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燕社2011-2012学者、学生合影。赵晓霞摄

通往梵瑟楼的小路。赵晓霞摄

哈燕社所在的红砖小楼。赵晓霞摄

　　暑假里的哈佛校园，早上9时刚过，就有或年轻、或年长的中国面孔，背包提书，步履匆匆地推开剑桥镇神学街2号那幢红砖建筑的厚厚木门，扫一眼贴满各种学术演讲消息的张贴板，便左转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他们中有受哈佛燕京学社(下称哈燕社)资助来访学的学者，也有来进修的研究生。

　　从1958年起，这座红砖建筑成了哈燕社的办公地点之一。一对来自中国的石狮子镇守在楼前，有学者将它们称为“通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心脏的象征”。

　　进图书馆阅览室前，可见左侧墙壁上悬挂着为哈燕社的学术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洪业(煨莲)照，再前一步，是开创了哈佛中国学研究的戈鲲化像。图像无声，但正是在这几位中国文化与学术西传历史上扛鼎人物的深邃目光下，一代又一代学者、学生晨来晚归，沉潜在东西学术交流与激荡的进程中。

　　“心理东西本自同”

　　成立于1928年1月4日的哈燕社，由美国铝业大亨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 Hall)的遗产捐赠建成，宗旨是提升亚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水平。作为中美之间首个跨国学术交流机构，哈燕社在两国学术交流史上，书写下了重要一笔。

　　对哈燕社的成就，在《哈佛燕京学社》一文中，作者张寄谦评价道：“为中美双方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其中有些是对学术研究具有方向性影响的人物。”

　　历史上，获哈燕社奖学金资助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有齐思和、翁独健、郑德坤、周一良、杨联陞等。对此，张凤在《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一文中写道：“燕京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在当年初启智识之士求学西洋，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能申获奖金自别有意义。”这些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微博)的学子，其日后的学术造诣，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学术界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从美国方面来看，早期受哈燕社资助到中国学习或进行不定期研究访问的学者有魏鲁男、毕乃德、赖肖尔等。张寄谦认为，这一代学者的成就奠定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并使其逐步上升，终至越居于欧洲之上。

　　1981年，在与哈燕社中断联系近30年之后，中国重新向该社派出访问学者，到目前，已有400余位中国学者、学生受其资助赴哈佛访学、进修，进一步推进了东西方的学术交流。

　　“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红砖小楼一层右侧尽头的哈燕社的休息室内，高悬着陈宝琛以84岁高龄写就的这副对联，回顾哈燕社84年的历史，不觉引人作同调之鸣。

　　推进学术领域发展

　　距红砖建筑不远，是哈燕社的另一处办公地点——梵瑟楼(Vanserg Hall)。该社的各类项目在此处理，哈燕社助理主任李若虹博士也在这里办公。

　　据介绍，目前正在运作的主要项目有设立于1953年的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 Program)和访问学员项目(Visiting Fellows Program)。前者近年来每年资助15位学者，中国学者占1/3左右；后者每年资助约七、八位博士生，资助来自亚洲的博士生来哈佛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其中也有来自中国重点高等院校的学生。

　　除这两个主要的传统项目外，为推动各学术领域的发展，哈燕社近年新推出培训项目(Training Program)，其运作模式得益于该学社具有独立性。作为一个基金会，哈燕社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于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亚洲的人文和社会学科近年来发展很快，与之相应，我们的项目会随时进行调整和更新，而培训项目即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李若虹说。

　　该项目在哈燕社第七任社长裴宜理教授上任以后推出，主要用以帮助提携和发展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尚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尚不理想的领域和学科。李若虹以开设过的比较文学领域的培训项目为例解释说：“虽然中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专业，但发展并不是很规范。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上，与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相差很大，所以哈燕社在宇文所安教授的指导下，举办了该领域的培训项目。”

　　培训项目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选定领域并指导来哈燕社的年轻的学者。哈燕社选拔3-5位年轻学者来哈佛进行为时1年的研修，比较文学和艺术史的培训项目便属此类；一是哈燕社和亚洲合作高校的某个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合作，在亚洲的高校举办为期1到2周的某一领域的培训班。“从目前已举办的几期培训班来看，确有成效，覆盖面比传统的访问学者项目更广一些。”李若虹说。

　　一次公开英文学术演讲

　　每年9月，一些刚从中国来的学者、学生的身影会出现在哈燕社的红砖小楼中，开始他们在此地的访学、研修生活。数据显示，从该社成立至今，受资助的学者、学生约达千位，中国学者、学生有500名左右。如何评价他们的访学、研修成就，是哈燕社常被问到的问题。

　　早年资助的学人，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对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短期出成果很难。这便遇到一个问题——近年资助的学人的学术成效，该如何衡量？“很难用量化的机制去评价，虽然出版成果算一个标准，但未必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质量上乘，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李若虹介绍说，从哈燕社方面，为增进访学成效，现在对访问学者的要求是在访学期间，就自己的研究题目，做一次公开的英文学术演讲。“但那些更深层的、潜移默化的成效日后才能显示出来，比如学者在这里建立的学术关系网，与同一研究领域的教授、学者的交流心得只会体现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

　　在李若虹办公室的斜对面，可见一个供学者休息、会朋友或吃午餐的休息室，不少哈燕社的访问学者带着自备的简易中饭在这里热了吃，然后或直奔各个图书馆，或去参加各类研讨会(Seminar)，或钻进哈燕社图书馆的地下书库查书……“想看的书太多了，时间真的不够用。”这是中国访问学者常发的感慨。也许，他们的访学成果，正是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中起步——简单的中饭里，和哈佛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的研讨论辩中，听讲的课堂上，还有长长的借书单里。

　　从单向学习到双向交流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变化很大，这种变化能在来哈燕社访学、研修的学者、学生身上充分反映出来。”这是从1993年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哈燕社工作的李若虹的感受。

　　在她看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以后到哈燕社访学的学者，多来自英美文学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因为他们英文比较好。后来，访问学者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上世纪80年代来的中国学者多抱着到这儿来学习、镀金的心态，全心全意来向西方求教，而现在的学者来到哈佛，和这边的教授、学者切磋、交流的条件比以往成熟多了，可以说这一访问学者项目也正经历一种由单向学习逐渐变为双向交流的过程。”事实也表明，近年来，来自东亚的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充分利用这边的资源和本领域内的教授和学者进行多方合作，一改过去那种全盘接受西方学术成就的被动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正面的，“但尚未达到一种理想的相互交流的状况，学者间的交流还不太平衡。”李若虹说，“很多情况下，尽管中国有的是有关中国学的大批材料和资源，但要从培训博士生的机制、研究的方法、论域的开题和分析的深度来说，中国学者参加学术对话的话语权依然有限。此外，受语言限制，中国学者的一些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及时传过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知。”

　　哈燕社项目的设立、运作非常关注这种情况，并努力改变这种学术交流上的不平衡状态，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李若虹管理项目的实际经验来看，“为了能达到中西方学者扎扎实实地相互切磋、合作，然后取得融会贯通的交流成果，美国和东亚的高等院校依然需要付出诸多努力。这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的目标，但是我们朝着这一大方向去努力，仍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和细水长流的积累”。为了给亚洲学者提供和西方学者真正合作、交流的契机，哈燕社一直创造条件，让访问学者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融入到哈佛大学乃至更大的国际学术团体中去。

　　过去一些年，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中国学研究曾被边缘化，而“中国学的研究重镇在哪里”也一直是很多中国学者关心的话题。对此，李若虹的观点是，在信息发达、交流机会急剧增多的今天，像当年荷兰的莱顿大学那样作为中国学的研究重镇，统领学术研究的情况很难再出现。“我觉得，倒不必过分强调学术重镇在哪里，最健康的学术研究状况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间都有平衡、平等的交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