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伦敦来到了英吉利海峡边的福克斯顿，站在了一个黑色铁栏围起的花园前。在蓝色的花海中央，是一幢褐红色墙体的带阁楼的三层小楼。多扇巨大的玻璃窗带着洁白的边框，下压在廊柱上的罗马式拱型门券典雅大方，葱绿的青藤爬满了小楼的一侧。这就是我此后三个月的家了。

　　房东哈伍德先生略矮微胖，是位机械学家，现已退休。他天性好动、好交朋友、酷爱读书，一有空就吹嘘他年轻时曾得到过棒球和曲棍球等的金牌银牌什么的，他的屋内及各处走廊里摆满了书架，如有人能顺手抽一本书翻一翻，哈伍德先生必定热情鼓励。我们楼里还住着几位从奥地利、法国、德国来此留学的姑娘，她们一下课不是忙着去海滩日光浴就是去舞厅，对哈伍德先生津津乐道的传奇一生心不在焉，老人恳请多读书的谆谆教导更成了耳边风。所以在福市期间，我便成了哈伍德最知心的朋友了。

　　一日，哈伍德先生发现我会画画，大为惊讶，一阵激动后，问我：“为什么不画大一点？”我说找不到垫纸的大画板。当天下午，他便叫我上车。一阵风驰电掣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商店。“这是B＆Q商店。只要有图纸，用这里的东西可以拼装成各种家具或房子。”他念叨着。在板材部，我挑了一块细腻而质轻的夹板，用铅笔在其一角围划了一小片，大约只占大板的十分之一。他让工人把板装上切板机后坚持不让我付钱。“这是我的礼物。你会成为拉菲尔的。”他一厢情愿地说着，便不知跑哪里去结帐了。片刻后回来，交上领货单，他拿起已切好的小板递过来问我尺寸是不是合适。我满意极了，哈伍德高兴得两眼放光。我们转身离开时，工人在后面高喊：“是不是要把这块大的送到你家？”哈伍德一回头：“不要了！”“怎么？你付了大板的钱，只买了这一小角？”我大惑不解。“今天没有小块的卖，只有这大的。”我非常感动，哈伍德却快活得手舞足蹈。第二天，哈伍德又执意为我买了欧洲最好的油画颜料。此后多年，画板与颜料一直伴随着我迁徙，我也总是因没画出任何伟大作品而惭愧不已。

　　哈伍德夫人比她先生略高半头，是个勤快的人，她常常“指挥”哈伍德做这做那，显然是一家之主。我常听到她屡屡提醒她先生已经很久没去教堂了，应该去一去了，哈伍德每次总是支吾着。有一次，他悄悄对我说：“你看，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德国、英国的基督徒相互打个不休。如今，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基督徒又在打。这基督真能救人吗？”夫人则常说：“人不一定每天都想到基督，但不可能一辈子不要基督。”并认为我是个有指望被引到上帝脚下的好人，常在茶余饭后向我启示上帝的无所不能，直到有一天我无奈地答应去教堂观瞻，哈伍德夫人立刻叮嘱他先生周末开车送我去教堂，还电话给教堂牧师，叫他好好接待我这位东方来的客人。哈伍德夫人像我的学院院长一样确信：我是在此小城读书的第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转瞬到了周末，哈伍德夫人特意一大早就起来。早餐之后，她捧来为我准备的一本装祯精美的赞美诗集，又把烫好的衣服帮我穿上，嘱我打好领带。哈伍德先生让我跳上他的车，然后向车窗外伸出头，对已经坐进后一辆车的老伴说：“我们先走了！”轰的一声，车子冲上马路，直奔郊外。“教堂远吗？”“在坎特伯雷。”我立刻想起那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乔叟的故乡。

　　我们用了大半天在坎特伯雷的大街小巷游荡。“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样我就不会老。”老人说。“让我们永远活泼年轻，让我们永远像今天一样。”我想起这句歌词，便把它说给老人。我俩手握从小店里买来的特色肉馅饼，吃得满嘴油光光；两对眼睛则滴溜溜地东张西望。走累了，就去古意盎然的咖啡馆，或在街边盘腿坐下，聆听周末上街的坎特伯雷学院女学生动人的吟唱。在她前面的小纸杯里放下几个硬币后又赶着去参观《十日谈》中各个故事发生的奇异地方。当然，举世闻名的高耸入云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也是一站。

　　直至傍晚，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回到家。哈伍德夫人气得脸色发白，“你们让我们白等了！你们去了哪儿？”“去教堂了呀！”哈伍德先生若无其事地回答。“什么教堂？”夫人诧异起来。“坎特伯雷大教堂呀！”哈伍德咧开嘴笑，狡黠地朝我眨眨眼睛：“啊？我上了你的当！”夫人气得扔掉手中的绒线团，歪坐在沙发上，差点哭了出来。我满心内疚，不知如何是好。哈伍德先生得意洋洋，拉我去厨房，自己动手在炉子上架起了咖啡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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