方，很难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物，甚至找不到一座百年以前的民宅。有名的寺庙或神社，外表看丝毫没有旧痕，都好像是刚建不久。对摇摇欲坠的建筑进行抢修，贴贴补补，以延其寿命，这样的事情绝无仅有。就是最普通的民宅“一户建”，也是新建的居多，五六十年代的“兔子窝”算是最老的了，但也越来越少见了。我相信，不久这种民宅就会绝迹。

　　朋友奥矢先生带我游览浅草寺，一进寺门，我惊呆了：虔诚的信者熙熙攘攘、水泄不通，他们绝不像是旅游者，而像是朝圣者。许多人身着和服，跪拜烧香，一举一动都证实着这个民族对传统的敬畏，证实着“保守”二字在他们心中的份量，证实着历史的延续。然而，寺庙外观却是崭新的，一尘不染，丝毫没有历经风霜的痕迹。包括钉在大门上的那双硕大的草鞋，都像是做好不久刚刚挂上去的。

　　我满怀兴趣开始了研究，从作为最一般的研究对象——民宅入手。我发现，这里的所谓民宅传统保护并不是保护民宅的建筑材料，不是保护作为原物的建筑物，因为对于以木质房屋为主的民宅来说这近于不可能。木质房屋充其量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他们保护的是生活居住习惯与民宅的形式，并以此来保护传统。形式脱离材质独立存在，而且是比材质更重要的一个要素。尽管现代化的家电与汽车纷纷闯进普通家庭生活，但并没有改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居住方式。这就是保护传统的关键所在。

　　拆掉旧房子重新盖，不过意味着更换材质而已，并不意味着创造一种迥然不同的民宅形式，所以新房子一般不会太出格，怎么看都像旧房子的“孩子”。这样苦心保守，为的就是传承历史与文化，增强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延续，保持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和式房屋(日本传统建筑)的建房仪式，极富传统宗教色彩，古朴典雅。主人小心翼翼地按照不可侵犯与亵渎的程序一步步地进行，物体摆放、言辞举止、装饰材料等皆有定规，一切均遵循先人的做法。一般来说，房子只有选择大小的余地，没有选择样式的自由，因为样式基本是固定的，谁也不愿有离经叛道之作。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日本人能够忍耐房子格式的单调与生活方式的千篇一律，很少有持异议者。生活在东京任何一个小区，直觉会强烈地告诉你：你现在在日本，在东京。只有来到丸之内、新桥、新宿、池袋等繁华地，你才会有置身于现代化都市的感觉。

　　我想，这一奇特景观的价值，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而不断增加。因为，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肯定会对逝去的东西产生留恋之情，那里面蕴涵着人类最普遍的、最可珍贵的价值。

　　作者简介：

　　王文元，1983年大学本科毕业，1985年至1987年在日本大学大学院学习现代经营学。1987年年底进北京社会科学院至今。主要著作有《樱花与祭》、《东京大都市》、《捕猎人生》、《天命启示录》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近200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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