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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包同曾
1998年5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和同事一道驱车去英国东南部的名城——坎特布雷。从环绕伦敦的M25高速公路下来，我们就走在了山峦叠嶂之中，绿树碧野，间或大片大片黄澄澄的油菜花，把个暮春的英格兰大地装扮得生机勃勃。
同事是负责肯特郡这片留学生工作的。路上，他告诉我，有一位从国内某著名大学来英的学者，在学术上小有成就。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公派留学，逾期不归。在肯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因年龄大了，工作也没有了，就在坎特布雷闲住。以前，他还参加过当地学联的活动，最近很少见到他了。但这次突然去世了，大家还是感到有点意外。学联干部是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说是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今天一早医院给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此人已于昨夜病逝。由于他在英国没有任何亲人，要求使馆帮助处理后事，我们就是为此专程前往的。所以尽管轻车熟路，风景如画，但心里阴沉沉的，怎么也提不起兴致。
坎特布雷是肯特郡的首府，这里有英国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国教教堂——坎特布雷大教堂；而且由于英国著名文学家乔叟的名篇《坎特布雷故事集》，更使这里名扬天下。正午时分，我们来到这座小城。走在小街的石头路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大教堂庄严的塔楼。塔楼俯视着小镇，整个小镇沐浴在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之中——基督教文化、英国传统文化以及那些藏在古老建筑外壳下面、但无论如何也藏不住的现代文化。
在一间由各式各样瓶瓶罐罐装饰起来的色调暗暗的小饭馆里，我们和肯特大学的学联主席坐在一张暗褐色的餐桌前，边吃午饭边聊了起来。据介绍，这位逝去的学者在国内有家有业，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住在国内学校分配给他的宿舍里，大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两三年前，这位学者曾经动过回国的念头，并回去了一次，结果是无功而返。逢人便说，他的国内导师劝他“岁数大了，国内也不好安排；如果国外好混，不一定回来”云云。然而，英国的日子如何就好混？实验室的差事没有了，力气活又干不来，于是，他住进了专门为救济穷人的统建房，靠领救济金过日子。他的妻儿以前来英国与他团聚过，但自那次他从国内回来后，就再没来过。一个人的日子难混，他找了一位从国内另一个城市来的女士同居。那位女士来英数年，语言总过不了关，干些杂工，聊以糊口。有了这位大学里的学者为伴，平添了不少安全感。两人相得益彰，出双入对，倒也逸然。曾经见过尊夫人的留学生们，明知就里，也不便多管。只是自此，这位学者更加与众隔绝，躲进自己的住处，很少有人见到他了。
事情到了1998年春节，又有一变。那女士忽然与以前走动的女性留学人员们声泪俱下地控诉他的不忠，说是又有了第三者，并且自己已搬出去不再与学者同居等等。此女士素有喜欢大惊小怪的名声，大家都忙，谁也没拿她的话太当回事。“不过，”学联主席正色道，“这次学者从生病到去世，多亏了这位女士。”据说，学者住院的十几天里，这位女士天天送菜送饭，照料有加；并自己做主与学者国内的家人联系，报告病情。学者似乎并不领情，每每有当众申斥以至轰走此女士之举，在遗书中还写下了死后不许此女士染指其后事，遗物及所剩几千英镑全部留给他国内的妻儿之类的话。也就是因此，医院才不得不通知使馆，协办其后事。即便如此，该女士仍在学者去世后，跑前跑后，帮助料理一应事物。
午饭后，我们来到医院。有关部门介绍了学者的病情，他是因肝病去世的。“他染此病已有多年，对自己的病情，他是了解的。住进医院时，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了。”由此我推断，学者对于生前身后事是早已有考虑、有安排的。医院希望我们帮助做两件事，一是与其国内家属联系；二是搞清楚死者的国籍。英国的医院在收治病人时，只需提供在这个城市居住的最一般的证明，尤其是急诊，更是以先治病救人为原则。因此医院不知道学者的国籍是不奇怪的。但弄清楚这个问题又很重要，直接影响后事的处理，如丧葬费由谁支出等。
情况明白了，我们起身告辞。在医院门口，正好碰上一直在照顾学者的那位女士，她是来收拾学者在医院的遗物的。乍一看，人不漂亮，矮矮胖胖的，性格开朗，口无遮拦，说着一口想改也改不了的家乡话，时不时地加上几个英文单词。寒暄过后，她邀请我们去学者家里看看。我们也正有此意，就在她的带领下，穿街过巷，去探访学者的故居。
统建楼，是上世纪50～60年代，英国政府为解决贫困人口的居住问题兴建的，在英语中叫Council House，即“议会所建的公寓房”。这种房子往往是多栋楼房连成一片，楼的外形丑陋，线条简单，与火柴盒无异；建筑材料一般，楼显得比较单薄；多座楼房连成一片，比较拥挤，再加上居民多是下层劳动者和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较低，环境较差。这种房子我们在英国很多城市中见到过，但真正走进去实地看看，这还是第一次。
学者住在一栋五层楼房的二楼。住在一楼的邻居，是位白人，正在门口摆弄一辆自行车。看到我们过来，他边向我们点头示意边自言自语似地说了一句：“多惨的一件事啊！”接着又去弄他的自行车了。看来，学者与他的邻居还处得不错，这位芳邻居然知道住在楼上的中国人去世了，而且说了一句哀悼的话，真不容易。我们正为这事感动，而且有些惊讶时，那位女士解释道，我今天早上告诉他的，要不然人来人往地，他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贫民窟。房子很小，6平米的一间睡房，12平米大小的一个厅，厕所和厨房仅容一人而已。屋里四壁空空，睡房里一张床之外，只有几个破箱子堆放在墙边；厅里，靠墙放着一个旧办公桌、两把椅子，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小圆桌。挨着小圆桌，有一个破旧不堪的躺椅。墙纸已经发暗，有的地方已经脱落。空空的墙壁上，一张彩色像片孤零零地挂在那里。我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集体照。从照片上端的文字可以看出，这是学者在国内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留影。女士指着站在中央的一位西服笔挺的男士说，这就是他。照片是上世纪90年代初照的，已经显出了班驳的的痕迹。但画面上背景的青山依然秀美，整齐排列的人们依旧神采飞扬。环顾这间斗室，我猜想学者一定坐在躺椅上度过了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月光清澈如水，照片历历在目，真不知他作何感想。
女士要去打工，我们也就此告辞。临别,她告诉我们,她已经打电话告诉了他国内的家属。她希望我们也尽快与国内联系,让他家里来人。“快点把事情办了吧。”她说,眉宇间露出既真诚又有些无奈的表情。
夕阳中，我们告别了坎特布雷。看着渐渐远去的教堂塔楼,我忽然想起,历史上,在这座塔楼下,一扌不黄土,安葬了多少英雄豪杰；一首安魂曲,祭慰了多少冤魂。不知道今天，在那古老的祭坛上进行的祈祷，是否也可以祭慰那远离家乡的孤魂？
经查，学者在最后一次从中国回来后，加入了英国籍。
听说,学者的儿子来过一趟,为他客死异乡的父亲处理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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