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入境新加坡没有遇到任何盘问，在那里成功地和一位美籍华人的导游会合。导游告诉他们，最关键的是第一个章盖上了，后面的入境旅游就好比累积信用，旅游的可信度大大提高，一切就好办多了。

　　一家人在新加坡享受了一个月的假日时光。那里干净的街道、规矩的行人都给曹晓乐留下了鲜明印象。除了6月底的一天，他们经过一个广场看到的新闻报道让人感到些许不安——在英国多佛尔港，海关官员发现一辆长途货车里闷死了58名偷渡者，其中的大多数人就来自福建。

　　这起死亡事件对于曹朱村乃至整个福建的移民潮影响深远，至今仍不时地被人在报刊上提起，从此以后大多数人抛弃了这种风险极高的“偷渡”方式，更多地采用了成本较高但相对安全的“旅游”。曹晓乐一家人暗自庆幸自己不需要那样“蛮干”，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因为类似的死亡其实在村子里从未停歇。曹晓乐的一个亲戚在从墨西哥翻山进入美国时，被墨西哥军警开枪打死；另一个村民在途中反复被抓，最后藏身于粪车之中，进入美国时已被呛死。

　　死亡是源源不断移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的脚步。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国的人在村子里总能留下令人向往的传说：绿卡、高收入、失业保险、低收入救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移民美国对曹朱村民乃至整个潭头镇而言，意义如同成人礼，走出去意味着男子有拼劲、有前途。“实际上人们没有选择。”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说。留在家里不仅仅是件没面子的事情，最为重要的是，村里的土地极少，种水田或蔬菜一年都只有几千块钱收入。即使留下来打工，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也不能有尊严地生存。

　　多佛尔惨案在当时令很多国家入境管理严格起来，曹晓乐一家的“旅游”也终于在加拿大边境戛然而止。

　　入境检察官从母子殷切而紧张的眼神中产生了警觉，于是就在护照上盖了个鲜红夺目的拒绝章。这个章是一家人坏运气的开始，在返程途中，他们被一路拒绝入境，再次路过新加坡时，他们的瑙鲁护照甚至被没收。最后一家人不得不狼狈回国，在厦门被边防关起来盘问数日之后才放回家中。

　　这一趟环球旅游草草收场，一家人掏出了八十多万元人民币，最终却一无所获。

　　太平洋此岸的孤儿

　　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传，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三年一小‘痴’，七年一大‘痴’。”“很多人连笑起来都显得僵硬了。”杨威说。

　　他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

　　表哥曹敏凡则一直在等待机会。由于当年父亲偷渡的“高超”技术和好运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需要贸然出击。但是移民局“假结婚”的认定同样令一家人陷入了困顿。他们决定在美国开庭上诉，争取扳回一局。

　　在地球的那一端，纽约的唐人街，表兄弟二人的父亲都在付出着同样的辛劳。从上午9点到晚上11点都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一个在前台当接线员，一个在当厨师，他们每天行走在垃圾和鱼腥味弥漫的街道。在电话里，两个父亲很少向家人提起工作的辛苦，但实际上通过村口的信息交流，老人们很容易了解到各家的情况。

　　在那里，思乡、身份和治安问题都是考验。

　　杨威是长乐市区移民到纽约的人，现在是几个中餐馆的老板。他见过很多来自长乐各个村庄的移民，“生活辛苦就像牛马一样”，很多人长期打工已经不苟言笑，只是终日发呆。他曾经聘请过潭头的一个厨师，总是一边炒菜一边自言自语，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大笑。

　　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传，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三年一小‘痴’，七年一大‘痴’。”“很多人连笑起来都显得僵硬了。”杨威说。

　　已经回到村庄里的曹典武经常讲起在纽约的经历。他在街头也曾经被黑人少年抢劫过，后来遇到这样的情况，长像憨厚挺着肚子的曹阿伯就像李小龙一样平展开双手，居然也吓跑过几个人。但这套并不总是那么管用。在治安糟糕的那几年，公共厕所里曾有被劫后的中国人死在那里。

　　这样的经历总是源源不断地成为村庄里的谈资。如今纽约和中国一个沿海村庄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头天早晨在街区发生的一起黑人对村民的袭击事件，第二天都会在村口被大家探讨一番。

　　村子的人气在衰败，财富却在累积。为了保护村庄的老人和小孩，村子里凑钱组建了一支治安巡逻队，每个人每月发给600块钱。村民的排场总让那些四川来打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前美元值钱的时候，麻将桌上放的都是百元美钞”。每逢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从主人那里分一个数百元的红包。

　　邻村的财富并不比曹朱村少，他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攀比于是就不可避免。

　　村子里的居民基本上都被“养”了起来，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每个月就有1800元左右。而村民要做的，大部分时候只是晒太阳，攒下来力气搓麻将，定期接收一下美国政府寄给他们孙子孙女的奶粉。

　　曹朱村里到处是偷渡和移民的故事，血泪和财富时常夹杂在同一段故事里。“他们并不如我们自由，我们什么时候想回家就能回去。”从四川南充到这里打工的杨芳对这些高级打工族并不羡慕。到处都是空房子，陆陆续续有一些从四川来打工的租客接管了它们。福州麻将也开始改用四川麻将的规则。

　　年岁已高的曹典武很难找到当年那个人声鼎沸的村子的感觉，他偶尔到村里晒晒太阳，更多时候宁愿一个人呆在福州。曹典武在美国打工16年，本来只差两个半月就可以拿到绿卡，但是1992年的时候，老母亲病危，他决定回国。在机场，移民局的人劝他等了绿卡再走，他还是一咬牙飞走，见着了母亲最后一面。

　　现在的曹朱村离纽约也越来越近了。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记得当年为了能跟在美国的女儿聊天，安装电话就花了6300块钱。小时候的曹晓乐家里没电话，每回总在中午吃饭时听邻居扯着嗓子大喊“你老爹来电话了”。如今父亲时常给曹晓乐打电话，偶尔也网络视频，他现在59岁了，经常在电话里说干不动了，考虑着回家。

　　但是对曹晓乐而言，“父亲”只剩下一个名称，他童年记忆所能到达的最后影像是父子二人在公园里玩耍的情景。他明白父辈牺牲了自己来成全这一代人，但是亲情却免不了慢慢淡掉了，“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父亲一样”。

　　他父亲偷渡那年是1992年，曹晓乐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