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菊

　　又一个学期渐进尾声了，在最后一节中文课上，我说，“美国作家ThorstenWilde曾说过，当一个人学一门外语时，他也是在向另一个文化脱帽致礼，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汉语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也是你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希望下个学期还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坐在下面的是我的12名德国学生，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从18岁的中学生到60几岁的退休老师不等，但都对汉语充满了好奇，对中国文化极其仰慕，这也是我为什么能一年来在德国的成人大学开办汉语班的原因。

　　说来好笑，当时我毛遂自荐地要教中文时，大学课务负责人立刻忠言相告说，对汉语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不如开一门烹调课，这种课是供不应求的。开烹调课不是我的初衷，我也对此不感兴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烹调只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小部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极想通过学汉语更深刻地了解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文化的。果然不出所料，不久，这个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请求我开这门课。这样我便开始给一群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讲汉语，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我原来一直以为汉语简练，语法条框不多，应该好学。渐渐地我才明白，由于汉语与所有欧洲语言相差甚远，所以初学者往往难以跳出母语习惯而采用一种全新的“中国”逻辑思考方式，这还真不简单。比如，西方语言的问句和陈述句有截然不同的语序，而汉语只需在结尾处加一个“吗”，而且这个“吗”又与“妈”同音，西方人的耳朵又分不清汉语四声，对他们来说，你好吗？你好麻？你好骂？都是一样的。难怪起初没有一个学生赞同我说中文好学。

　　其次，成人大学是德国人的业余消遣。既然是以兴趣出发，做老师的就要设法让他们学得轻松愉快。可是翻遍所有教材，都是给准备在中国钻研中国文化的年轻人写的，图书馆、学生宿舍是对话的基本背景，我心里清楚，这样学无所用，要不了几次，肯定有一半的人要打退堂鼓。于是我除了书上的对话外，又设计出了我特殊的教案。重点是把生词用在一个更切实可行的背景，比如，在商店里、在中国饭店里等，从而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风俗。另外，每周我都细心选出一个简单易懂的格言。学生们非常感兴趣。从“吃一堑，长一智”讲到“吃”在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所谓“民以食为天”。又由此推论那些本和吃本毫无关系的用法的来由，比如吃醋，吃亏，吃惊，吃力……真是举不胜举。他们惊讶于中国人想象力的丰富。

　　除了注意保持他们的兴趣外，另一个要点是帮助他们克服遗忘。因为每星期才上一次课，又没有任何汉语语言环境，所以造成学的没有忘的快的现象。我的学生们几乎个个追求完美，一个字不仅要会认读，还要会写，而这不是件容易事。只需想一想中国解放之前有多少文盲，我们一生中又有多少时候提笔忘字就可以想象一个外国成年人要具备怎样的恒心来克服遗忘。我做了生字卡片，人手一份，鼓励他们每天瞄一眼。又另外准备了一套上课用。我会给他们一些汉字，让他们自己组成有意义的一句话，进行分组比赛，看哪组做得快。遇到问句，还要想出怎样回答。他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你一言我一语，而我“冷眼旁观”他们怎样“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破译出一个字，他们都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正在收获一份硕果。虽然他们对破译神秘的汉字最感兴趣，我还是鼓励他们通过听来加深记忆。我给他们录制了用生词对话的录音带，让他们每天听一听。后来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每天早上就是伴着我的中文磁带开车去上班。我听后洋洋自得可想而知。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虽然现在他们只会造一些简单的句子，但是我相信，不需多久他们将会写简单的文章。而当他们去中国时，一定会为自己不是一个汉字不识、茫茫然而由衷高兴，或许他们会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粗略了解而试着用中国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更理解许多本来在洋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对中德文化的交流，对中德人民的相互理解其实是进了一点微薄之力了。

　　最后，我还有一个希望。对外国人的中文教育并不是一件新事，可是几十年来，课文对话大同小异，内容并不十分吸引人，离真正老百姓的日常用语有一定距离，练习也比较枯燥。这些都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我相信，通过各界人士的努力，这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有切身经验的同仁不妨群策群计，让中文教育办得更好，以不辜负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和不断高涨的学汉语热潮。(寄自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