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家总是这样介绍我：“这是王可，她是哈佛的毕业生。”最普遍的回应是： “你能去哈佛读书，一定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从社会大众和媒体钦定的世界最好的大学毕业，被界定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学术奇才吗？这意味着我可以轻而易举获得一份报酬丰厚、地位高贵的工作吗？这意味着我被列为社会精英，智力高人一等吗？根据我的个人观察，许多人都会这样说，他们的确也这样对待我。

　　但是，我一直坚信，哈佛本科带给我的核心价值，既不是学术能力，也不是吸金大法，当然更不是社会地位。我最珍惜的哈佛教育，并不是她世界一流的设施、四处获奖的教授、高水平的学术讨论，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机会，让我在课堂外与一群各不相同、极富才华、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起，去学习，去娱乐，去生活——是我的哈佛宿舍生活。

　　确保不同背景和兴趣的人搭配

　　在新生们还未踏入校园时，哈佛的住宿系统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入学前的夏天，新生要填写一份住宿申请表，内容包括希望有几个室友、自己的学习特点和社交习惯，以及一堆其他个人问题，来帮助新生主任安排住宿。哈佛学院的新生主任会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亲手筛选这些申请表，小心翼翼地将兴趣和背景不同的学生搭配起来，而不是把相同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这是一件艺术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个在田纳西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督教小孩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来自纽约最好的公立中学的犹太正教小孩住在一起呢？华盛顿州一个追求增加社交和教育的中国家庭的女儿怎么可能与一个来自麻省、热爱拉丁文的白人女孩每日交流呢？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又怎么可能生平第一次和一个从墨西哥移民到洛杉矶的女孩成为朋友呢？

　　每个新生都和几个室友一起住进哈佛园里的17栋新生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些宿舍楼只有大一新生可以进入，每幢楼有好几个单元入口，每个单元都有一个舍监专门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舍监往往是哈佛的研究生或者职员，就住在单元入口的房间里。舍监的职责主要是通过组织社交聚会和给予生活和学术的辅导，来创造一种和谐的团体氛围。因此，从新生踏入房间的第一天起，舍监就成为了学生群体的一部分，学生们有一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住在一起的生活顾问。

　　打扫宿舍还可以小赚一笔

　　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有迎新周的活动，新生可以有选择地参加各项迎新活动。可选的迎新活动丰富多彩，有为热爱艺术的新生提供的艺术活动，为喜欢社区服务的新生提供的都市活动，为热衷户外运动的新生提供的户外活动；对于国际留学生，也有强制参加的留学生活动。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宿舍卫生小组，通过打扫宿舍小赚一笔。我就参加了这个小组，并且在我卖力地刷马桶和地板时熟悉了这帮组员，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迎新周，也被我们戏称为哈佛营，它为新生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适应宿舍和了解哈佛的机会。比如，如果我要挂科了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想家了怎么办？图书馆怎么用？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冰淇淋狂欢和“初次亲密”舞会(是新生们第一次寻找男女朋友的机会，毕业时还有一场“最终幻想”舞会)。事实上，大一一整年都感觉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迎新活动，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让大家加深认识。而每个宿舍单元几周一次的小聚也加强了宿舍圈的集体认同感。来自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城镇高中，我生平第一次结交了很多非裔和拉美裔的朋友。我既认识了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长大的公子名媛，也认识了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因家里无法负担学费而接受全额资助的留学生。

　　大一时我很幸运地被安排进了一个小巧温馨的宿舍，格里诺。我喜欢穿着睡衣在过道里晃悠，跑到男生宿舍区和朋友阿诗文以及马特一块儿讨论经济学或者闲聊。阿诗文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印第安美国人，马特则来自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小镇。我喜欢在新生餐厅(跟《哈利·波特》里面的餐厅几乎一模一样)里逗留4个小时，跟朋友们讨论政治、教授或者萨默斯校长又怎么搞得与全体教授对抗起来。我喜欢和舍监、舍友们坐在客厅里，品尝新鲜出炉的糕饼，大声抱怨期中考试。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大一回忆——这段奠定了我人生最坚定友谊基石的时光。

　　大一快结束时要重新组合

　　大一快要结束时，学生们自由选择和另外7个同学形成一组，参与到分配新宿舍楼的抽签系统中去，通过抽签将每一个小组随机分配到11栋高年级住宿楼中，度过余下的三年哈佛时光。在凌晨的时候，决定我们未来宿舍命运的神秘信封被悄悄地塞进寝室门缝。接到住宿楼分配结果通知的那天简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大一学生就在餐厅里疯狂庆祝。每一栋住宿楼都给“大一毕业生”发一件特别的楼衫，欢迎新成员。那天我们小组在餐桌上手舞足蹈，披着楼旗，穿着楼衫，头顶楼帽。“欢迎加入埃利奥特楼，哈佛最好的宿舍楼。”一个高年级女生边扔给我楼衫，边朝我喊道。至此，我已经不仅是一个哈佛的学生了，我还是埃利奥特楼的成员。

　　哈佛的住宿制受到牛津和剑桥大学系统的启发。不同的是，每一栋楼仅仅承担住宿的功能，而不是一个大学的学术分部。大多数的住宿楼都建造于1930年代。当时的校长阿布特·劳伦斯·洛厄尔决定创造一个新的本科住宿系统，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历，也能通过抽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平等地被分配到各个住宿楼中，每栋楼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哈佛，有超过97%的本科生都住在宿舍楼中。埃利奥特因为她窗外极其美丽的查尔斯河畔风光和春季豪华舞会而富盛名。每一栋楼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宿舍楼是最好的。

　　难忘在宿舍楼餐厅熬夜码字

　　这个住宿系统的魅力在于，它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宿舍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每一栋楼都有两个“家长”(Master)——一个哈佛终生教授及其伴侣。我的“家长”是里诺·培尔堤莱和他的夫人安娜·本斯特德。里诺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文学的教授；安娜是英国人，在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工作。那个夏天，里诺记住了整整100个新加入学生的名字和面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入埃利奥特那天，他才能站在入口处，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迎接我们。里诺和安娜就住在埃利奥特旁边的一栋小楼里，在那里经常举行美妙的茶会。楼里也有一群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导师(Live-in Tutors)，他们通常是哈佛各个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职责在于给予我们关于本科学习、申请研究生和找工作的建议和指导。假如我准备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我就可以寻求法律预科的导师；如果我想去申请一份在法国实习的资助，我就会去找助学金导师。这些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在餐厅里用餐。

　　每一栋宿舍楼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餐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场所。埃利奥特的餐厅是一个优美高贵的传统大厅，有雕刻的墙壁，精美的吊灯，长长的橡木桌子面朝着外面的石阶。大家都非常喜欢玛丽娜，她是一个亲切的波兰女人，每天给我们刷饭卡并温柔地告诫我们要好好注意身体。我早上喜欢吃一个煎蛋，跟厨师们拉几句家常，他们常常给我的蛋卷里塞很多火腿。大家都喜欢在餐厅里聊天，晚上我们也会带着作业坐到橡木桌前。我在哈佛印象最深的几次谈话都是在餐厅写作业时发生的——跟一群累坏了的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温暖的餐厅里闲聊真的很神奇。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每当我怀疑自己时，正是这种感觉鞭策我继续前进。在这儿，我总能找到一群在餐厅里奋斗、写论文的朋友，和他们一起熬夜码字，拼凑着第二天就要交的8页纸的哲学论文。第二天早上，经历了一夜9个小时的鏖战，我轻松地跟才进来吃早餐的朋友们打着招呼，脸上挂着疲惫的胜利微笑——他们总是拍一下我的背以示祝贺。

　　宿舍生活成了最温情的回忆

　　这个住宿系统还是我们参与哈佛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除了每个宿舍楼内部的活动，学生还可以到其他宿舍楼参加活动。每个周末，一些学生就会在他们的宿舍楼客厅里举行派对，哈佛也经常从学生社交基金拨款加以赞助。有的客厅甚至被称作派对客厅，经常引来大批学生。我和室友们，就很痴迷于派对。我们常常计划着先去埃利奥特楼的这个派对，再去卡博特楼的那个派对，然后再和朋友们到柯克兰楼的另一个派对来结束一个夜晚狂欢。宿舍楼的派对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通过宿舍楼的邮件名单来传播的。每一个宿舍楼的成员都在这个名单里。如果我想星期六去中国城，我就可以通过这张名单发送邮件邀请大家，组织一个外出聚会。

　　最重要的是，这种住宿制度带给我们对同学情谊的最甜美回忆——我的朋友成了我的家人，埃利奥特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甚至有些孤立无援的学校环境里，每天回“家”、回到埃利奥特都带给我安慰和温暖。我记得，在埃利奥特著名的春季豪华舞会上我和室友在餐桌上跳舞；我记得，室友在浴室被一只巨大的蟑螂吓得惊声尖叫，管理员弗兰西斯科跑来做掉它后，哈哈大笑我们；我记得，在“家长”里诺和安娜的家里帮忙组织茶会，然后我们把糕点偷回宿舍；我还记得，和我最喜欢的导师一起去波士顿城吃饭，认识了她的教授男友，他还开车送我们回到埃利奥特；我还记得，和我的室友们一起嘲笑里诺，他在正式的埃利奥特晚餐聚会上喝了几杯葡萄酒，发表演讲时就口齿不清了；我还记得，我写一篇期中论文时，朋友们深夜给我带回零食，给我鼓劲儿；我还记得，每天晚上睡觉前，哈佛商学院明亮的灯光倒影在墨绿的查尔斯河上，每天早晨醒来时，明媚的阳光洒在蔚蓝的河面上闪闪发光。这些记忆不仅印在我的脑海中，更会刻在心中伴随我一生。(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