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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卫群
记者：听说您将辞去新西兰梅西大学副校长一职，到江西出任网大国际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德国人、新西兰政府的经济顾问，您作出这种选择有什么样的考虑？
克雷莫：1982年起，我先后在同济大学、澳门大学、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作，1992年 起在新西兰梅西大学任教。可是我对中国的关注没有停止，我个人非常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尽绵薄之力。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还有沿海许多地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我常想，如果中国能将重点向内地转移，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两年前，我有机会接触到了网大公司和东华理工学院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与理念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能做出一些成绩。
记者：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克雷莫：国际化的教育，并不意味着改变体制，而是知识的扩大化，是借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先进知识，丰富本国、本校的教育内容，使学生的技能与国际接轨。中国教育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教育资源不足，供不应求，特别是好的学校。二是教育体制还不能为国际化教育的进入提供方便，至少不顺畅。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从经济学角度看，送学生出国留学，是“出口教育”，其成本很高。中国政府和许多家庭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中国能提高国际化的教育水平，建立自己的国际化教育基地，改变接受国际化教育只能依赖“出口”的状况，高昂的成本就可望降下来。
国际化教育最重要的是以学生为核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怎样才能提高国际化教育水平呢？
克雷莫：中国政府已作出明智选择，提高名牌大学的能力，使它们能快速进入世界大学的先进行列，这是长期的方针。同时，各地政府还应该给一些大学更灵活的办学自主权，让他们有权自主进行国际合作办学。
记者：这种国际合作办学，在许多高校已经开展了。
克雷莫：是的，中国的联合办学很多。但是，据我所知，它们大都是短期项目。真正要使国际化的教育在中国扎根，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环境，选择那些有热情、愿为中国工作、踏踏实实的外国教师，让他们真正融入中国。
现在，中国的一些国际合作办学，引进了国外课程，而教育方式并没有改变，大都是填鸭方式。推进国际化的教育，教学方式也要改一改，要允许灵活多样。从管理者的角度看，要注重教育的质量，而不要太注意教育的过程。只要结果好，应该允许过程的多样性。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感受最重要。一所大学，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生，一切工作都应从学生角度出发，而不是领导的角度出发。
邀请国际的知名人士与知名学校合作也很重要，这有助于创造长期的合作模式与体系。关键在于找到有效的方法，留住优秀人才。
国际化教育不等于照搬国外的东西
记者：国际化的教育或教育国际化，如何做到既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又学习接纳他人的长处？
克雷莫：这个问题很复杂。中国教育有许多长处，值得国外学习和借鉴。引进国际化不等于把已有的好传统统统扔掉，完全去照搬国外的东西；也不能把两者捏在一起，取一个“中间值”。如果是这样，可能两方面都不会认可。
我认为，国际化的教育不是创造西方化的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校里，应该保留中国的教学内容，同时又大量增加国际化的东西，这才能体现国际化教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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