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多年努力，黄云秀终于在华埠喜事达街租下了一个独立小房间。

刘晓辉和表哥就合租这样一张床。

1个房间，4个床位，这种情形在纽约的唐人街十分常见。

郑建华(化名)没想到匆匆忙忙搬出包厘街81号后，就永远失去了唐人街的一张床。网络图片

　　中新网(微博)1月9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移民(微博)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人以为登上了诺亚方舟，最后却发现，其实身处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对于许多从万里之遥漂泊来美的新移民们来说，一张“床”就是一个“家”，“床”里有酸甜苦辣，“床”里有悲欢离合，而“床”又承载着他们许多的希望与梦想……近日，记者走访这些“床”的主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换床”——单人房双人床

　　推门走进位于华埠东百老汇的一栋6层楼的楼房，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登上斑驳而狭窄的楼梯，几经辗转，终于在3楼的一户门口停下，敲开一扇暗红色的木门，装修工刘晓辉(化名)出现在眼前。

　　刘晓辉打开这套两居室的其中一个房门。只见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在这个空间里，除了床铺所占的位置，仅剩下一条出入的过道。局促的空间被最大化地利用，床铺上方一人高处，被隔出了一个小阁楼，阁楼上摆放着主人的各种物品。“这里住两个人，我和我的表哥。”刘晓辉说，“一般我睡晚上，表哥睡白天。”

　　1993年，年方20多岁的刘晓辉挥别妻子和一双儿女，只身来到纽约。到了纽约，接他的表哥把他带到唐人街自己的住处。和表哥挤在一张床上，刘晓辉度过了到美国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刘晓辉离开纽约，到马里兰州舅舅开的餐馆打杂，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打工生涯。

　　刘晓辉说：“在舅舅店里打工，舅舅对我十分照顾，虽然开始干的是打杂，但我拿的是炒锅的工资，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因此，我不分份内份外，拼命地干。一方面想尽快还完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舅舅。一年365天，我就休息火鸡节一天。但也因为这样，干得太猛了，我的腰累坏了，腿站得太久，得了静脉扩张症。干了10年，我终于做不动餐馆的工作了。想想债还完了，家里的房子也盖起来了，虽然没剩几个钱，但靠打零工还能维持生活，于是，我回到了纽约唐人街。”

　　“我又找到了表哥，表哥早年在香港当海员，是跳船来到美国的。他没有结婚，一辈子他就呆在唐人街，在唐人街租了一个床位。他每天傍晚坐巴士进赌场，第二天早上回来，平时的生活费就靠赚赌场赠送的筹码。我见表哥的床晚上都是空着，就和他商量可不可以合租一张床。房东说，要涨100元租金，我和表哥一合计，也算合理，就同意了。”从此，刘晓辉和表哥过起了“你的白天是我的黑夜”的日子。

　　虽然才40出头，但刘晓辉已经不能干重活了，他平时就靠打点装修的零工为生。由于身份一直没有敲定，妻儿还在大陆。

　　“壁橱床”——美国梦从这里开始

　　黄云秀，原是福建省知名的省实验闽剧团的一名武生。在实验闽剧团当了16年专业演员后，1992年，他下了海，在福州茶亭开了一家舞厅。每天晚上，他一亮嗓子，鲜花、掌声和喝彩声围绕着他，舞厅生意红红火火，小老板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1995年，在一位朋友的再三鼓动下，39岁的黄云秀来到纽约。

　　黄云秀说：“刚下飞机，朋友接到我，就直奔东百老汇，我连赶了两个结婚场。一亮嗓子，唱上几首，满堂喝彩。我当时非常自豪，我来美国了！没想到也就是当天晚上，我连个睡觉的床位都没有，只能睡在唐人街的一个壁橱里。壁橱的空间多小，我的块头塞进去，动都动不了。”

　　为了赚钱，黄云秀到东百老汇一家花铺打工，被老板娘恣意呵斥。掌声、喝彩声变成了呵斥声，舒适的床变成了壁橱。黄云秀说：“回去是很没面子的事，只能忍着。”

　　从此，黄云秀在唐人街上靠当司仪和唱歌谋生。3个月后，他终于搬出了壁橱床，在摆也街上租下了一个床位，他说：“一个单位被隔成数个小房间，我的小房间摆了张上下铺，两个人住，除了床，只有一个站的地方。”

　　10多年来，黄云秀都只能靠给别人打工赚钱。他说：“结婚旺季的时候，我有时一个晚上跑4场，跑到最后一场，到了酒楼，我一张开嘴，发现竟然没有声音了。”

　　就靠着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人脉，靠着他深厚的歌唱功底，他赢得了“福州歌王”的美誉。3年前，他与别人合伙在爱烈治街开了家“如意花圃”，终于当起了半个老板。

　　半年前，他再次搬了家，在华埠喜事达街租了个小房间，虽然还是数家合租一个单位，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黄云秀的故事引起了美国电影制片人Lynne Sachs的兴趣，Lynne Sachs把他和其他新移民故事拍成纪录片，不久前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艺廊放映。

　　“棺材床”——不如牢房一张床

　　“你知道唐人街上的‘棺材床’吗？”今年62岁的梁守华说，“上下床靠从床头或床尾爬进爬出的床位，福州人形象地称为‘棺材床’。”自己年轻时在唐人街就曾租过“棺材床”，没想到老了回到唐人街，仍睡在过道上。

　　梁守华说，到纽约后的第一份工是在布朗士一家外卖餐馆送餐。刚来纽约的人都是能省就省，自己居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单位里，房东隔出许多间，每间房摆4到6个床位，10多个房客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房客常常因争厕所、洗澡排队、乱丢垃圾、下班后打电话吵架。他说，“我有个老乡因粮食券欺诈坐牢，出来后，看到我住的地方，对我说，你住的连监狱都不如。他说，他在牢房里有自己的一张床，有盥洗池、马桶、置物架还有窗户。”

　　过了5年，梁守华拿到了绿卡，几年后，家人也因此移民到了美国。梁守华终于搬出“棺材床”，带着妻子、儿子和女儿到北卡开了一家外卖餐馆。但餐馆经营状况不好，3年后，梁守华卖了餐馆。家里人商量，分头赚钱，而后再尝试开家日餐店。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家几口分散在各州不同餐馆打工的生活。

　　60岁时，梁守华终因严重的病痛而停止了工作，把这些年攒下的钱都交给儿子准备开店，“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梁守华说。

　　在外州住不惯，梁守华独自一人回到了纽约。“我后来入了籍，成为公民，但由于提前停止工作，报的税也不多，拿到的社安金很少，就200多元，加上粮食券200多元，我现在每个月收入是400多，刚好够生活。虽然政府还给我低收入房租补贴，但开的是支票，唐人街很多房东不愿意收政府的支票，我又不想离开唐人街，这钱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有了。”梁守华说。

　　200多元，在唐人街也就够租一个床位，于是，梁守华在亨利街租了一个床位，床位在过道上。他说：“唐人街生活方便，看病也方便，还有老乡可以聊天，我爱写字，还有书画协会的活动可以参加，我的生活离不开唐人街。”

　　“顶天床”——心安之地即是家

　　三年前11月的一个夜晚，当郑建华(化名)晚上11时30分冒雨下班回家时，突然发现自己住了10多年的包厘街81号楼宇被查封了。看着门上冰冷的吿示，他知道今晚没处住了。

　　于是，他找了附近一家旅馆，花上15元住上一夜。第二天，他请假赶在傍晚回家，打听消息。

　　原来，在消防局的例行检查中，楼宇被查出有安全隐患，如：非法隔间、房间内的消防喷水口被堵住、逃生口被堵，等等。经纽约市房屋局、楼宇局、消防局、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警方等多个部门与楼宇业主律师协商，决定让该楼宇二到四层的住客全部搬出。

　　郑建华在第三天按照规定时间匆匆把自己物品取出，被政府暂时安排到布朗士居住。

　　“这里说是家，其实也就一个床位和一把钥匙。”郑建华说，“我住在四楼，四楼一共住35个人，每个房间被隔成比床垫稍大的位置，我的床位是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一般的床架上下铺，而我住的是隔成三层，就像火车卧铺那种，每层的高度也就比一个人坐着稍高些，我的是顶天的床位。可能是床上摆放的衣服或其他物品把消防喷水口堵住了，被消防局检查出来了。”

　　在“顶天床”里如何能一熬就是10多年？面对记者的不解，郑建华不愿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住久了也就习惯了。”

　　而这栋楼在主流媒体眼中是“曼哈顿最廉价的出租屋”，《纽约时报》的记者是这么描写楼里的生活的：“这里的房租便宜，每个月只要一两百块钱，楼房大部分没有加装天花板，所有租户必须共用浴室，在走道上烹调食物。外来访客见到这处出租房屋，有如置身于19世纪纽约市知名记者瑞斯(Jacob Riis)当年揭露的贫户生活。

　　不过，对居住里面的餐馆工人、劳工和退休人士而言，这里却是他们唯一栖身之所。部分租户平日还会与其他租户分享食物或打牌消磨时间，以及在逃生阳台上眺望华埠繁忙的街景。整个楼层宛如一个小社区的缩影。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名男子喝着啤酒高声哼唱，另有一名胖嘟嘟的男童倚在门旁；而在靠窗边的房间，还有几个人一直看电视至深夜。一名租户说：‘最重要的事是我拥有一张床……”

　　失去了这张床的郑建华搬到布朗士后，天天盼着能早日搬回包厘街。特别在听到邻居陈建忠的遭遇后，郑建华更是搬家心切。一天陈建忠在布朗士一商店买衬衫时，露出欲寄回国的800多元钱而被一名非裔青年盯上，陈建忠报警后，未料到警方只听一面之辞，反将他逮捕并控罪。

　　到了第二年8月，房东终于按照规定把违规的地方都做了纠正，但住户们还是无法回家。于是，房客们把房东吿上法庭，法官裁决租户胜诉，被封9个多月的楼宇终于被打开。

　　当许多租户忙着搬家的时候，郑建华却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回到这个“家”了。原来，按照法律规定，只有租约持有者才能返回，郑建华的床位是从二房东手里租来的，没有租约，他在唐人街的立足点从此消失了。

　　因身份问题郑建华不愿离开纽约，只好继续住在布朗士，那里的治安状况没有改善，“只能自己多小心了。”他仍然是淡淡地说。

　　郑建华似乎接受了现实，也许就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让他能在美国10多年一路走来，还将继续走下去……

　　“狗洞床”——提着脑袋讨生活

　　如果说“棺材床”“壁橱床”、“顶天床”还看得见天日，那“狗洞床”真就是完全生活在地下。

　　陈天安，1987年来到纽约，举目无亲的他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布鲁克林东纽约餐馆打杂。上世纪80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恶劣，东纽约更是臭名昭著。他打工的餐馆装的是防弹玻璃，餐馆不设堂吃的座位，客人点了餐就从窗口送出，老板和儿子各有一把枪。“那里治安遭透了，但工资稍高些，为了尽快还完出国债，我就去了。”

　　到餐馆上班才一个月，陈天安就碰到一场枪战。一天，老板的儿子从外面回来，忘记随手关门。一名身材高大的非裔欲闯进来打劫。老板见状连忙冲过去，把门顶上，非裔狂踢几下门进不来。晚上打烊时，非裔又出现了，还带了同伙。他们进不来就开枪，老板和儿子也开枪反击。

　　陈天安说：“我看得心惊肉跳。在这样的地方讨生活，晚上下班还敢走出门回家吗？于是，我向老板提出和其他伙计一样，睡在餐馆的地下室。”

　　“餐馆的地下室4个工友合住，打通铺，有的人睡捡来的床垫，我就找来几个饮料箱，把一块门板放在饮料箱上，又找来几个纸箱，铺在门板上，再铺上床单，这就算是我的床了。平时睡觉时从地面楼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只有一个出口，为了万一意外发生有个逃生的地方，老板还挖了一条通往户外的通道，紧急情况下，可以从通道里爬出来。那通道像狗洞，所以我们把睡的床就叫狗洞床。”

　　“住在地下室，最讨厌的是老鼠，可以说，我们是和老鼠同住。下班后休息片刻看电视时，老鼠在你前面跑来跑去是很正常的。晚上睡觉了，老鼠爬到床上。好几次，半梦半醒中我伸手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发觉原来是老鼠。我从没被老鼠咬过算是万幸。”陈天安说。

　　“下大雨也让我们发愁，地下室比下水道还低，外面一下大雨，下水道的雨水就会反流到地下室，累了一天的工友们个个都睡得很熟，常常直到水快涨到床边了才知道，大家只好半夜起来舀水，水最后是舀干了，但湿漉漉的地板一个星期都干不了，很多人因此得了关节炎。”

　　陈天安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干就是6年，在还清了出国债的第一天，他就向老板辞了工。

　　“提着脑袋讨生活的日子太可怕了。”他说。

　　搭床——醉时相交欢 醒后各分散

　　说起“临时夫妻”，很多人并不陌生，相对于一起吃饭叫“搭伙”，有人把“临时夫妻”叫“搭床”，一个“搭”字，演绎出他们关系的暂时性，而这一个“搭”字里，又有多少的尴尬与挣扎……

　　来自上海的Cindy正面临要与“搭床”5年的钟先生分手。Cindy说，5年了，不能说没有爱，不能说就是爱。5年了，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现在突然要分开，而且还要分得彻底，真的很挣扎。

　　今年50岁的Cindy来美8年，Cindy在衣厂打过工，在珠宝公司穿过珠子，后来，通过学习簿记，终于在一家不大的公司记账。

　　6年前，Cindy在一次朋友的生日会上认识了钟先生，钟先生也是离家别子独闯美国的人，相同的经历，让双方惺惺相惜。于是，她和钟先生从开始的周末一块去喝喝咖啡、逛逛街、唱唱卡拉OK，到最终两人搬到了一起。

　　Cindy说，她和钟先生两人约法三章，他们的关系不能影响对方原有的家庭关系，他们对对方不能有婚姻上的要求。对方丈夫或妻子一旦到来，两人关系就此结束。从此，两人在孤寂的异乡有了一个临时的温柔港湾……

　　Cindy说，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家”，但恍惚间仍很有家的感觉，不再孤独不再寂寞。“为了让港湾平静，我们两人都很努力。我们在经济上绝对独立，往大陆寄多少钱，对方都不知道。我们尽量都不在对方面前提起家人，更不会当着对方的面给家里人挂电话。但是，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时，负疚感还是会时时涌上心头。”为了减轻负疚感，Cindy更常给丈夫和女儿挂电话，更多地往家里寄钱。“我有时也很矛盾，不知将来如何面对丈夫和孩子。”

　　Cindy说，她和钟先生同居的事终于被朋友知道了。“刚开始时，我觉得很尴尬。没想到朋友好像并不在意这件事，他们倒好，约着出去玩，还让我把钟先生带上，一次两次，慢慢地也就自然了。”

　　就当Cindy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时候，上个月，钟先生吿诉她，自己的妻儿终于排到期了，要来美国团聚了。“我能说什么呢，我明白，我们的约法三章需要兑现了，可让我彻底地离开，我一时转不过弯来。”Cindy说。

　　看着钟先生忙着定机票，看着钟先生给女儿联系学校，看着钟先生四处看房，准备在别处租房，Cindy的心里五味俱全，“我很恍惚，过去的5年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从他面前‘人间蒸发’。我后悔自己为何不经意间投入了真情。”Cindy说。(记者：李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