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没有想到，他和北京理工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刘国福共同主编的《中国国际移民[微博]报告(2012)》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这份推迟了半年才出版的中国首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赶在2012年12月正式面世，似乎表明没有买到“船票”的中国富人正在蜂拥移民海外。

　　老调新弹

　　王辉耀博士所在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成立至今主要关注国际人才的流动，每年都会发表相关报告。2012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和《中国留学[微博]发展报告(2012)》，而最后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影响力最大。

　　王辉耀向《新民周刊》透露，这本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的364页报告，主要基于中国政府机关、国际机构、主流新闻媒体发布的有关中国国际移民的资料和数据。而目前媒体广为引用的“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关考虑”这些数据，分别来自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和贝恩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及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和胡润百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

　　王辉耀坦言，《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的大多数据都是2010年底前的公开信息，他的团队只是深入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国际移民的新变化和大趋势。“这些公开数据经过我们的梳理和解读后，让很多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或者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信息。”

　　报告强调，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第一次是百年前，以华工为主要群体；第二次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以留学生等高学历人才为主体。而如今，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

　　报告的另一主编——北京理工大学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表示，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是“内推外吸”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面对日益严峻的经营环境，大批中国企业难以维持此前相对理想的发展速度和企业收益，以及中国的综合生活环境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企业主们急需寻找机遇扭转这样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流入本国市场刺激经济，出台了更为宽松的投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具备一定资产的移民者。西方国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营和更为优良的综合生活环境一直被中国企业主看好，很多人愿意尝试移民外海寻找更自由的经营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中国国内的投资环境、医疗、教育、养老、民主程度等都是影响富人移民决策的主要因素，“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力图改善这些，但根本性的转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在未来5-10年内，必然会有更多的中国富人移民海外。”刘国福说。

　　资产外流？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的内容未必有多新，但它契合了当下移民这个最热的话题。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然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根据中国社科院2010年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

　　中国投资移民越来越多。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美国2010年和2011年分别向1016和934名中国人签发了EB-5投资移民签证，占签发总数的41%和75%。近三年，中国向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量占加拿大投资移民总申请量的75%。澳大利亚2008—2011年共向16946名中国人签发了投资移民签证，年均4237人，占签发总数的59.36%。报告指出，海外投资移民的发展带来我国的资产和人才的双重流失，不利于我国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移民目的国带来资金和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了移入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刺激了移入国房地产产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家的国籍身份，如今也成了新闻。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在十八大期间表示：“如果我要生一千次的话，我也要生在中国，如果我要死一千次的话，我也希望死在中国，我为我是中国人而感觉非常的自豪，我现在没有移民，我的儿子没有移民，我的老婆也没有移民。”

　　梁稳根不是第一个“表忠心”的。2012年6月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上，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女士在谈到中国企业家转移财富、移民海外时曾表示，“我们都在牛棚干过，在牛棚住过，今天我们都享受着国家的政策，也都享受着今天中国经济的崛起给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所带来的机遇，我们为什么要揭被而起呢？我们要把被子盖得厚厚的，这就是今天企业家所应该具备的精神。”3个月后，张兰把北京的户口注销了，据说是为了俏江南香港上市而入籍加勒比岛国圣基茨。原来，自2006年9月商务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来，红筹模式海外上市便受到极大阻碍，拟上市企业必须通过股权置换或协议转换(即VIE模式)等方式规避其中相关条款，间接上市。在股权置换模式中，拟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必须变更国籍，从而以境外公司身份规避现行监管条文，俏江南就是典型案例。此外，如果俏江南上市成功，张兰更改国籍后还能节省10%的个人所得税。

　　刘国福希望公众能积极、客观地看待富人移民这一现象，“从长远看，富人的流动是利大于弊的，国家不应该刻板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流动。”刘国福认为，资产外流并不意味着资产从中国消失。对于个人合法收入，所有人都有权自由支配，包括携带资产移民其他国家。有能力积累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必定有着相当的经营能力和工作欲望，即使移民海外也会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很少成为坐吃山空的闲人。“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

　　刘国福认为，一些西方国家的市场相比中国更为自由，政府干预较少。不排除一些中国企业主移民后发展良好，进而入籍的可能。同时，也一定会有一部分人，移民后因各种原因经营不善或者生活不适应，再次面临选择。“如果他们移民后在移民目的地国发展不顺利，他们再次回到中国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中国始终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大的靠山。”

　　富人选择移民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这也催生出了一个群体——裸商——自己不走，是因为在国外钱不好赚。北京大学[微博]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李成言认为：“移民的企业家分两种，一类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一类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如果是前者，应该按照准公务员[微博]来对待，因为那些职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直接产生任命的。”

　　相比较裸商而言，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裸官，尤其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没实行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2012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对于公众所担心的贪官携款潜逃海外的现象，刘国福建议国家完善目前反洗钱、个人携带外汇出境、个人结售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出境申报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用法律制度更有效地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原标题：移民潮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