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留学生“带着伤痛上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杜亚松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对媒体表示，青少年心理疾病患病率正不断上升：“上世纪80年代，青少年前来就医主要是解决多动症问题；90年代中期，一些青少年开始出现情绪障碍和行为困扰；21世纪初期，近1/4的就诊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和行为困扰，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近1/3，这个发展趋势很令人担心。”
另一个使人担忧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在中学阶段没有明显的症状，反而是在大学阶段才露出头角，其中一些发展成严重的人格问题。
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于2010年1月完成的《青少年健康人格调查结题报告》显示：中小学生的人格心理问题并不严重；高中虽是问题高发阶段，但因高考被掩盖；而进入大学则表现明显。
这份报告随机选取了北京市、辽宁省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山西省太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湖南省长沙市五个地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当地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共发放了3500份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学习、情绪感受、人际关系、自我管理能力、性健康知识等五个方面。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一半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三成与父母不沟通，有四分之一与父母出现矛盾才主动沟通；近一半在社会交往中缺乏安全感；有一半对生活不满意；约两成对现实生活感到空虚不安；六成大学生觉得孤独；有八成认为社会不平等，他们中还有的已发展成愤怒情绪。
转型期的人格教育缺失
同大多数家长一样，王占郡当年忙于事业，因为觉得事业应该是第一位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忙忙碌碌地赚钱，工作起来很牛，孩子就请老人过来帮忙带。”王占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和孩子住在一起，但我们不是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依赖对象，如果孩子认为家里哪个人离开他最难过，肯定不是爸爸和妈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许许多多个王占郡们的奋斗下，中国已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效的经济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人们投入其中，被这种趋势裹挟的成人，又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竞争压力传导给孩子。在这种竞争逻辑下，学习成绩成了衡量教育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志，而钢琴等所谓的特长也成了提高竞争力的筹码。
北京师范大学人格课教师王芳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得孩子从小学会的是“注重外部的标准和目标，比如成就，比如拥有什么东西，也导致孩子把人生价值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她说，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期，没有人认为社会大环境和教育体制可以一夜之间被扭转或打破，但父母可以在家庭教育中弱化大环境的影响，“更强调内心的关注和成长”。
事实上，孩子们并非真的抗拒学习、竞争这些社会上认为使他们厌烦的事物。《青少年健康人格调查结题报告》显示：大多数小学生喜欢上学，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不是害怕学习，而是担心因考不好带来的家长的责骂，大多数小学生对成绩很在意，并且会在成绩不好的情况下从自身做起，主动想办法。而这种学习态度又直接影响到情绪。感到愉快和自豪的小学生主要是学习成绩好，他们的积极情绪里边一半来自学习。学习对情绪的影响，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继而影响到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而学习的热情却在岁月的打磨中起伏不定。
这种对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追求，主导了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成长过程，并不可避免地牵引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本来应该对人格教育承担主要责任的家庭教育，也不得不为学历教育服务。“一方面要听从学校教育，一方面学校教育又听从家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副所长陈建翔认为，在这种教育局面下，“人格教育是失败的、缺位的。”
“中国父母是不懂得爱的。”在陈建翔看来，中国式父母的爱缺乏慈悲心、平常心和公正心，而且很狭隘，“其实是爱自己，爱自己的想法，然后寄托到孩子身上，当孩子达到要求的时候就爱，达不到的时候就恨，是一半恨一半爱，带有太多个人的目的和功利在里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则将这种教育称为“没有深度的教育”和“没有哲学理念的教育”。“现在是有知识没文化，没有德性的功底，没有思考，就是就事论事。比如吃饭是为了有营养，为了长身体，这样才能奋斗，但孩子不会享受吃饭的乐趣。事事都这样，孩子就找不到生活最原始的乐趣，只能生活在一个很肤浅的境界里。”他解释说，“拿水来比喻现在青少年的生活，如果像大海一样有深度，有鱼又有草，一颗小石子落在里面激起小小的波澜，会自己化解掉。但如果只是浅浅的水坑，一滴水珠也能泛起很大的波澜，所以容易出现攻击、冲动，容易出现兴奋，容易把小事儿弄大。”
带着伤痛独自上路
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外高等院校对中国的开放态度，使得中国的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庞大。
根据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在2009年已达22.93万人，同比增长27.5%，而这一趋势仍在不断增长。来自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最新《2010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09～2010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里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从9.85万人增至12.76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9.9%，中国已取代印度成为美国国际学生最大的生源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认为，在少年时代责任教育、家庭教育不到位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也许并不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有副作用。“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学一个东西，但学完了干什么他也不太清楚。以前说为中华崛起而学习，为谋生学习，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拿个成绩而学习。因为工作有人找，什么都安排好了。他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去做。虽然每天很忙碌，但不知道为什么忙碌的人最可悲也最可怜，他的心灵是空虚的。”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接触到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出去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家长自己无法解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冲突和矛盾，因此选择与孩子分离作为解决办法，固执地以为，花钱送孩子出国去受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家庭内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逃避。亲子关系的问题，早期教育的问题，不会因为孩子出国而解决，反而可能会使问题越来越糟。”
其实，此次“刺母事件”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因一点小事发生恶性事件陆续有报道。
2011年3月，25岁的上海女留学生陈豪，在瑞典小城厄勒布鲁被同班同学、上海籍男生小军(化名)连捅十几刀不治身亡。
2010年11月，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一华裔留学青年因与女友发生口角，用椅子猛击女友头部，因失血过多，女友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11月7日深夜，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家日本餐厅厨房争执继而发生打斗，25岁的天津留学生将27岁的沈阳留学生刺成重伤，警方事后对前者控以二级谋杀罪。
2010年1月12日，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发生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一名26岁的中国留学生持刀刺死该大学一名女秘书，另有三名教师被刺伤。
2009年1月21日晚，弗吉尼亚理工大学25岁宁波籍男生朱海洋斩杀了来自北京的22岁女生杨欣。警察于事发后一分钟赶到时，凶手正捧着受害人被割下的头颅，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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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看来，尽管矛盾爆发在国外或留学期间，但根子却是在国内的幼年教育中的缺失，家长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哪怕高中学业已经完成，人格的心理年龄和社会化年龄也可能是不匹配的。“因为心智的成熟、心灵的教育，如果没有受到科学的引导，是不会随着生理的成熟而成熟的。”
在徐凯文看来，刺杀母亲的汪某至少还在国外坚持了几年，学了语言，考上了大学，他了解到的更多例子是，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到国外，孩子无法面对所处的环境，不能坚持到学业结束就草草收兵，继从国内的教育中逃离后，再次从国外的教育中“逃”回来。
杨雄认为，现在不仅是反思中国式教育的时机，更需要对中国留学生输出这种社会模式进行评估。如果继一味地追求将孩子送进国内高校之后，再发展为一味地追求将孩子送到国外高校，而不考虑孩子自身的意愿、感受和心理状况，也许出现更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