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郑翌
“入门方便、作息自由、挣钱也不少,而且能练习口语、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李良如数家珍地推荐道,“对一个在美国闯荡的中国留学生来讲,选择开出租车也许是最理想的打工职业了。”
6年过去了,李良对“克里夫兰的1996”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他在这座伊里湖畔的美国中西部大城市里,饱尝了当出租车司机的酸甜苦辣。
“最自由的临时工”
那是到美国的第一年。我在克里夫兰攻读硕士,闲暇时想找一份工打打。周围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到中餐馆打工,但我觉得端盘洗碗太过单调,接触面又窄,对了解美国没有什么长进。一次,一个美国朋友偶然提起可以开出租车试试,我马上来了精神,便下定决心去做“的哥”。要做“的哥”,先要考证。考试很简单,体检加学习班,再查看一下驾驶记录,只要以前不酗酒,没出过什么大事故,就OK了。通过考试后,我领到了一张出租车司机执业资格证书。
美国的出租车公司好似超市———全天候开放,随便什么时候,一去就能和它签合同,合同可以签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签完合同就可以把车开走。按照法律规定,连续开车不能超过12小时。一天的活干完,只需回到公司交纳八九十元的租赁费和油耗费,剩下的钱全都归司机。难怪学习班的老师说,开出租车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临时工”。
外乡人、酒鬼和“马路杀手”
“黄色”在美国家喻户晓,它是全美最大的出租车连锁公司的品牌。每个州、每座城市几乎都有“黄色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都被喷上醒目的黄漆。
一年中,我基本都开“黄车”。车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雪佛莱轿车,另一种是面包车。克里夫兰的出租车统一标价,起步费1.8美元,但只有六分之一英里(每英里=1.6公里),车一开就会跳表。之后每公里收费1.4美元———与上海相比,谁更便宜显而易见。
在私车普及率极高的美国,出租车乘客数量十分有限。经常打的者一般分为3种:前来出差的外乡人、酒鬼和不开汽车的人。不开车的人除了部分养不起车的穷人,还有很多是驾驶证被吊销的“马路杀手”。
在可乐瓶里“方便”
对于一个刚上路的新手来说,认路并非难事,美国的地面交通十分发达,城里也有不少高速公路;语言障碍不过几天就能克服。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上哪儿去拉生意。
刚开始几天,我常常忍受空驶的寂寞,一个人在车里“如饥似渴”,难得有人扬招,便如久旱逢甘霖。车里装了对讲机,调度员的声音一响,就绷紧神经,像做抢答题一样———谁的动作快,就能先抢到生意。有时,对讲机传来信息,“徐家汇”有客人要车,我当时明明在“五角场”,也会抢先冲着对讲机大吼:“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一放下对讲机,便窜上高速公路,用力踩油门,没命似地飞驰而去。
有时,好几个小时没拉到一“差”,尿却憋了一肚子。高速公路多,停车不方便,我只能在车里备一个可乐瓶,就地解决。
一年中生意最淡的一天,我只赚了10元。但比起那些入不敷出的同事,我还算幸运的。跑了个把月,我渐渐摸出了门道———上午到机场,出差的人刚下飞机;下午跑宾馆,出完差的人准备退房;傍晚到街坊,很多居民在晚饭前坐出租车去采购。
为小费超额“偷着乐”
美国的乘客有给小费的习惯,数额一般为车费的20~25%,我接送的客人中,10个中有9个给过小费。
有时,小费会意想不到地“超额”———我常常为此“偷着乐”。那年夏天,一个到克里夫兰来探亲的女大学生上了我的车,聊着聊着,发现我们所学的竟是同一个专业。他乡遇“知音”,让她倍感惊喜,下车时,她给了我双倍的车费。
酒鬼有时也十分“慷慨”。不同面额的美元尺寸一样,颜色也是绿的,只是上面印的人头不同———酩酊大醉的乘客哪分得清,明明只有20元的车费,他会莫名其妙地塞给我100元。我告诉他给多了,他却卷着大舌头说:“就当小费吧。”天气寒冷时,飞机常常误点。机场里的出租车往往供不应求。于是,很多乘客只能拼车。与上海不同,那里拼车的人依然正常付费,各付各的,便宜全给司机赚了。
“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
当地有一种说法,出租车司机这个行当,要比警察危险得多———每年出租车司机的死亡率比警察高3倍。
出租车司机身边总是有不少现金,经常会被犯罪分子“铆”上。尽管很多出租车上安装了坚硬的储款箱,钥匙只有回公司才能取到,车身上还喷刷着醒目的字样“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但危险还是不断发生。
有一次,我在一个黑人街区搭载了一对母女,母亲要把女儿送到亲戚那儿,然后再坐我的车回来。回程的车上,这位肥胖的黑人妇女坐在后座,和我聊得非常开心。到站了,她问我能否找开一张百元大钞,我刚说完“当然可以”,就听到开车门的声音,回头一瞧,她肥胖的身躯已经灵活地钻出车门逃之夭夭了。我马上追上前去,只听她大吼一声,街边立刻窜出一二十个黑人,气势汹汹地朝我冲过来,有的手里拿着砖头,作势砸车。我赶紧钻回车内,调头就跑———以后再也没到这个街区去过。
我的一个白人同事运气则更差了。有一天,他赚了400多美元,却在最后一刻遇上了劫匪。匪徒用枪顶着他的脖子,逼他交钱,他心疼这来之不易的400元,不甘就范,于是急打方向盘,想乘乱下车求救……他终究慢了一步,子弹从他的手掌穿过,射入脊椎。后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下半身却永久地瘫痪了。警方悬赏5万美元捉拿凶手。几年过去了,直到我离开美国,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还有一种险情,经常发生在气候恶劣的时候。克里夫兰的冬天很冷,零下10℃是家常便饭。一到下雪天,路上总有没清理干净的残冰。高速公路上的残冰,好似大海里的漩涡,车轮打转、车辆翻滚———每天都会发生无数起这样的车祸。我也未能“幸免于难”。那天,在一条公路上,车轮突然打转,我方向盘没能把住,车子在原地180度调头,后排乘客差点晕倒。幸好对面车道没有车驶来,否则……虽然天寒地冻,但那天我手心和身上的汗能倒出一脸盆。
“我没带钱,要不……”
深夜,在喧嚷的酒吧区,一位迷失方向的女子坐上我的车。把她送至目的地后,她却双手一摊:“我没带钱,要不和你‘爽’一下……”在美国,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有时,甚至男乘客也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克里夫兰街头有不少堂而皇之的同性恋酒吧。
一天深夜,一个烂醉如泥的大汉钻进我的车厢。我开了足足半小时,才把他送到宾馆。谁知他一开车门,向我挥挥手:“不好意思,我没有钱。”径自离去。我马上叫住他:“回来!回来!”这个醉汉倒也听话,迷迷糊糊又钻进了车里。我一踩油门,开到了就近的警察局,他还浑然不觉。我下车去报警,“叮嘱”他:“不要乱跑,等我回来。”这老兄果然老老实实地蜷缩在后车厢打盹。不一会儿,两个警察把他抬进了警察局,据说拘留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他走。虽然出了口气,但我的损失却无法弥补了。
他们也花“公家”的钱
创记录的那一天,我赚了700美元,那还得“感谢”航空公司误了客人的班机。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机场排队候客。有一弟兄俩从德克萨斯州来,在克里夫兰转机赴温哥华,航班却误点了。航空公司承诺,如果他俩非要今晚赶去,可以安排出租车。弟兄俩点名要乘“黄色出租车”,我是队伍中的第一辆黄车,便中了“头彩”
。当晚9点多,我满心欢喜地开往边境城市水牛城。往返约600公里,我回到克里夫兰已经凌晨1点多。这一“差”,我就进账500美元———全由航空公司签单。
美国人也乐得花“公家”的钱。在选举日,老百姓到选区去投票,来回打的费都可以由选举委员会报销。到了那时候,我的生意总是特别好。
“我是克林顿的内勤”
一次,在机场,一个彪形大汉跨进我的车。黑西装、黑领带、一个皮箱、一副墨镜、不苟言笑———这个乘客还真有点“酷”
。在美国,沉默被视为对顾客的不尊重。在出租车上,我早已磨成一张“贫嘴”。彪形大汉刚上车,我便与他搭讪:“你到克里夫兰有何贵干?”“克林顿下个月要到这儿来。”“克林顿要来?关你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是谁?”“要知道你是谁干嘛?”彪形大汉无可奈何地冷笑一声:“实话告诉你,我是克林顿的内勤人员。”我恍然大悟,随即想借此机会探听一下克林顿的内幕消息。但任凭我怎样旁敲侧击,他始终守口如瓶。
(文中人名为化名)
每月5元享用15M收费邮箱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突发事件、重大新闻尽在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