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千方百计去圆自己留学梦的时候，他们也许并不知晓，是谁在他们刚刚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年月——即中国拨乱反正之初，率先提出了打开国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有机会求学海外、打开生活的另一扇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别样的人文、领先的科技和管理。

　　他，就是深受年轻人熟悉的化学家、经济学家温元凯教授。做为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

之一，他也把前沿的科技、金融投资和资本运营的理念带回国内，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直谏邓小平恢复高考外派学生

　　在温教授塞满了书和文案、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和教授面对面，我最深的感触是：越是知识渊博、有名望的人，就越发地平易近人。他仿佛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在和记者一起分享他的智慧、知识、理念和感受。从这位20多年来几次站在中国社会发展潮头浪尖的学者，把握21世纪赢家战略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的身上，记者看不到丝毫的张扬、炫耀与霸气，扑面而来的是一派平和与务实——平和的心态、平和的为人与做事的实实在在、一板一眼。站在科学家、投资家的角度，温教授畅谈他当年直谏邓小平的初衷，以及对今天方兴未艾的自费留学的独到见解。

　　记者：1977年8月，您在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直谏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制度和对外派遣留学生，从而改变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在当时，这是颇具前瞻性眼光的。那么，您提出这一提案基于怎样的考虑？

　　温元凯：1977年，邓小平复出刚5天，就于8月3日到5日召开了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与会的33位全国科技界代表，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家，有郭沫若、苏步青、周培源、金善宝、黄家驷等等。当时“文革”刚结束，老先生不太敢发言。我最年轻，只有31岁，血气方刚。在邓小平助手的启发下，我成为第一批敢于发言，反映科技教育界问题的发言者，并鼓起勇气提出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和对外派遣留学生的设想。此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赞赏，被当场采纳。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教育和科技，在于走出去和引进来。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设宴会，我给邓小平敬酒，他对我说：温元凯，你是这次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到我这样的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句话激励着我到现在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国家、社会、民族做点应该做的贡献。

　　高考制度就从那年恢复了，这是拨乱反正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建议的出发点很简单：建国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比较对立的地位，1971年毛泽东主席的乒乓外交才真正改善了中美关系，这是有战略性考虑的。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它代表着世界科技和管理水平的最前沿。“文革”使中国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的封闭政策也使我们的经济、国民素质、人才素质都落后了世界先进水平很大一截，而且还夜郎自大。作为直接或间接了解这些情况的知识分子，我们对此很焦虑。

　　能有机会参加最高级的国事座谈会十分难得，所以即便是冒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也应位卑未敢忘忧国，建议中国能打开大门，让优秀的青年人到世界上经济、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去留学，把最新的科技、管理制度学回来，目的是使我们的国民素质、管理人员的素质、科技人员创新的素质迅速拉近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两个建议的巨大效应如今已突显出来，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而这批人正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中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出国留学是青年人的选择权利

　　记者：从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近几年出国留学人数的猛增，我国学生海外求学的途径已经从以公派为主转向自费为主，您对目前的留学热怎么看？

　　温元凯：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国留学主要是公派，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不能想去就去。今天，留学已成为一般家庭可以考虑的事情了，青年人对此有了主动权、有了更广范的选择，也有了更多的个性发展的机会。这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利的。

　　记者：同前些年比，近来国内学生选择的留学国家趋向多样化，选择专业的面也宽得多。从学成回国就业或创业的角度看，您认为学生在选择留学国家和所学内容上应考虑哪些问题？

　　温元凯：选择留学的国家和专业，应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考虑，即什么是国内最需要的人才，显然，选择留学国家和专业就应从这方向考虑。比如，国内目前缺少高级管理人才，如果有资格到国外读MBA，回国又能本土化，就能成为高级管理人才；国内缺少金融人才，如果能到海外学金融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可以当金融方面的总管；国内缺少资本经营的人才，到国外学资本经营，回国后经过努力就可以当CEO。由于国内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又缺少很多专门人才，如注册会计师、理财顾问、医院管理人才等等，甚至专科医生，像高水平的牙医，胸外科、心脏外科、脑外科、眼科医生，还有各个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要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验、学习国内还没有的东西、学有专长，回国后就能有比较好的发展。

　　设计人生为什么去留学

　　记者：留学生应怎样给自己定位？

　　温元凯：留学的目的很重要。我首先批评留学中的一些倾向：一是完全盲目的留学，“留学就是目的”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留学是手段；二是留学镀金，不注意这层“金”是什么，只要离开中国就行。这都是留学认识上的误区，这些人到了国外大多一事无成，就是拿到个学位，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有相当比例的人，在国外只是“惨混”。

　　留学要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不排除将来留在国外最好的研究中心、大学做教学、研究，能把科学技术推到最高层次，成为世界某些学科的尖子、带头人，进攻最高的科学奖，像诺贝尔奖，为国争光，成为世界“科学锦标赛”的冠军，这非常好。但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更加广阔的前景应该是学成回国，为中国还落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出力；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所以，留学生要把握好这难得的“中国机会”。

　　出国留学值还是不值

　　记者：时下不少人把留学看成是一种投资，有相当一部分准备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认为，在国外学几年、拿到国外大学的文凭，回国就业或创业就有了“通行证”，自费留学的高投入必定带来学成后的高产出。您对此怎么看？

　　温元凯：总的来看，这是对的。你具有国外正规高等院校的专业文凭和证书，目前在国内就业或创业是优先的。国内市场很需要拥有货真价实的美国注册律师证书、投资顾问证书、IT证书的人才，有了它，在国内绝对是有了一张很好的通行证。但是，文凭不完全等于“本事”，证书也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需要学以致用。如果学生从书本到书本，即使留学投入很高，也很难获得较高的回报。所以，证书不一定都能换来高薪。说到底，企业给你出多大的价钱，在于你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所做的贡献。如果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高，当然就能得到比别人高的待遇，而且，将来企业的用人也会越来越注重实际能力。

　　记者：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考虑，选择留学是不是具有风险性的行为？以目前多数自费留学生一年10万-20万人民币的普遍花费，和他们日后可能得到的收益折算一下，您觉得自费留学值不值？

　　温元凯：早期留学普遍是值得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借助公费、奖学金及各种资助的留学生，回来后做为高级管理人员，其社会地位和薪酬都会稍高一些，当时的差距还没现在这么大；今天的差距就很大了，如果留学生能在国外学到真才实学，能做一个规模企业的高级主管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士，能拿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甚至不比在美国相应位置年薪少，更不用说自己创业。对在国外真正提升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留学生来说，自费留学的巨额投入是值得的。

　　记者：留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您觉得留学的账应该怎么算？

　　温元凯：从创业的角度看，大部分留学生在海外几年工夫，从一个丝毫没有创业感觉的人，到了对创业价值的认同，包括思想准备，这是相当一批留学生在海外得到的更加重要的价值的提升。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留学生从海外学回来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有创业的观念和对人际关系认识上的提升、合作规范认识上的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升和留学资源面的扩大，这是留学更高的价值。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留学投资和回报的账就不单单是经济账了。对留学生来说，努力的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对一个人学业的进步和心灵的滋养所起的作用，是美好的结果乃至成功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能全方位地努力提升自己，留学就是值得的。因为，努力本身是美好的，而耕耘终将会有收获。

　　我们现在更应该提倡的是：出国留学如何能使自己得到更快的提升。这和个人的悟性、学习方法、视野有关，这些方面在国外也少有人指导。如果自己好学，又能找到名师的指点，会提升得比较快。如果是稀里糊涂地混下来，就不会有什么提升；现在有些海归派的声誉不是很好，这是海外留学生应注意的。

　　努力本身就是美好的

　　记者：您觉得留学对人一生机遇和命运的改变有什么影响？

　　温元凯：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的因素，能拿到一个文凭、提高一点能力。以我本人为例，我于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留学，最早回国工作、创业，实施过改革，更主要的收获是观念的更新，是洗脑，是境界的全然提升，包括看问题的高度。留学经历也把我的心态锻炼得非常平和，不管成功失败、遭到什么挫折，努力本身就是美好的。

　　1980-1982年，我到法国居里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学习量子生物学，回国后开创了中国的量子生物学，成为国内第一批量子生物学家，写了第一本专著和教科书，开了第一门量子生物学课程。于学术领域走向学术领导人，在使中国的某一领域、层面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接轨方面，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1992-1997年，我到美国做访问教授，其间在华尔街工作了三年。回国后投身到金融投资领域。我是个善于把握机会、感悟能力很强、不断研究社会需求的人，闯荡华尔街也是一种留学、是改行，对一个40多岁的人来说，职业生涯出现那么大的跨度跳跃，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结交了几百位世界各国的投资银行家、金融家、企业家、战略家。我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因为华尔街金融、投资银行，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而在华尔街有过三年经历、又回国工作的人，全国不超过十个，我是其中之一。我能够把在世界金融中心学到的最尖端的金融技术、把华尔街宝贵的金融运作、资本运营经验介绍给国人，为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出力，这样做可能要比当一个化学家对国家的贡献大得多，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第二次留学奠定了我的回国创业，改变了我曾经的人生轨迹，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推动国家经济浪潮的前进。

　　塑造人才的“五Q”论

　　记者：您认为年轻的留学生应如何尽快适应海外的学习、生活？

　　温元凯：不少学生不能很快地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毛病：注重传授知识，忽略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教育的目标，留学同样如此。留学生要加强自己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的提升，这是留学生到海外最重要的。

　　我看到非常多的中国学生在海外啃书本，啃了若干年啃不出什么东西来，甚至找不到工作，碍于情面又不愿意回来，在国外无奈地惨混。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去年在第五届北京高新技术科技博览会上提出了“五Q”教育思想。即培养智商IQ，加强创新教育；培养情商EQ，即学生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培养逆境商AQ，即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意志、毅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心态的调整、提升；培养领导力商数LQ，即学会管理人，成为领袖和领导人，包括企业、团体的领袖；培养财商FQ，即学会理财、投资，学会做《穷爸爸富爸爸》里的富爸爸的孩子，甚至创业、把企业做大。留学生同样需要在这几方面塑造自己。

　　记者：您觉得留学生融入当地社会有无必要？

　　温元凯：很有必要。首先要语言过关，这当然不仅仅是托福考了600多分，更要与人交往，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人家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但是，很多人变成了完全西化，那样你与当地人比就不具有优势了，而这些人回国后又有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三句话就讲美国怎么样，半分钟就有个OK，引起国人反感，自己也很难成功。

　　记者：您以后是否会涉足指导留学领域的事业，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温元凯：留学咨询这个话题正在日益受到关注，我认为自己是有资格做这方面工作的。我在一所名牌大学工作过19年，从助教到教授、省教委副主任，在全国200所大学做过讲演，我相信自己对青年人有巨大的影响。我到过30多个国家，有丰富的案例和体会，来为年轻人指点他们的人生、职业生涯。国外在中学时代就有升学指导、职业设计指导、生涯规划指导。所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希望能把这项内容做为一种事业，甚至是商务运作，来为更多的年轻人避免误区提供宝贵的经验。

　　记者：您对留学中介怎么看？找中介应注意什么？

　　温元凯：目前的留学中介比较混乱，骗人的也不少。因为是一哄而起，有一段时间利润也不低，商业趋利，致使部分不具备资质的人也出来做留学中介。教育部及有关部门也在不断整顿。我相信在目前整个留学服务中，越来越需要的是诚信，谁能做到诚信，谁就能站得住脚，最终也能赚到钱。那些靠骗人、靠误导的中介，不仅将来赚不到钱，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学生在进行留学咨询时，应找有经验的人陪同和指点他们找留学中介，找出过国的、特别是到过那个国家的人。比如说，如果要到美国、欧洲留学，找我咨询的话，我就会给国外打个电话，问问学生要去的那所学校情况怎么样。当然，在这方面，学生和家长要心态平和，即便是遇到点挫折，稍微交一点学费，包括人生的学费，也不要大惊小怪，失败本身也是一种经验。但要善于总结，像平时买东西一样，尽可能多问几个人，你就会买得好一点。

　　记者：留学生将怎样把握中国机会？

　　温元凯：我希望通过《海外求学》杂志，向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呼吁：中国机会是百年难遇的。我认为，当前是海外留学生回国工作、创业的最好时机，也是已经回国的人调整思路、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最好时机。本刊驻京记者／陈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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