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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牛娃”到洋博士的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03/01/14 11:15  神州学人

  一、我能在这里圆梦吗

  “新西兰,我来了!”

  1999年3月31日上午十时,当波音747客机在奥克兰国际机场稳稳降落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喊道。尽管因为时差的颠倒和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已累得疲惫不堪,但是
,我依然清楚地感受到激动和兴奋的情绪像火焰一样在我的心里猛烈地燃烧。

  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我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响起自己对自己的真诚祝福;同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那天,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还夹杂着阵阵海风。接我的朋友笑着说,你初来乍到,淋一场大雨,这意味着你到新西兰将会发大财。

  “我不是奔发财来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圆梦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然而,圆梦的路是何其艰难啊!

  我没有在奥克兰这个国际大都市停留一步,而是匆匆起程,直奔汉密尔顿市。因为这个城市有新西兰著名的怀卡多大学,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大学读完我的最高学历。

  朋友们都说,汉密尔顿这个花园城市是读书的最佳去处。

  从奥克兰到汉密尔顿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大雨一直没停,我的心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事实上,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我望着到处悬挂的像音符一样扭动的英文字母,听着人们叽哩瓜啦地谈笑风生,这种紧张就已经抬头。特别是接我的朋友在交谈中因为无意识地夹杂一些英文,见我听不懂后,又很同情地用中文重说一遍,我感到这种紧张正慢慢转为一种恐惧。

  在朋友家匆匆吃了一顿中饭,朋友将我送到一个公寓后,就走了。因为是与别人合住,我仅有一个空无一物的房间。同住的朋友借我一个床垫子,我把它往木地板上一铺,就昏头昏脑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一醒来,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特别亮丽。时差反应还没有消失,口苦肚饿,头重脚轻。同住的朋友已经上班去了,四周静极了,只有阳光和鸟儿在树枝间和草地上自得其乐地歌唱。

  我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两块方便面,就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先到附近一家印度小卖部买了一张汉密尔顿地图和一张《怀卡多时报》。回来后,一边查看英汉字典,一边研读地图和报纸。但是,琢磨了一整天,还没理出个头绪来。

  在随后的半个多月中,我几乎每天都步行上街,一方面熟悉地形,一方面了解情况。根据朋友的指点,我先去税务局登记了税号,因为在新西兰,没有税号,就什么事都办不成。拿到税号后,就立即去银行开帐号,到市公立图书馆去办理借书卡,去福利局办理医疗卡等等。我还七拐八弯地找到了市失业登记处,也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想要找的工作。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找工作,只想到大学读完博士再说。但这里的朋友们都说,去登记吧,没错。后来才知道,这一登记,让我得了不少好处,比方住房的优先和减价,免费的英语学习,和不时寄来的有关工作空缺的信息等等。

  与人“share(共住)”房子,有诸多不便。没有车子,每天步行不仅效率低,还累得贼死,很不划算。必须尽快摆脱这种困境。于是,我从当地《路特报》的分类广告上找到了一个一房一厅的“unit (共墙垛的单元房)”,并很快搬了过去。新家除了厨房的电热炉灶、洗衣机和小冰箱外,桌子、碗筷、床铺和床上用品都没有,我必须尽快地买好它们。房间的电话必不可少,我又到电话公司选了个吉祥号码。这里选吉祥号不花一分钱,洋人朋友很理解我们的文化差异,一听是来选号的,他们就将所有储备的号码都弄出来,任你选择。在这儿办任何事,都能让你感觉到被尊重和被关爱的温暖。语言不通没关系,你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说,或者写在纸上,再不行,他们就会替你免费叫一个翻译来。总之他们要让你真正感觉到,你是一名纳税人(税号就是证明),你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日子过得真快,在我还没有完全投入到这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时,一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作为过渡,我先到一个英文补习班去听课。每周两次,每次两个钟头,重点是练习听和说。当时,我听不懂,也说不好,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聋哑人,心情压抑极了。

  一天傍晚,我上完课,准备开车回家时,我突然发现车子无法发动起来,一检查才知道,由于我忘记关车灯,蓄电池里的电已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不知怎么办,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谁能帮我?

  就在这时,一个过路的洋人见我站在车边,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他立即走过来,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打着手势告诉他车子发不动了。他掏出手机问我是不是应该叫“police(警察)”来帮我处理,我一听“police”(谢天谢地,这个单词我听懂了)心里就发毛,因为我是无照驾车,警察来了,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谢绝了那个洋人的好意,但我用他的手机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一会儿,朋友来了,用他的车子帮我发动了车,为了让车子充足电,他还开着我的车到高速公路上奔驰了半个小时。

  回到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那天晚上,我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天花板,耳边不停地响起那首熟悉的旋律:“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想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我问自己:我远离亲人和朋友,飞越万里,来到这片白云升起的土地上,我能在这里圆梦吗?

  二、从零开始

  两个月后,当一切都安顿下来,面对语言障碍,我突然感到十分恐慌。我怕接洋人电话,也怕与中国人交谈,因为这里的中国人英语都讲得“倍儿溜”。有时,我一整天闷在家里,一言不发。失语的痛苦让我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在中国,你过得好好的,干吗要出国?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报社记者,作为一名出书多部、人气渐旺的青年作家,作为全家唯一一个“吃皇粮”的人,你远离年逾古稀且疾病缠身的双亲,值得吗?

  但我清楚自己的梦,我既不是来这里领福利的,也不是来这里休闲的,更不是来这里养老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梦想长出了翅膀。人生能有几回搏?

  一切从零开始。我报名参加了语言学院的正规学习,通过考试,我被分在“level four (第四级)”。我们班上共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瑞典和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16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十分紧张,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止,中间除了有个一刻钟的“morning tea (早茶)”和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外,其余的时间都在教室里读、写、听、说,轮番上阵,直轰得你头昏脑旋,眼冒金花,满头满脑都是像马蜂一样嗡嗡作响的英文。

  我的英文底子很薄。在国内,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只上过三年卫校。后来报考文科研究生时,我凭着农家孩子的蛮劲,死记硬背,用超强度的脑力劳动硬是顺利地闯过了关。读研究生时,也只有一年的英语基础课。可以说,我的英语水平主要还是靠中学时期打下的底子,而且国内的英语教学,重语法、词汇,轻听力、口语,换言之,学的是“哑巴英文”。我的英文之差由此可知。

  记得我刚到语言学院时,由于听不懂、说不出,我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一个叫山本的日本学生对我尤其不敬。有一次老师分到我与他搞派对,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我“对话”(所谓“派对”实际上就是两人一组练习对话)。老师有些惊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竟直通通地说,我说的不是英文。说得我脸红耳赤,又恨又气。老师只好抱歉地对我笑笑,将我派对到与一个叫“松”的中国小青年一组。我以为同为中国人,“松”会照顾一下我的面子吧,谁知他说出的话更气人,他说我的乡音太重,学英语应该从音标开始,否则是浪费时间!我听后欲哭无泪,无地自容。

  我知道,人穷难免志短,人没知识就难免不遭白眼。

  为了尊严,为了那个长出翅膀的梦,我别无选择,只有用蛮力和毅力,豁出去,与心高气傲的同学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三、从班上的最后一名到全班第一名

  语法、词汇不是我的弱点,我的弱点是听和说。为了提高听力,我买了一个小收录机,将国内带来的两盒“情景会话”磁带对着课本反复听,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乃至五遍、十遍。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收录机放到枕头上,通宵不关,听不懂也让它响着。据专家说,要想提高听力,除了有意识地听之外,无意识地听也很重要。这就像婴儿的胎教一样,你不停地“熏陶”,脑细胞会自然记录下来,当这种“记录”达到一定的量后,脑细胞就会做出反应。

  刚开始这么做真受罪,晚上压根儿睡不了觉。新西兰的电台节目几乎都是“电话对答”。那“呱啦呱啦”的声音像冰硬的石子一样,“砸”得我脑门钻心地痛。但是,“砸”久了,“砸”多了,脑袋“砸”得麻木了,效果也就“见”出来了。我感觉自己不但慢慢地能抓住会话中的关键词,而且有时能抓住整个句子。我多次在响着的收音机声中进入梦乡:我懵懵懂懂,怎么人家说的话我半懂不懂呢,折腾了好一会儿,醒来了,才知道是梦。

  每天清早,不管多么疲劳,我也要挣扎着爬起来,站到门口大声读课文。为了纠正自己怪怪的发音,我将它录下来,对着标准音反复比较、练习。我每天还坚持看电视,一边看,一边跟着人家说。读多了,念顺了,慢慢就好了。

  同时,我把自己“抛出去”,去公园、银行、车站、码头,以问路为名,找人聊天。而去得最多的还是教堂。只要你显得对上帝有兴趣,教友们就会不厌其烦地解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发现这种有主题的“会谈”特别容易“沟通”,有时你不懂某个单词的意思,可人家一说,你立即心领神会,不仅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懂得了它的用法,而且难以忘记。

  新西兰人在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俗语,这些俗语你从字典上不一定查得到,即使查到了,那意思也一定有出入。比方,“catch-22”,这个词十分口语化,如果你不同当地人打交道,你就一定不清楚它是“进退两难”的意思。新西兰英语更接近英国英语,而我们在国内学的又有点偏重于美国英语。有时你明明说了一句自以为很地道的英语,可人家不明白你的意思,通过解释,你才明白,你说的是美国英语。

  我在语言学院的学习属强化训练。有一堂课叫“presentation”,它要求每个学生用自己的口头语言讲述一则新闻、一个故事或一篇调查报告。讲完后,还要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这堂课让我有些为难,讲新闻,讲故事,若用中文讲,讲多少都没关系。可是用英文到台上去“表演”,难度太大。但我并没有畏惧。故事我有的是现成的,随便抽出一篇,先将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背下来,再慢慢地、绘声绘色地讲出来,不就行了吗?

  我这样做,虽然用了一点蛮劲,但效果很好。也许直到那天,老师和同学们才真正发现我的英语大大提高了。

  从此以后,我的自信心也慢慢恢复了,上课的时候,我不再是“聋哑人”,而是积极提问,大胆参与。因为不懂而闹出了笑话也没关系,“懂了我还到这里来学习吗?”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个日本学生山本和中国小青年“松”对我的进步半信半疑。在一次听力训练课后,山本对“松”说,“Does he really understand?(他真的听懂了?)”“松”则轻蔑地说,“He is just good at guess.(他只是会猜罢了)。”

  不巧他们的嘀咕被我听见了。山本显得有点尴尬,而“松”则挑战似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会找他们的麻烦。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就昂着头,从他们身边平静地走过。我想,我与他们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经历,与他们计较太没意思了。

  在期末关键性的综合考试中,我一举夺得了98分的最高分,由班上最后一名一跃成为第一名。当老师宣布这个结果并向我表示祝贺的时候,全班同学掌声雷动。

  我刚硬的心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我没有天赋,但我付出了别人五倍、十倍乃至更多的努力。每天早上,我口里的血丝和满脑的胀痛就是证明!

  就在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山本会跑到我的身边,跟我激动地拥抱,并真诚地为他过去的行为道歉。他大声说,“你是强者!你创造了奇迹!我敬佩你!”

  那个叫做“松”的小青年也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哥们,你真行!我服了你。放学后我请你去吃比萨吧!”

  四、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我坚信这一条真理。

  当语言的“拦路虎”被我的汗水和毅力驱赶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没有松懈半步,甚至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我便立即向自己既定的目标发起冲剌——“进军”怀卡多,攻读博士!

  1999年8月的一天,我兴冲冲地跑到怀卡多大学东亚系,直接找到系主任即后来我的导师,诉说我的愿望。导师首先问我的英语水平怎么样,我告诉他我的IELTS (雅思)总成绩达到了6分。

  导师迟疑了一下,便问了我在中国的“experience (经历)”。我如实地告诉他,我曾在医院工作过两年,后又在省报做了四年半的编辑、记者,在文学创作上有些成就。说完,我就将自己在国内出版的六部著作和一大摞获奖证书送到他面前。导师看了后很吃惊,也很高兴。

  随后,导师客气地说,你的经历很丰富,成就也大。你要来这儿读书,我们很欢迎。但你必须按照正规途径向校学部委员会提出申请。学部委员会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对你进行全面评估,合格了自然就会录取。

  临走前,我问了一下有没有奖学金以及怎样申请。导师为难地说,学校奖学金倒是有,不过名额极为有限,尤其是文科的名额就更少,当然你也不妨试一试。

  导师见我不吱声,又特地问:怎么,要是没有奖学金,你就不读博士了吗?

  我会好好考虑的,我说。

  我知道,不少学生(国际留学生除外)都没有奖学金,他们都是向政府贷款,而且当时的贷款利息高达百分之八(现在变了,全日制读书的学生贷款不要利息,但书一读完就恢复了高利息)。不过,新西兰政府规定,贷款读书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薪水没有达到一万四,这钱就不用还;如果年薪超过了一万四,政府会自动从你的薪水里一点一点地扣,总之不会让你的生活有什么大的影响。更有甚者,一些学生读完书后,干脆一走了之,所欠的款基本上就成了死账。

  尽管如此,我不愿贷款。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放牛娃”的思想:无论是欠私人的钱还是欠国家的钱,总之一个“欠”字就会让我不舒服。

  从东亚系里出来,我径直跑到奖学金申请办公室,拿了一套表格,准备与注册博士( PH.D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同时申请。

  我必须准备好一大堆中英文材料,它包括我在中国从中学到大学所有的成绩单、原硕士导师的推荐信、毕业证书和文凭等,所有这些必须要原件,并附上英文译本和公证书。同时,我还要提供新西兰教育机构对我的硕士学历评估书原件、IELTS成绩单原件、一封在新西兰的朋友对我的推荐信等等。

  这些东西虽然繁琐,但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我必须提供一个完整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大纲,它包括:内容提要、研究要点、资料来源、辅助材料和查询途径、论文章节与标题、完成论文时间表等。同时还必须列出尽可能详细的参考书目。怀卡多大学学部委员会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都十分看重这份大纲。

  1999年10月28日,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弄好了长达五十多页的研究提纲、并准备好了一切材料兴冲冲地跑去见导师时,不巧,他因事出国了。而每年奖学金评审的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

  换言之,我只有三天的时间让导师在我的研究大纲上签署意见并写好推荐书。如果没有这些,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更不幸的是,那天正好是星期五,这样,要做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我一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东亚系秘书很同情我,立即找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当即审核我的大纲,他们看完很满意,提了一点意见后,就以系里名义签署了很高的评语。

  但是,我还必须得到导师的推荐信。幸而导师的夫人也是东亚系的老师(她后来实际上成了我的第二导师),秘书帮我联系上了她,她答应打电话给导师。结果导师口述,她记录,写完后传真给导师签名,再由她直接送到奖学金评审办公室。

  真不容易啊!办完这一切,我就只有等的份儿了。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终于收到了怀卡多大学的书面通知:我荣幸地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这意味着,在我攻读博士的三年间,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有一万二千新币的生活费。

  我的导师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他们东亚系十余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如今,我已经在怀卡多大学攻读了两年半的博士。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出初稿,并利用空余时间给国内报刊写了些专栏文章;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和一部新的散文集也即将出版。

  可以说,我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很充实,每天都有希望。从“放牛娃”到洋博士,我的梦正一步步变成现实!文/聂茂(新西兰) 栏目编辑/段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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