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的出走

　　移民国外的演艺明星是移民潮中的一个小支流，可是因为他们的超高知名度，显得尤其瞩目。

　　综合报道在这个娱乐传媒无孔不入的时代，一个超级粉丝可以轻易掌握他钟爱的大明星的一举一动，除了换国籍的问题。

　　扑朔迷离的明星国籍

　　最近几年，内地明星换国籍的新闻屡屡爆出，它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滞后，往往是明星换了国籍数年公众才得以知道。二是扑朔迷离，大明星们似乎宁愿谈论自己的绯闻，也不愿意敞开谈为什么移民。

　　2009年6月，法新社一条新闻引发关注：功夫明星李连杰在新加坡市区购置豪宅。据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随之，李连杰入籍新加坡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早在1989年李就已经移民美国，妻子利智和两个女儿均为美国人身份。此消息意味着，这是李连杰二度更改国籍。

　　换籍风波将李连杰推向了风口浪尖，但他选择了沉默。新加坡移民局并没有就法新社的报道做出回应，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拒绝对此作出回应。2009年7月1日下午，李连杰现身电视舞蹈大赛“精舞门”拍摄现场，当天被问及“加入新加坡籍”一事时，他一言不发，活动结束后更在众保镖的护卫下迅速离开，没有给记者近身采访的机会。

　　事实上，2008年初媒体就曾报道，有传李连杰在新加坡置产，为两个女儿未来的教育先行铺路。但关于李连杰移居新加坡一事，他的助理林家贤含糊回应，他只处理李连杰的拍片事宜，不过问私生活。

　　直到2009年11月，李连杰以中小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会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公开承认移民新加坡。移民的理由，李连杰解释说“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有某资深媒体人的分析“‘壹基金’才是李连杰入新加坡籍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许，只有李连杰本人才知道。

　　2009年9月16日，一部国产献礼大片首映，爆出一份真真假假的“外国国籍明星”名单。在这份名单的开列人看来，这些名人有个共同点——籍贯中国，加入了外国国籍，同时参演了献礼大片。这份名单虚虚实实，有些当事人也三缄其口。

　　其中据传加入美国国籍的顾长卫和蒋雯丽夫妇，曾有记者向其助手求证时，对方的回答是“不清楚”。名单上注明加拿大籍的徐帆，电话无法接通。而被指为加入日本国籍的许晴，其助手干脆拒绝回应此事。在献礼片中饰演宋美龄的邬君梅回应质疑称“国籍、护照只是个符号。改了国籍仍是中国人”，至于她何时加入美国国籍，却不得而知。

　　隐私一再被放大的明星，在移民与国籍一事上，却留下了真空地带。

　　从美国归来的刘亦菲一出道就被人问个不停，以至于类似“刘亦菲的国籍，我要证据”和“刘亦菲国籍一切谜团水落石出”等帖子总能反复出现在各种论坛里。宁静传出与美国丈夫离婚的消息后，是否拥有美国绿卡的问题再度被抛出。最终，她在摆放着青花瓷和山水画的房间里接受采访，用自己是个“顽固的中国人”加以否认。

　　扑朔迷离的明星移民，也会因为公众的好奇心导致“误伤”。今年6月中旬，有媒体报道，赵本山及家人移民加拿大获批，并已经完成移民前的体检，赵将选择多伦多作为移民后的定居城市。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08年11月，赵本山就已经“被”举家移民加拿大。在这个消息传播了许久后，赵本山才公开站出表示自己没有移民。

　　无论如何，移民国外的明星的数量，正在低调且快速地增长。

　　明星移民先行者

　　明星移民的渊源，可以在中国经历的移民潮中寻得踪迹。当时的明星，更多是先出国，后移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留学移民潮，演员陈冲成为了移民海外的先锋。1981年，此前凭借《小花》摘得“百花奖”的她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在美国闯荡了30年的她，也会无奈地表示美国“不是我本来的土壤。作为移民，这是我寄存的地方，我永远怀念我的故土”。

　　拥有瑞士国籍25个年头，斯琴高娃也是明星移民队伍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很多年了，这早就是路人皆知的事了”，斯琴高娃的经纪人宋先生并不否认斯琴高娃确实加入了瑞士国籍。1986年12月，斯琴高娃远嫁瑞士华裔音乐指挥家陈亮声，随后把国籍变为了瑞士。

　　先行者对于移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

　　2008年10月8日，巩俐领取了自己的新加坡身份证，“笑容灿烂如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一批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演员再次被推到公众视线。而已经入瑞士国籍20多年的斯琴高娃也被牵连其中。

　　当年12月，斯琴高娃选择直面媒体，认为巩俐的选择很正常：“那是她的自由、她的权利，是她个人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去指责她呢？”同时，她激动地表示，选择什么国籍并不影响一个演员的演技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我跟她(巩俐)也一样啊，但至少我们还是中国演员。我嫁了人，到了瑞士定居，但还是每年回国内来拍戏，也还是可以把农民演得很像。”

　　在先行者的队伍中，斯琴高娃属于随夫移民一类，蒋大为却是为了女儿的学习。

　　一身白西装，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成了舞台上的蒋大为特有的标志。199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的他，想到了女儿高考毕业，有意出国深造。

　　“我找到了加拿大移民机构，但是当时的移民局不好通过(女儿出国深造)，律师就建议我移民，因为你是一个名人，也不花什么钱，只要肯移民，女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再说将来做国际文化交流也方便。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我就过去了。”事后回忆起当初移民，蒋大为大方坦言。

　　1998年，移民加拿大，辞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行政职务，蒋大为过起了平淡的生活。除了出席一些重大演出，大部分时间养花弄画度日。偶尔也会练练歌，他的“咪咪吗吗”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里住了个歌唱家。

　　到香港去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 1997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2年，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家喻户晓。香港，对于彼时的内地人而言，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时间来到21世纪，前往香港已经相对方便。但香港作为行政特区享受的特殊政策，对意欲移民的明星照样充满了诱惑。

　　明星们落户香港特区，算是移民中最具公开性的，这源自于香港政府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简称优才计划)，这一公开政策也使得每个明星的移民具备超高的透明度。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务处递交了相关申请证明，这个浑身充满表演气质的钢琴演奏家从此成为香港居民。郎朗在香港入境处的那张招牌式的笑脸，第二天便出现在内地各大报纸上。

　　此前的2003年，香港为了引进人才，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五年间引进了近两万人，但是由于没有明星加盟，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大关注。2006年6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才制定了“优才计划”，任何人只要符合资格、能够通过“综合计分制”或“成就计分制”任何一种评核，便能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处共收到5045份申请。在已举行的17次甄选中，共有1808名申请人成功获分配名额：当中1672名来自“综合计分制”，来自“成就计分制”的则有136名。明星们的高分，则多来自“成就积分制”。

　　李云迪和廖昌永在国际上拿奖无数，章子怡、汤唯、胡军、周迅等明星凭借在各种电影节上的获奖加分，得以通过“优才计划”。一般来说，内地明星在申请“优才计划”时，还会找资深的香港业界大腕做推荐，张静初被传就得到了成龙、尔冬升等人的联合力推。

　　移民香港的理由或多或少有着共通之处。2008年3月11日，戴着墨镜出现在香港入境处的胡军，顺利通过“优才计划”。在接受例行的媒体采访中，胡军一席话有着一定代表性：“中港台娱乐圈发展空间很大，但过去每次来港只能逗留七天，工作的话要再拿签证，不时要进进出出，取得优才身份后，对大陆艺人工作的自由度更大，方便进出。”

　　获得香港身份的明星们，将拥有出入境自由，免签通行134个国家和地区。并且相比国外，香港更靠近在大陆的家和事业。这自然成为了众多内地明星基于移民香港的重要因素。

　　移民，并不缺少故事。2006年6月，已是 27岁的汤唯被华人奥斯卡导演李安相中，出演《色·戒》里的女主角而一名天下。本就成名太晚，却遭遇了封杀。2007年，汤唯选择蛰伏海外，同时，积极申请移民香港。2008年底，同样是因为《色·戒》曾在台湾“金马奖”夺得“最佳新演员”的汤唯，轻易通过了“成就计分制”审核，获得香港身份。对汤唯而言，移民香港，换一个身份，无疑是她事业起死回生的重要助推。

　　2007年，艾敬写了一首新歌《我的1997和2007》，歌里唱着“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HONGKONG！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香港吧！”移民去香港的内地明星，伴随着歌声，一年一年地增多。

　　移不走的片场

　　明星们的频频“出走”，总有人想撬开这背后的“诱惑”所在。

　　“现在办移民的明星太多了，很多人交给律师隐秘办理。虽然没办法确切统计，但至少80%以上的人都在办吧，或者更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媒集团董事长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证实，“对于许多明星来讲，移民并不难，选择哪个移民国家才是他们需要抉择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硬性条件不同，特别是在移民监的时间规定上，时间越长，限制越多，也就越影响其国内的演艺事业。”

　　有人分析说，除婚姻因素外，文体明星移民主要出于今后事业发展的考虑。“拥有外国国籍或香港身份的演员，一般均已小有名气，移民后，拥有出入境自由，不仅能给他们的演艺事业加分，还可以争取到更高片酬。”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福利、医疗补助等方面比国内完善，也是吸引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

　　除此外，“避税”也成为众人口中高收入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他们都是相关免税减税政策的受益者，”有演出商一语道破，“明星走穴演出，本身就是缴税的灰色地带，而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明星，就更不知该给谁缴纳税款了。”

　　看似诸多的移民诱惑，然而，这些移民国外或是香港的明星并没有从国内大众视野中消失，他们在重新为自己获得一个身份后，继续着其在中国的事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就算有的明星们移民国外，他们的演艺事业肯定还是在中国内地，陈凯歌、蒋雯丽、张铁林、斯琴高娃这些人不早就持有外国绿卡吗，还不是都在国内发展？”

　　巩俐移民新加坡之后虽然主要接拍国际电影，但也并未减少在中国的亮相机会。去年，巩俐甚至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并排名第53位。今年年初，著名影星巩俐推出华语电影《我知女人心》，由于该片锁定贺岁档，巩俐频繁亮相电影宣传活动，在国内非常活跃。

　　2009年至今，有着新加坡国籍的李连杰将精力主要投入到壹基金的运作和慈善救援行动中，他出现在玉树等灾后捐款现场，参加各种节目录制，出席高校演讲。同时，他还参演了《海洋天堂》、《太极》、《敢死队2》等多部影片，并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这片市场。

　　更换着国籍，却有着在中国的事业，赚取利益与名声，却要忍受舆论的时不时的质疑。离开与固守，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明星身上，上演、落幕，却永远不会停歇。

　　“让家属先走”背后

　　裸官家庭，放弃的是中国公民身份，也放弃了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118万裸官家属群体，是第三代移民大军中的一支，也是诸多社会病中的一种。需要回归的不是外逃的官员，而是人民的信心。

　　“裸官”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词汇。“裸官”的非官方定义：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关于“裸官”及“裸官”的外逃，这些年来有许多见诸报道。由此，引发了人们广泛的质疑：妻子儿女移民国外，是为转移非法资产和东窗事发后逃跑做的准备吗？

　　裸与贪

　　2004年12月，潜逃加拿大的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至今仍在接受加拿大司法审查。其妻女早在2002年就以求学为名出国，并办理了移民手续。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出逃前妻女移民美国；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妻儿在其当权时移民加拿大；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访问期间离团赴法国看望女儿，随后称病辞职；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的妻子，均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案例均表明，“移民”成了腐败分子事后遁逃和转移资产最便捷的手段。

　　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中办、国办2010年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官员需汇报配偶子女的居住地，并在办理的公共事务存在利益冲突时，主动回避。

　　《暂行规定》将对“裸官”的管理提上了日程。防治腐败是当务之急，但百万计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民的现象，指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腐败。

　　士心所向

　　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清代政治家魏源认为贤才的流向和社会的治乱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林喆教授认为，社会对“裸官”的认知带有歧视性，裸官不等于贪官。

　　林喆教授将“裸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到国外，最后自己学业有成回国。这类留学回来的人，主要是科研人员，回国后被提拔做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类是指贪腐官员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贪腐的财产转移出去。一旦事情败露，就逃到海外。

　　“我认识一些官员，是很好的清官，他们的配偶子女就在国外。”林喆教授说。

　　林喆教授认为，官员出国的机会比较多，能够看到一些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些公职人员为家属移民的动因。“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的自由，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官员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不应该再做官了。”

　　成为“裸官”虽然不能证明官员的廉洁度出现问题，但却影响了官员的忠诚度。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的立场是：“家属移居海外，是官员的政治信仰出现问题。国际上对于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度都是有要求的。而在台湾，立法委员会官员持有他国绿卡也要放弃公职身份。对于如何管理移民或家属移民海外的公职人员，我国目前缺乏明确的规定。”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就是先要修身齐家。任建明认为：“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会起到一个道德表率和示范的作用。一个官员个人和家庭对于祖国的忠诚和信任，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跨国家庭、一家两制”是网民给裸官家庭起的外号。

　　中国目前有许多没有触犯法律的裸体官员，移民对于公职人员家属来说，是权利，是自由。但对于国家来说，公职人员的政治信仰是国之良心。

　　《东方早报》记者鲁宁曾撰文：“一家两制，脚踏两只船，身穿‘救生衣’。在国内心安理得地领取优厚待遇，享有体制提供的终身保障，一旦贪污罪行败露，拔脚就可开溜。更值得忧虑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定一帆风顺。其中必定有曲折，有迂回，而当与曲折、迂回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发生，这些已经穿上‘救生衣’的人士能够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吗？”

　　身在曹营心在汉，“士心向外”所产生的影响，要么是带走民心，要么是激起民怨。

　　天堂的钥匙

　　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曾在出国访问时对林喆说：“这里这么漂亮，如果能在这儿买个小屋，退休以后住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海外是一些官员的养老天堂。而移居海外对官员来说，已经不是难事。

　　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李韧说：“新一波移民潮获得国外政府许多优惠的移民新政策，与以往中国移民走的艰苦之路不同了。”

　　美国移民局目前正在着手对EB-5投资移民项目的收案和审案流程进行调整。今年5月份提出的调整方案中包括：美国EB5投资移民的申请人，需要投资50万美元到美国指定的高失业地区，为美国创造至少10个就业名额。

　　EB-5大开绿灯，5年后全额返还，对申请人没有学历、年龄、经商背景的要求，没有英语要求，申请周期短，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等等。

　　这样的政策为“裸官”提供了方便，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就表示美国公民可以长期在海外居住，不需要定期登陆美国。而5年内全额返还投资款，也可能会让一些不够坚定的公职人员动了“借钱”移民的念头。

　　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仅成了养老天堂，更成了“裸官”外逃的天堂。官员一旦逃出境外，再想引渡回国相当困难。目前我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并不包括美、加、澳这些我国外逃官员最多的国家。

　　这些政策就是“裸官”手中的一把钥匙，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打开国门定居海外。

　　社会病

　　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这本是官员应该恪守的原则，而今，裸官不仅让人民大呼不公，也成为廉政建设的一块心病。

　　在厦门远华案中，有一长串涉案官员名单：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原副书记詹少敏、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原副市长蓝甫、厦门市原政法委副书记林金栋等105名县级以上干部，600多名各界显贵。

　　这些人员中不乏裸官，李纪周归案后就交代：“我就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了。”

　　任建明教授分析，可以推断裸官为支付家属在国外高额的生活开支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林喆教授则说：“官场风云多变，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她认为当政治环境不利，官员的发展空间不好时，会产生移民或为亲属移民的心理甚至行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开始治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问题，全斗焕政府上台后，在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净化运动”，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了《反腐败基本计划试行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通过了《透明社会协约》。

　　韩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是透明政治环境的主要做法。而我国在对公职人员财产管理上一直推行困难。

　　任建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投资移民对中国公职人员家庭而言相当困难。中国是一个讲廉政建设的国家，国家主席的收入水平，都无法负担向发达国家投资移民的费用。这也是让裸官失去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

　　裸官家庭，放弃的不仅是中国公民身份，也放弃了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庞大的裸官家属群体，是第三代移民大军中的一支，折射的也是一种社会病。

　　俄罗斯精英为何纷纷远走他乡

　　俄罗斯审计署署长斯杰帕申近日透露，最近三年来，已有125万俄罗斯公民移民海外，其中40%的移民受过高等教育。

　　据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8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22%的俄罗斯公民想离开俄罗斯到外国定居。而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想到海外定居”的俄罗斯居民只占全国人口的5%。这表明，近20年来，想到国外定居的俄罗斯公民比例激增了3倍。

　　打算移民海外的俄罗斯人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和身价不菲的中产阶级，他们带走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和资金。因此，新俄罗斯独立以来出现的此轮最大“移民潮”已引起了俄高层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一些社会学者已开始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最近出版的俄罗斯《侧面》杂志通过对俄罗斯移民的采访总结出俄罗斯人想移民海外的五大原因。

　　“为了孩子的未来”

　　今年45岁的莫斯科居民亚历山大称，他最终决定移民西班牙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现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一家人定居在西班牙小城，并拥有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如今，亚历山大已为女儿选好了小学，并准备让女儿在这里接着上大学。

　　亚历山大承认，其实，他2006年前根本没想过移民的事儿。当时，他拥有一个连锁鞋店，但由于店面主人数次提高租金，致使他不得不关闭了所有店面。随后，亚历山大又找了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亚历山大的邻居邀请他去西班牙，一起去看看这位邻居新购置的房产并想请亚历山大提一提装修建议。

　　亚历山大说，“当我知道西班牙那个小城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只需9.2万欧元，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知道那里的食品价格，特别是教育和卫生医疗的水平和条件，我明白，这些在俄罗斯是无法达到的，无论是我这辈人还是我孩子那辈人。就这样，我决定移民西班牙。”在搬入新家后三年，亚历山大获得了西班牙的长期居住权。

　　亚历山大说，“按着这种模式，我们的许多朋友都移民西班牙了。就这样，我和他们又重操旧业，把西班牙的鞋子倒到俄罗斯去销售。此外，我们在莫斯科的两处房产出租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为了待遇平等”

　　叶卡捷琳娜两年前和自己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从俄罗斯移民至维也纳。在莫斯科时，叶卡捷琳娜在一个欧洲组织驻俄机构担任公关经理。叶卡捷琳娜讲，她当时感觉自己在公司中是“二等公民”，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俄罗斯公民。她承认，“最初，我想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想证明我与欧洲人有同等甚至更强的工作能力，应该获得与他们一样的公平待遇。但我护照上的国籍让我无法改变这一切。”

　　叶卡捷琳娜透露，在决定移民奥地利前，她与许多国际机构代表交流过，就是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加平等的工作条件和机遇。移民后，叶卡捷琳娜现在奥地利一个国际论坛秘书长处工作，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她和大家的待遇都一样。如今，叶卡捷琳娜的孩子分别上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他们的德语表达能力已与俄语表达能力一样了。

　　“为了财产安全”

　　韦尼阿明移民前是俄罗斯一家国企的高管，他在一次“被询问”后决定离开俄罗斯。韦尼阿明说，“现在，我这个阶层的移民潮最明显，这主要是中产阶级。在我的朋友圈子中，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移民西方国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此轮反腐斗争的牺牲品。其实，也就是这些移民把数百万甚至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从俄罗斯带走。”

　　韦尼阿明透露，“俄高层此轮反腐风暴已波及了我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约谈。这是迫使这些人决定尽快离开俄罗斯的重要原因。”韦尼阿明说，“当他们通知我要接受第二次问询时，我决定必须离开俄罗斯，因为我不想等到下一次问询了！但在离开前，我已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至国外，我的财产目前都换成了可自由兑换、转让的股票，我可以随时出手。”

　　韦尼阿明承认，移民欧洲后干什么，成为了像他这样俄国企高管的现实问题。他的同事有人开了饭店，有人专门从事向俄罗斯人推销欧洲房产的业务，而韦尼阿明自己准备再弄个MBA学位后再在欧洲企业中谋求一个高管的职位。

　　据悉，仅2010年一家之内，俄罗斯境内的私人企业主就从原来的461万人减少至411万人，约有50万商人选择了出国。还有许多商人虽然保留了俄罗斯国籍，在莫斯科还有房子，但他们举家早已迁至外国了。俄科学院社会学精英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称，“人们有从众心态，因此经常出现一个俄罗斯商人移民后，他的许多朋友都跟着他相继移民的情况。这增加了精英层移民的规模效应。”

　　“为了学业和就业”

　　俄社会学家称，俄罗斯青年人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求学，有45%的大学毕业生有出国的打算。马克西姆已是第四年在专门的英语学校专攻英语了。每年夏天，马克西姆的父母都出资让他去美国参加夏令营，借此提高英语水平。明年中学毕业后，马克西姆并不打算报考俄罗斯大学，而是准备直接去美国读书，他的父母现在就已为其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做足了资金上的准备。

　　而马克西姆的同学格奥尔吉的家庭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他已为自己选好大学时期的专业，并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出国梦”。格奥尔吉说：“我对数据和信息科技十分感兴趣。以前，我总是想中学毕业后要考取莫斯科国立鲍曼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发现，我想报考的那个专业在俄罗斯并没有那么大的社会需求。而在瑞士等欧洲国家却需求很大，所以我决定去欧洲上大学并直接在那里就业。为了这个理想，我一直在学德语。我去过不少欧洲国家，我明白自己并不想生活在腐败、偷盗、社会不公平的俄罗斯……”

　　据俄科学院工会主席卡利努什金透露，苏联解体以来，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减少及科研人员工资的降低，已有50万到80万名科学家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寻求发展，流失人才以30岁至50岁的中坚力量为主，他们绝大多数去了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德国等国，专业涉及航天、物理学、精细化工、计算机、微生物学、遗传学等。据悉，在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平均月薪可达3000美元至7000美元，而国内科学家每月只有1000美元左右。

　　“为了坚持理想”

　　斯维特兰和伊戈尔是两个成功的年轻记者。伊戈尔30岁时就已成为俄罗斯一家联邦级报纸的总编，而斯维特兰是一家知名通讯社的知名记者。这两位年轻人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已无法诚实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时，我们开始计划移民以色列。”伊戈尔承认，他是不得不离开报社的，因为“他无法告诉读者俄罗斯政坛中的许多真相”。他说，“当官员和政治家已习惯了撒谎时，记者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斯维特兰补充道，“当我们得知以色列的各种保险和医疗条件时，我们就决定移民这个国家了。”

　　而就在近日，我的好朋友德米特里·安德烈斯——一位能干的记者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准备移民海外了，打电话给你告个别。”“就彻底不回来了吗？”我问他。“如果我准备去的那个国家可以让我及我的家人好好地生活和工作，我为什么要回来呢？”电话那头语气坚定。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互道珍重后挂了电话。在俄罗斯常驻近五年，经常听到一些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俄罗斯移民海外的消息，这已不足为奇了。正当许多独联体国家百姓抢着来俄罗斯求学、打工、移民时，不少俄罗斯人也在“惜别祖国，远走他乡”……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等问题，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人才流失直接导致俄罗斯科研实力及创新能力下降，这引起科学界和官方的重视。已在国外取得成就的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及俄科学院400多名学者曾分别给俄总统和总理发去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人才外流现象，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最近几年，俄罗斯高层痛定思痛，并准备着手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环境，希望促使人才回流。为遏制人才外流，俄罗斯制订了名为“教育”的国家优先发展项目，明确提出为青年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开发其创新能力。该项目规定每年在俄罗斯各地区选拔出科技创新、体育、艺术、教学等领域的杰出青年人才，按其表现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但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仍不明显，俄罗斯的新一轮“移民潮”仍处于“涨潮期”。(记者：张友红 陶冶 闫小青 关健斌 实习生：陈俊宇)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