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蔓延，身在纽约曼哈顿的周明只能把回国工作的事暂时搁置。

　　作为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高级顾问，32岁的周亮(化名)已在美国工作了8年，但这一次，他是打定主意要回国了。

　　去年开始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在美国，每月都会“吹走”数十万的工作岗位，金融行业的就业状况尤其惨重。而在中国，金融机构并未受损，对专业人才的渴求一如既往。尤其是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的上海，急需聚集一批金融高端人才。回国，似乎成为华尔街华人精英们不错的选择。

　　去年底，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纷纷组织辖区内金融机构赴华尔街“挖墙脚”。然而就上海的情况看，真正回国进入国内金融机构任职的人并不多。不少金融海归选择了创业，回国做投资。

　　回国，回上海

　　周亮打定主意回国，一方面因为他是从贝尔斯登转入摩根大通的员工，工作环境的变化让他有些不适应；另一方面也是从职业发展角度的考量。

　　正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妻子非常支持周亮的看法。

　　周亮告诉CBN记者，对于海外金融人才来说，往往资历越深越不愿回国，主要因为薪酬差异更大、家庭和子女教育在国外也相对稳定。相反，那些在美留学(微博)的毕业生和年轻人更愿意回来，毕竟可以找寻更多机会。

　　周亮坦言，“看到明确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消息，我觉得非常高兴。上海将是回国首选。”

　　现在，摆在周亮面前的有许多选择：一是做国内A股市场，但由于国内市场运作、调研方式、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都与国外不同，所以就得从头学起；二是从事QDII业务，虽然这在操作上更符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可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让国内一些机构对QDII业务有所冷落；三是加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好处在于国内不乏优秀的 中小企业可以投资。

　　在美国生活了6年的徐瑞芬，目前还是陶氏退休基金全球私有资本和房地产的投资组合经理，但她已向公司表明了去意，打算回国。

　　“主要因为自己有很多投资在国内，现在在国外有点顾不过来，理想的状态是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国外。”她对CBN记者说。

　　而资历更深的张晔，在美国度过了18个年头，去年12月已正式回国。他曾先后任瑞银投资副总裁和花旗美邦财富管理副总裁，由于妻子是上海人且在沪任一家跨国公司高级主管，因此再回到上海是他很自然的选择。

　　“回国的决定应该是出自综合考虑的，包括职业、配偶、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张晔对记者说。

　　首选自立门户

　　周亮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提到，很多回国的金融高管更愿意自己回来创业。

　　“如果直接去金融机构求职，海外金融人才直接‘空降’高层职位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低一点的职位又不太愿意做，加上国内外市场运作的方式不同，所以处境就会有些尴尬。”周亮坦言。

　　那些回国的海外金融人士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尴尬。

　　回国半年多，张晔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管理自己和朋友在海外的投资，同时帮一家欧洲私人银行开发中国业务。

　　“之前也和一些大的金融机构谈过，但国内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与国外很不一样，所以也就暂时搁置了。”坐在思南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张晔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

　　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上海金融机构赴海外“抄底”人才收获甚少。

　　根据上海市金融办今年2月初发布的消息，在海外三地招聘现场面谈4432人次、初步达成意向840人后，上海有关金融机构又与210名应聘者进行了深入沟通，与2人正式签约，并与51人达成签约意向。但这对原先设定的170多个岗位来说依旧属于少数。

　　事实上，在引进海外人才问题上，国内金融机构的态度也是十分谨慎的。

　　浦发银行一位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CBN采访时则表示，对于招聘回来的海外金融人才，用人单位对其“期望值”往往会不同，更希望他们拥有掌管全局、开拓业务的能力。但有时候，那些从成熟度和细分度较高的发达金融市场回来的人才，只精通市场操作的某一环节，所以用人单位和招聘的海外人才就需要更多磨合。

　　徐瑞芬也是一个例子，她回国也是打算自己干。

　　从这个月起，徐瑞芬就正式成为欧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欧迅体育是一家体育媒体和资产公司，徐瑞芬主要负责公司的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结构组合，以及各种国际和国内体育项目的投资。

　　同时，徐瑞芬还在投资组建一家专门为国内外私人和机构资本设计的LP(有限合伙人)投资机构，这家机构由5位留美金融人士及纽约的私人投资人士组建，主要投资中国和美国的房地产、私募投资和有价证券。

　　“如果浦东新区给予政策、税务和更多资本上的支持，公司可以考虑设总部在浦东，并且我们的平台也正在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的加入。”徐瑞芬说。

　　软环境建设之外

　　正如徐瑞芬所言，政策是吸引海外金融人才回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让金融海归们安心落户。

　　上海市在一份实施意见中写道：“鼓励金融和航运机构吸引各类高端、紧缺人才，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户籍(居住证)等方面的优惠或便利。”

　　而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严旭近日也透露， 陆家嘴金融城规划还将进一步完善，正积极推进商务成本的降低和金融人才的吸引工作，如对金融高管给予一定补贴、降低其实际税负等。

　　对此，伦敦金融城可以向上海传授经验。

　　伦敦金融城市长陆毅安上周在上海访问时，谈及金融人才吸引方面的经验，他对CBN记者说：“吸引海外人才不只在人才本身，因为他们往往拖家带口，所以还要让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无后顾之忧。是否有完善的国际学校、是否有精通外语的专业医生甚至是否有适合的保姆，都会影响到人才的引进。上海应该在2020年之前，把这些都纳入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体系中去。”陆毅安认为，软环境的建设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不过，仅仅在“安居”方面满足海外金融人才的需要还远远不够。毕竟，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事业。

　　“税收、住房、子女教育等这些政策支持固然很重要，但不一定要给很多，只要符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就行，”周亮说，“对我而言，最关键的还是职业的发展潜力和前景。”

　　徐瑞芬也问，“除了税收、居住等政策支持，是不是还能有一些实质性支持？”她举例说，比如可以提供一些来自政府基金、保险公司、政府养老金等的资金，以投资的方式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和投资资本，“我们可以提供良好的结构性的投资回报。”

　　周亮也谈及，上海或许应该提供一些针对“金融创业”的扶持政策。“国内对高新技术创业有政策支持，感觉金融服务业方面较少。政府应该多一点对金融创业的支持，比如公司场地、引导基金等方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