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牛娃”到洋博士的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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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01/14 11:15 神州学人 | ||
一、我能在这里圆梦吗 “新西兰,我来了!” 1999年3月31日上午十时,当波音747客机在奥克兰国际机场稳稳降落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喊道。尽管因为时差的颠倒和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已累得疲惫不堪,但是 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我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响起自己对自己的真诚祝福;同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那天,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还夹杂着阵阵海风。接我的朋友笑着说,你初来乍到,淋一场大雨,这意味着你到新西兰将会发大财。 “我不是奔发财来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圆梦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然而,圆梦的路是何其艰难啊! 我没有在奥克兰这个国际大都市停留一步,而是匆匆起程,直奔汉密尔顿市。因为这个城市有新西兰著名的怀卡多大学,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大学读完我的最高学历。 朋友们都说,汉密尔顿这个花园城市是读书的最佳去处。 从奥克兰到汉密尔顿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大雨一直没停,我的心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事实上,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我望着到处悬挂的像音符一样扭动的英文字母,听着人们叽哩瓜啦地谈笑风生,这种紧张就已经抬头。特别是接我的朋友在交谈中因为无意识地夹杂一些英文,见我听不懂后,又很同情地用中文重说一遍,我感到这种紧张正慢慢转为一种恐惧。 在朋友家匆匆吃了一顿中饭,朋友将我送到一个公寓后,就走了。因为是与别人合住,我仅有一个空无一物的房间。同住的朋友借我一个床垫子,我把它往木地板上一铺,就昏头昏脑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特别亮丽。时差反应还没有消失,口苦肚饿,头重脚轻。同住的朋友已经上班去了,四周静极了,只有阳光和鸟儿在树枝间和草地上自得其乐地歌唱。 我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两块方便面,就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先到附近一家印度小卖部买了一张汉密尔顿地图和一张《怀卡多时报》。回来后,一边查看英汉字典,一边研读地图和报纸。但是,琢磨了一整天,还没理出个头绪来。 在随后的半个多月中,我几乎每天都步行上街,一方面熟悉地形,一方面了解情况。根据朋友的指点,我先去税务局登记了税号,因为在新西兰,没有税号,就什么事都办不成。拿到税号后,就立即去银行开帐号,到市公立图书馆去办理借书卡,去福利局办理医疗卡等等。我还七拐八弯地找到了市失业登记处,也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想要找的工作。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找工作,只想到大学读完博士再说。但这里的朋友们都说,去登记吧,没错。后来才知道,这一登记,让我得了不少好处,比方住房的优先和减价,免费的英语学习,和不时寄来的有关工作空缺的信息等等。 与人“share(共住)”房子,有诸多不便。没有车子,每天步行不仅效率低,还累得贼死,很不划算。必须尽快摆脱这种困境。于是,我从当地《路特报》的分类广告上找到了一个一房一厅的“unit (共墙垛的单元房)”,并很快搬了过去。新家除了厨房的电热炉灶、洗衣机和小冰箱外,桌子、碗筷、床铺和床上用品都没有,我必须尽快地买好它们。房间的电话必不可少,我又到电话公司选了个吉祥号码。这里选吉祥号不花一分钱,洋人朋友很理解我们的文化差异,一听是来选号的,他们就将所有储备的号码都弄出来,任你选择。在这儿办任何事,都能让你感觉到被尊重和被关爱的温暖。语言不通没关系,你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说,或者写在纸上,再不行,他们就会替你免费叫一个翻译来。总之他们要让你真正感觉到,你是一名纳税人(税号就是证明),你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日子过得真快,在我还没有完全投入到这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时,一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作为过渡,我先到一个英文补习班去听课。每周两次,每次两个钟头,重点是练习听和说。当时,我听不懂,也说不好,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聋哑人,心情压抑极了。 一天傍晚,我上完课,准备开车回家时,我突然发现车子无法发动起来,一检查才知道,由于我忘记关车灯,蓄电池里的电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不知怎么办,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谁能帮我? 就在这时,一个过路的洋人见我站在车边,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他立即走过来,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打着手势告诉他车子发不动了。他掏出手机问我是不是应该叫“police(警察)”来帮我处理,我一听“police”(谢天谢地,这个单词我听懂了)心里就发毛,因为我是无照驾车,警察来了,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谢绝了那个洋人的好意,但我用他的手机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一会儿,朋友来了,用他的车子帮我发动了车,为了让车子充足电,他还开着我的车到高速公路上奔驰了半个小时。 回到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那天晚上,我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天花板,耳边不停地响起那首熟悉的旋律:“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想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我问自己:我远离亲人和朋友,飞越万里,来到这片白云升起的土地上,我能在这里圆梦吗? 二、从零开始 两个月后,当一切都安顿下来,面对语言障碍,我突然感到十分恐慌。我怕接洋人电话,也怕与中国人交谈,因为这里的中国人英语都讲得“倍儿溜”。有时,我一整天闷在家里,一言不发。失语的痛苦让我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在中国,你过得好好的,干吗要出国?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报社记者,作为一名出书多部、人气渐旺的青年作家,作为全家唯一一个“吃皇粮”的人,你远离年逾古稀且疾病缠身的双亲,值得吗? 但我清楚自己的梦,我既不是来这里领福利的,也不是来这里休闲的,更不是来这里养老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梦想长出了翅膀。人生能有几回搏? 一切从零开始。我报名参加了语言学院的正规学习,通过考试,我被分在“level four (第四级)”。我们班上共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瑞典和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16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十分紧张,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止,中间除了有个一刻钟的“morning tea (早茶)”和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外,其余的时间都在教室里读、写、听、说,轮番上阵,直轰得你头昏脑旋,眼冒金花,满头满脑都是像马蜂一样嗡嗡作响的英文。 我的英文底子很薄。在国内,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只上过三年卫校。后来报考文科研究生时,我凭着农家孩子的蛮劲,死记硬背,用超强度的脑力劳动硬是顺利地闯过了关。读研究生时,也只有一年的英语基础课。可以说,我的英语水平主要还是靠中学时期打下的底子,而且国内的英语教学,重语法、词汇,轻听力、口语,换言之,学的是“哑巴英文”。我的英文之差由此可知。 记得我刚到语言学院时,由于听不懂、说不出,我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一个叫山本的日本学生对我尤其不敬。有一次老师分到我与他搞派对,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我“对话”(所谓“派对”实际上就是两人一组练习对话)。老师有些惊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竟直通通地说,我说的不是英文。说得我脸红耳赤,又恨又气。老师只好抱歉地对我笑笑,将我派对到与一个叫“松”的中国小青年一组。我以为同为中国人,“松”会照顾一下我的面子吧,谁知他说出的话更气人,他说我的乡音太重,学英语应该从音标开始,否则是浪费时间!我听后欲哭无泪,无地自容。 我知道,人穷难免志短,人没知识就难免不遭白眼。 为了尊严,为了那个长出翅膀的梦,我别无选择,只有用蛮力和毅力,豁出去,与心高气傲的同学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三、从班上的最后一名到全班第一名 语法、词汇不是我的弱点,我的弱点是听和说。为了提高听力,我买了一个小收录机,将国内带来的两盒“情景会话”磁带对着课本反复听,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乃至五遍、十遍。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收录机放到枕头上,通宵不关,听不懂也让它响着。据专家说,要想提高听力,除了有意识地听之外,无意识地听也很重要。这就像婴儿的胎教一样,你不停地“熏陶”,脑细胞会自然记录下来,当这种“记录”达到一定的量后,脑细胞就会做出反应。 刚开始这么做真受罪,晚上压根儿睡不了觉。新西兰的电台节目几乎都是“电话对答”。那“呱啦呱啦”的声音像冰硬的石子一样,“砸”得我脑门钻心地痛。但是,“砸”久了,“砸”多了,脑袋“砸”得麻木了,效果也就“见”出来了。我感觉自己不但慢慢地能抓住会话中的关键词,而且有时能抓住整个句子。我多次在响着的收音机声中进入梦乡:我懵懵懂懂,怎么人家说的话我半懂不懂呢,折腾了好一会儿,醒来了,才知道是梦。 每天清早,不管多么疲劳,我也要挣扎着爬起来,站到门口大声读课文。为了纠正自己怪怪的发音,我将它录下来,对着标准音反复比较、练习。我每天还坚持看电视,一边看,一边跟着人家说。读多了,念顺了,慢慢就好了。 同时,我把自己“抛出去”,去公园、银行、车站、码头,以问路为名,找人聊天。而去得最多的还是教堂。只要你显得对上帝有兴趣,教友们就会不厌其烦地解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发现这种有主题的“会谈”特别容易“沟通”,有时你不懂某个单词的意思,可人家一说,你立即心领神会,不仅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懂得了它的用法,而且难以忘记。 新西兰人在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俗语,这些俗语你从字典上不一定查得到,即使查到了,那意思也一定有出入。比方,“catch-22”,这个词十分口语化,如果你不同当地人打交道,你就一定不清楚它是“进退两难”的意思。新西兰英语更接近英国英语,而我们在国内学的又有点偏重于美国英语。有时你明明说了一句自以为很地道的英语,可人家不明白你的意思,通过解释,你才明白,你说的是美国英语。 我在语言学院的学习属强化训练。有一堂课叫“presentation”,它要求每个学生用自己的口头语言讲述一则新闻、一个故事或一篇调查报告。讲完后,还要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这堂课让我有些为难,讲新闻,讲故事,若用中文讲,讲多少都没关系。可是用英文到台上去“表演”,难度太大。但我并没有畏惧。故事我有的是现成的,随便抽出一篇,先将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背下来,再慢慢地、绘声绘色地讲出来,不就行了吗? 我这样做,虽然用了一点蛮劲,但效果很好。也许直到那天,老师和同学们才真正发现我的英语大大提高了。 从此以后,我的自信心也慢慢恢复了,上课的时候,我不再是“聋哑人”,而是积极提问,大胆参与。因为不懂而闹出了笑话也没关系,“懂了我还到这里来学习吗?”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个日本学生山本和中国小青年“松”对我的进步半信半疑。在一次听力训练课后,山本对“松”说,“Does he really understand?(他真的听懂了?)”“松”则轻蔑地说,“He is just good at guess.(他只是会猜罢了)。” 不巧他们的嘀咕被我听见了。山本显得有点尴尬,而“松”则挑战似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会找他们的麻烦。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就昂着头,从他们身边平静地走过。我想,我与他们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经历,与他们计较太没意思了。 在期末关键性的综合考试中,我一举夺得了98分的最高分,由班上最后一名一跃成为第一名。当老师宣布这个结果并向我表示祝贺的时候,全班同学掌声雷动。 我刚硬的心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我没有天赋,但我付出了别人五倍、十倍乃至更多的努力。每天早上,我口里的血丝和满脑的胀痛就是证明! 就在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山本会跑到我的身边,跟我激动地拥抱,并真诚地为他过去的行为道歉。他大声说,“你是强者!你创造了奇迹!我敬佩你!” 那个叫做“松”的小青年也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哥们,你真行!我服了你。放学后我请你去吃比萨吧!” 四、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我坚信这一条真理。 当语言的“拦路虎”被我的汗水和毅力驱赶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没有松懈半步,甚至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我便立即向自己既定的目标发起冲剌——“进军”怀卡多,攻读博士! 1999年8月的一天,我兴冲冲地跑到怀卡多大学东亚系,直接找到系主任即后来我的导师,诉说我的愿望。导师首先问我的英语水平怎么样,我告诉他我的IELTS (雅思)总成绩达到了6分。 导师迟疑了一下,便问了我在中国的“experience (经历)”。我如实地告诉他,我曾在医院工作过两年,后又在省报做了四年半的编辑、记者,在文学创作上有些成就。说完,我就将自己在国内出版的六部著作和一大摞获奖证书送到他面前。导师看了后很吃惊,也很高兴。 随后,导师客气地说,你的经历很丰富,成就也大。你要来这儿读书,我们很欢迎。但你必须按照正规途径向校学部委员会提出申请。学部委员会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对你进行全面评估,合格了自然就会录取。 临走前,我问了一下有没有奖学金以及怎样申请。导师为难地说,学校奖学金倒是有,不过名额极为有限,尤其是文科的名额就更少,当然你也不妨试一试。 导师见我不吱声,又特地问:怎么,要是没有奖学金,你就不读博士了吗? 我会好好考虑的,我说。 我知道,不少学生(国际留学生除外)都没有奖学金,他们都是向政府贷款,而且当时的贷款利息高达百分之八(现在变了,全日制读书的学生贷款不要利息,但书一读完就恢复了高利息)。不过,新西兰政府规定,贷款读书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薪水没有达到一万四,这钱就不用还;如果年薪超过了一万四,政府会自动从你的薪水里一点一点地扣,总之不会让你的生活有什么大的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学生读完书后,干脆一走了之,所欠的款基本上就成了死账。 尽管如此,我不愿贷款。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放牛娃”的思想:无论是欠私人的钱还是欠国家的钱,总之一个“欠”字就会让我不舒服。 从东亚系里出来,我径直跑到奖学金申请办公室,拿了一套表格,准备与注册博士( PH.D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同时申请。 我必须准备好一大堆中英文材料,它包括我在中国从中学到大学所有的成绩单、原硕士导师的推荐信、毕业证书和文凭等,所有这些必须要原件,并附上英文译本和公证书。同时,我还要提供新西兰教育机构对我的硕士学历评估书原件、IELTS成绩单原件、一封在新西兰的朋友对我的推荐信等等。 这些东西虽然繁琐,但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我必须提供一个完整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大纲,它包括:内容提要、研究要点、资料来源、辅助材料和查询途径、论文章节与标题、完成论文时间表等。同时还必须列出尽可能详细的参考书目。怀卡多大学学部委员会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都十分看重这份大纲。 1999年10月28日,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弄好了长达五十多页的研究提纲、并准备好了一切材料兴冲冲地跑去见导师时,不巧,他因事出国了。而每年奖学金评审的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 换言之,我只有三天的时间让导师在我的研究大纲上签署意见并写好推荐书。如果没有这些,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更不幸的是,那天正好是星期五,这样,要做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我一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东亚系秘书很同情我,立即找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当即审核我的大纲,他们看完很满意,提了一点意见后,就以系里名义签署了很高的评语。 但是,我还必须得到导师的推荐信。幸而导师的夫人也是东亚系的老师(她后来实际上成了我的第二导师),秘书帮我联系上了她,她答应打电话给导师。结果导师口述,她记录,写完后传真给导师签名,再由她直接送到奖学金评审办公室。 真不容易啊!办完这一切,我就只有等的份儿了。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终于收到了怀卡多大学的书面通知:我荣幸地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这意味着,在我攻读博士的三年间,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有一万二千新币的生活费。 我的导师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他们东亚系十余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如今,我已经在怀卡多大学攻读了两年半的博士。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出初稿,并利用空余时间给国内报刊写了些专栏文章;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和一部新的散文集也即将出版。 可以说,我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很充实,每天都有希望。从“放牛娃”到洋博士,我的梦正一步步变成现实!文/聂茂(新西兰) 栏目编辑/段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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