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加兴小镇上的天文研究所

在爱尔兰北方小镇邓多克，中国学生冒雪去上计算机课。

　　半个世纪以来，各国的留学政策不断放开，而中国学生的留学道路似乎越走越窄：去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城市、去“镀金”！一些优秀的中学、大学逐渐变成留美、留英的“预备班”，而只要得知有哪所英美高校来华招生，立刻会有成群结队的家长和孩子蜂拥而至。这确是中国留学的怪现状。

　　不过，记者也发现有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虽然也负笈海外，但留学的地方却是不为人熟知的异国小镇。

　　从古巴猪湾北部的小镇哈奎格兰，到爱尔兰北部边陲小镇邓道克，再到德国慕尼黑郊外的加兴小镇，一群留学生远离尘嚣，在加勒比似火的夏日气息里，在披上暴雪外衣的麦田边，在悠扬如天籁的爱尔兰风笛声中，他们探索着诸如宇宙学、软件开发、医学等艰涩专业。殊不知，这些还是小镇所在国家领先世界的“拳头专业”！

　　到全是麦田的小镇研读“宇宙学”

　　12月22日，平安夜临近，德国暴雪。

　　刘畅独自走在德国小镇的田间小径上。说是小径，其实就是一条泥路，与隆冬的大雪混在一起，走在上面可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不过，别小看这条无名小道，它是镇上几个科研院校与小镇中心相连的要道，往来其上，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与从世界各地来到小镇做科研的“科学怪人”、“学术大牛”撞个满怀。

　　一个多月前，经过13小时的飞行，刘畅提着一箱子的羽绒服和在中国购买的各种降火、止泻的“土药”，来到这座德国小镇——加兴(Garching)。加兴小镇位于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的北郊，面积极小，人口仅万余，以至于刘畅对加兴的第一印象是：“荒凉！市中心很小、商店很少、房子很矮”。

　　这就是“一个地道的乡下”，而她即将在这里开始一段别样留学：在一个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宇宙学”研究。

　　从大学本科报考天文系开始，这已经是她正式走上“天文路”的第7个年头。

　　“小时候，不知是谁塞给我一本科幻书，天文的种子就此播下。”初中时，刘畅尽往城郊的天文台跑。考高中时，区里有两所重点高中，她毅然选择了那所离家远的高中，理由是：“它有天文台！”高中三年的课余时间，她几乎都窝在高高的天文台里，摇动巨大的望远镜，对准太阳，记录太阳黑子的运动情况。圆鼓鼓的天文台里没有空调，这“聚焦”太阳的地方，除了冬天犹如暖房，其余时间与烤箱无异。

　　考大学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文系，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年，为了追寻宇宙之谜，刘畅去过包括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的不少地方，不过出入的都是大城市。因此，在得知能去德国小镇留学一年时，刘畅愣了一下：“小镇、天文、宇宙奥秘？有什么关系？”

　　她没想到，全世界很多“科学怪人”正在小镇聚首。初到小镇一个月，刘畅认识了印度人、泰国人、韩国人、波兰人、英国人、德国人等，都是“天赋异禀的天文怪才”。她惊叹：小镇上的天文怪才“密度高得惊人”。

　　各个国家天文领域的研究生、学者、科研人员，怎么会聚到一个放眼望去全是麦田的欧洲乡村小镇？这里，田间闲适的老农、露天酒吧里唱歌跳舞哈翻天的小镇村民，竟会与一群满脑子数据、方程式、黑洞、玄理论的科学家和谐相处！

　　这里面还真有一段趣闻。上世纪80年代，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总部要从瑞士日内瓦迁到德国慕尼黑，无奈身为德国经济、工业重镇的慕尼黑早已腾不出地方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搬到加兴小镇吧！”德国人说。欧南台的人听了可不乐意，“要我们从世界名城日内瓦搬到乡下？落差太大。”德国人赶紧圆场，“别急，我们再找两个所来陪你。”于是，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马普地外科学研究所入驻加兴小镇，随后是：等离子体研究所、欧洲空间局分部、慕尼黑工业大学理科部……至今，小镇居民和各国留学生还会传诵这段“科技发家史”。

　　不过，兴许是天文学家生性低调，即便有众多天文机构“大佬”进入，加兴小镇除了多了几个在当地人看来怪诞的、“可能只能与外星人对话”的建筑外，一切还是像从前一样，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没有大型商业设施，总之，乡村依旧。事实上，联通慕尼黑等外部城市的地铁，也是在2005年才开通。

　　对刘畅来说，生活开始回归原始——每日往返研究所和租借的房子，交通基本靠走。早上8点半出发，步行30分钟到所里。晚上，冒着欧洲的鹅毛大雪，藏在大衣围巾和帽子里，一个人走路回家。小镇留学就此开始。

　　揭开慢生活与科技进步“函数关系”

　　刘畅的专业是“宇宙学”，就是观察“天空中米粒一样大小的闪光体”。

　　许多人见到刘畅和她的“天文圈”，第一感觉就是把他们和美剧《生活大爆炸》的主人公联系起来——4名加州理工的天体物理学家、在家中的露台上朝月亮发射激光束的“科学怪人”。对此，刘畅翻翻大眼睛，说：“天文系的学生可没这么闲。”

　　“天体物理中，宇宙学直接关系一些本质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来到世界上？宇宙是什么样的？”刘畅说，神秘，在感官上透露着浪漫情愫，但在学术上，可能意味着终其一生无所发现。

　　“宇宙中有一种暗物质，他们在宇宙中的分布是有一定的性质和成团倾向的，那些成了团的暗物质被称为暗物质晕，暗物质晕的中心形成、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星系，包括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尽管是个典型的“工科女”，刘畅却能说会道，且乐于做科普。几年来，刘畅的专业就是使用国外著名星系巡天的观测数据，研究宇宙中的“暗物质”。“每天泡在程序数据里，花几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数值模拟，很可能做不出任何成果，那种绝望感每隔几个月可能都要经历一次。”

　　而初到小镇的她，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她忙得抓耳挠腮，焦躁得都快抓出个爱因斯坦的爆炸头时，老外同学、教授却还能怡然自得地享受小镇的“慢生活”？关键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交出的报告“还真牛”！

　　此前，她对慢生活相当不屑。“慢生活还是留给80%娱乐至死的普罗大众吧，世界需要20%的哲学家、科学家忙白了头发，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眼下，置身于这个被誉为犹如“安徒生童话世界”的加兴小镇，科学青年刘畅开始动摇先前的观念，暗自琢磨起慢生活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函数关系”——这被她列为必须破解的小镇“慢生活”之谜。

　　有此疑问的还不止刘畅。

　　夏祺竣身处爱尔兰一个北方边陲小镇——邓多克(Dundalk)。在国内读了一年大一，他决定“出去走走”，在英国、美国等一干留学热门国家之外，相中了爱尔兰，攻读软件开发。事实上，爱尔兰的计算机专业的确相当强势，素有“欧洲软件之都”和“欧洲硅谷”之称。而在挑选城市时，他跳过首都都柏林，直奔邓多克镇上的邓多克理工学院。

　　与其说理工学院是邓多克小镇上的学校，倒不如说邓多克是理工学院内的小镇。在爱尔兰，小镇林立，人口稀少，而镇与学校谈不上有什么“围墙”，学校老师、学生都住在镇上，小镇一派自给自足的场景，配上悠扬的爱尔兰风笛，就是一副完美写意画。

　　安逸的小镇宽容所有的“随性而为”。镇上大部分人，“9点上班，11点咖啡时间，下午1、2点午餐，2、3点下午茶，5点下班。周末永远不会用来工作！”镇上的年轻学生则喜欢“恶作剧”：站在道路两侧，一旦有哪户人家开门，就朝那个正欲出门的倒霉蛋扔雪球。

　　让夏祺竣不解的是，这群整天松松垮垮的学生，考试成绩总是不错。难道，“慢生活”也是一种生产力？

　　固执的刘畅似乎找到了答案。到加兴小镇两周后，她相继见识了各国“牛人”学生发奋用功的场景：“波兰男孩平时嘻嘻哈哈，擅讲冷笑话，可是一到工作时间就全神贯注，每晚为了节约时间，把麦片倒在酸奶里当饭吃；一个印度学生为了节约时间，索性养成了每天只吃两顿饭、省略晚餐的饮食习惯。”

　　“老外学生也好，老师也罢，是真的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了！像我有时候工作郁闷了，会去开心网、人人网上转一圈，可是他们绝对不会，你随便找个时间去看他们的电脑，总是在工作状态。但在国内，你随便找个时间去看其他同学的电脑，你会发现工作和娱乐的几率是对半开的。”刘畅如同观测到宇宙新发现一般兴奋。

　　末了，刘畅颇具科学精神地补充一句，“不排除智商问题，有些人就是天生聪明，玩玩也能拿高分。”刘畅歪批：有效率的工作与有质量的“慢生活”成正比，她心满意足地搁下了对小镇“慢生活”之谜的破解工作。

　　放慢脚步、放下梦想之外的杂念

　　原本以为自己会适应这里的科研和生活，可是到达小镇三周后，刘畅的“思乡病”严重爆发。当然，不得不提的是，这“思乡病”起初被可爱的房东老太太给克制了下来。

　　那是11月中旬晚上9点，刘畅拖着行李从慕尼黑搭地铁加公交车，一副“洋插队”的样子，按响了小镇上一座漂亮小洋楼的门铃。开门的是个德国老太太，白发苍苍，可惜不会英语。“不管怎样，到家了！”刘畅面带微笑，外加一些手语，总算表达了“我是中国留学生，新来的房客”。

　　房子其实是委托研究所的生活秘书联系的。事后证明，这位德国老太太是个“手语高手”。“这房子之前一直有中国留学生房客，包括我的好多师姐。据说，不通英语的德国老太太就是被这批中国留学生训练成了精通中国手语表达的高人。”如今，老太太不可能一把年纪去学英语，刘畅只能请教德国同事，学会了几句和德语发音相似的短语，比如OK、Danke(谢谢)、gut(好)，当然，大部分时间，这一老一少还处于指手划脚的交流状态。

　　实际上，这幢房子在中国留学生中小有名气，住宿条件被誉为“20世纪最好的”——虽然家具、厨房、厕所之类的设施都很好，可是没有洗衣机、没有微波炉、没有网络——“后者大约都是21世纪才普及的吧，所以这栋房子只能排在20世纪最好的行列，独处异乡的师姐们，幽默感十足。”

　　房东老太太经常会做些蛋糕给刘畅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吃，不过，房东老头有点“小气”。“天冷的时候我们会把暖气开到4、5档，他会在白天时锁回3档，回来我把锁拨开了，第二天他又会锁回去……不过暖气费用确实挺贵的，他虽然小气，但是人不坏。”

　　瑕不掩瑜，这是一座可爱的房子，一对可爱的老人。

　　但不知怎么的，刘畅看着老夫妻，突然想起远在中国的父母。“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而我却一直、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漂在外面。外面再好也不是家。”刘畅出发前，曾不由分说地催着父亲去各家医院检查身体。“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希望看到父亲身体都没什么问题，这样我可以走得安心。”

　　“大学刚毕业时，身边的很多同学都还是学生，大家没什么大的不同，可是现在大学都毕业3年了，读硕的同学也都毕业、工作了，我还在异乡漂泊，想到这里有点想逃回家。”刘畅突然考虑起“人生的意义”：“可是，人为什么要这么早稳定下来呢？30岁之前就急着想稳定，是不是未老先衰？况且一旦生活、家庭、工作、孩子都确定了，一生就望到底了，这似乎比漂泊更恐怖……”

　　抱着“这辈子大概做不成白领”的想法，刘畅的生活还要继续，当然，大部分时间是数据建构失败带来的郁闷感。即便刚发现了“慢生活”的好处，她依然无法控制地把自己拽进了忙碌的怪圈——每周一到周五的生活就是“朝9晚9”，在家和科研所两点之间活动。

　　12月初的一个雪夜，她整理完数据，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小径上。不经意间，她抬眼看了看天空，望见了猎户座，竟然高兴地想哭。

　　“现代城市夜如白昼，很久都看不到星星了；在国内时，即便作为小小的研究生，每天竟也为了发论文、搞成果惶惶不可终日，竟忘记了当初选择天文的初衷——就是为了看星星呀！”

　　这一刻，刘畅突然爱上了小镇，尤其爱上了每天晚上独自回家、穿越这条无名小路的时刻。“每当做不出数据郁闷的时候，就在回家路上抬头看看星星，一下子仿佛又有了动力，拾回了最初的目标。”刘畅说，小镇留学让人“愿意放慢脚步、放下最初梦想之外的杂念”。(记者：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