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元旦在上田的下宿前留影。(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信州大学纤维学部大学祭时中国留学生的饺子摊档热卖情景。(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11984年在信州大学纤维学部的实验室与导师押金健吾先生(前中)和访日进修学者、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先生(后右)合影。(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在上田参加日本舞演出，节目名称《荒城之月》。(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1990年5月22日我回国时在大阪关西机场咖啡馆与石田先生(中)、北岛先生(右)合影。(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编者按：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两次留日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初，大批有志青年为推翻封建统治，东渡日本寻找建立民主国家之路，其中有孙中山等大批同盟会的革命家，也有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家；第二次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振兴中国的人才，中国政府从1977年恢复高考[微博]后的大学本科生和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派往日本学习。

　　1983年，中国的150名研究生赴日留学[微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选派的第二批赴日留学生。30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实现了振兴崛起的梦想，全球化给了中国更大的舞台。30年前，他们曾一起留学日本，30年后，他们在中国和世界的各个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兼何职，他们心中永远不忘的是养育自己的祖国和教诲自己的师长。他们在纪念留学30周年之际，回顾了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岁月拾零(上篇)

　　作者：庄东红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共命运，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雪雨。与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1973年下乡当知青，经历了五年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练后，1978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国家结束“文革”，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一年我考上华南农学院入读蚕桑专业。1982年毕业那年又通过考试，获得了国家教委派遣公费出国留学资格；1983年赴日本，1986年获信州大学农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京都府立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至今一直在家乡的高校任教任职。有句话说：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感谢命运的青睐和上天的眷顾，让我能在人生旅途中看到更多的别样风景。

　　一、上田的留学生活

　　初到日本

　　1983年10月5日，我同一众学友――国家教委派遣第二批赴日攻读硕士学位的学子们，登上北京飞往日本东京的飞机。机上，我晕机了(那竟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晕机)，国际航班上看起来十分美味的餐食，一口也吃不下。或许是过于兴奋、紧张的缘故吧。

　　到了东京，当晚入住中国大使馆。第二天我和JX、SGL、GSH等3位同学一起乘火车往长野县上田市，来到我们入读的学校――信州大学纤维学部。几位先来这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到车站接了我们，此前他们已帮忙租好下宿(即宿舍，日语称“下宿”，是专门供大专院校的学生租住的民宿或公寓，日本的学校内一般是不设学生宿舍)，买好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使我们很快就安顿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在学校、在实验室还是回到下宿，都有留学生学友，大家互帮互助，学习生活快乐而充实，也多少冲淡了想念家乡和亲人的离愁别绪。

　　两年半后，当我去京都求学时，尽管用日语交流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对在日本的生活也能应付自如，但由于学校里中国留学生寥寥无几，回到下宿，几人合租的一栋日式小楼里除了我都是日本学生，找个人说说中文都找不到(那时的电话费相对收入非常之贵，不像现在不管在哪儿可以随时找人“煲电话粥”)，一下子就像缺少了什么，感到很无助，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孤独感。貌似坚强很少流泪的我甚至独自哭了一场。这个时候更加怀念在上田的留学生活，更深刻体会到初到日本时来自于学友们的关怀和温暖是多么可贵。

　　信州大学纤维学部的中国学子

　　信州大学在长野县内。信州大学由多个学部组成，本部和教养学部在松本市，工学部、农学部、纤维学部等学部则分别位于长野市、伊那市、上田市等长野县内不同城市。纤维学部所在的上田市(うえだし)属于东部的上小地域，是一个小城，人口不多，安静，整洁。纤维学部的前身是1909年创办的上田蚕丝专门学校。信州曾是日本蚕业最发达的地区，电影《野麦岭》讲述的就是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桑蚕业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更多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员，蚕丝专门学校应运而生。后来上田蚕丝专门学校并入信州大学，成为为拥有纤维工学科、纤维机械学科、纤维化学工学科和纤维农学科等学科的一个学部(日本大学的学部、学科分别对应于国内高校的二级学院和系部)。近百年来在这个不大的校园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派遣的桑蚕学、纺织机械、高分子材料等专业的留学生很多来到这里访学进修或攻读学位。1983年前后在纤维学部做过访问学者的就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大学[微博]校长的向仲怀先生，无锡轻工学院院长吕仕元先生，东吴大学副校长白伦先生，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周泽扬教授等，还有本科阶段就在纤维学部留学的现清华大学[微博]博士生导师XXM和YXY伉俪。可谓人才辈出，足以令信州大学及纤维学部引以为荣。

　　在日本地方性的大学中，信大纤维学部是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上田小城，总是以她那宽厚温暖的怀抱迎接来自中国的学子。纤维学部的日本老师、职员对中国学生非常友好，嘘寒问暖的，有的带自制的点心、自家产的水果让我们品尝；有的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盛情款待。校方关怀备至，聘请老师专门为新到来的留学生开设日语课，强化口语听力、讲授日本礼仪和风俗习惯；组织留学生去松本城、美原(日本100名山之一，是一个呈桌面形状的熔岩高地，最高峰为“王之头”，海拔2034米。)等旅游名胜地考察，到久负盛名的长野高山滑雪场滑雪。上田市日中友好协会及日本友人也时常邀请我们参加一些活动，赏樱花，看红叶，出席茶道会、花道会，观摩日本传统的结婚仪式，担任面向市民举办的中国语言文化讲座的主讲老师，等等，使我们在专业学习之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日本社会和风土人情，体验日本人生活中的点滴。各种友好交流活动增进了年轻的中国学子与日本民间人士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日后不管回国发展还是留在日本工作，留学生们自觉自愿为中日友好交往架桥梁、做贡献，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能不说与当年的那些经历及其所建立的情感联系是密切相关的。

　　国家公费留学生

　　我和我的学友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也是公派出国举措的受益者。中国政府公费赴日留学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从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拔，经一年的国内培训再派出。

　　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优裕，甚至是艰苦的，中国政府助学金，除了学费之外，每生每月有6.8万日元的生活费(第二年增加为7.5万日元)。关于打工。我们在出国前的培训期间就被提醒：公费留学生不许打工挣钱，要把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其实在日本大学生打工挣零花钱、生活费乃至学费是很普遍的，本来，留学生只要不违反居住国的法律法规，不影响学习和研究工作，节假日有余暇的话打点儿工赚点小钱补贴生活也无可厚非；况且当时上级主管部门虽有不许打工的要求，但并没有人专门来检查，打不打工全凭个人自觉。由于那个年代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因此大都还是遵守有关的规定没去打工。

　　我们很知足。虽然开支需要精打细算，但经济上有保障，衣食住行能满足基本需求，相比于“文革”期间和上山下乡的艰辛日子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匮乏的国内生活，我们已经是在享福了。况且，我们知道国家百业待兴，各方面都要经费投入，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供我们留学的，我们更没有理由不满足。我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勤奋学习，做出成绩，才能报答国家和人民的培育之恩。

　　导师押金健吾先生

　　我的导师是纤维学部农学科副教授、桑树育种专家押金健吾先生。第一次见面握手，先生就自嘲地说，我这手要跟年轻女性握手真不好意思呢。押金先生的双手十分粗大，黑黝黝的。原来，先生家就在大学附近的农村，家中种着多亩水田，农忙时他必须要利用学校工作以外的时间下田播种插秧，辛苦劳作，因此有着农民一样壮实的体格和双手。而后来我所看到的他的另外一面，他热爱交响乐，上班时西装革履，衬衣领子总是雪白且烫熨笔挺，头发梳得光油油的、一丝不乱，一派西方绅士的翩翩风度，还有那身着白大褂、双手灵巧熟练地做着实验的身影。我很惊讶：大学老师与农民竟能融为一体，不同角色之间的转变又能如此地自如？！

　　押金先生全家都是池田大作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他的儿子就在池田身边工作。有一次，押金先生专门带我去见池田大作，一起吃饭、合影，还让我接受了几件有创价学会标识的精美纪念品。之前我对池田大作的情况并不太了解，那次会面后才知道，在池田大作的追随者、崇拜者眼里他就像神一样，听闻他要来，人们聚集起来，热切地等待他的出现，争先恐后地要与他握手，不少人激动得哭泣起来。不禁令我联想起“文革”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在日本也能遇见这么疯狂的场面。押金先生因为卷入了这种个人崇拜中不能自拔，遭到来自纤维学部同事的诟病，在日本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也有不同看法。离开上田后听说他转到创价大学去任教职了。

　　房东太太井户女士

　　刚到上田纤维学部，我和JX租住同一房东的房子。那是一栋日式二层小楼，我们各租住一间二楼的六叠榻榻米房间。房东太太井户女士四十多岁，有一儿子在外地工作。她的先生因车祸去世，她用赔偿金盖的这栋小楼，房子很新，落成不久。房东太太是教授日本舞蹈的老师，教学地点就在家里。寡居的房东太太，以教舞蹈和房租收入维持生计。

　　日本茶道、花道、舞蹈、书道、剑道等传统技艺的教与学都十分注重礼仪和规矩，房东太太讲究礼仪、遵守规矩也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住在她家，与她同一个玄关，共用卫生间、浴室，凡事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违反了她的要求和规定，给她添麻烦。入住初始，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缺乏有效沟通，与房东之间也出现过一些小的误会。

　　其实房东对我们很友好、很关心。住下不久她就在家里请我们吃饭，专门叫了外卖寿司。一个日式大漆盘里摆满各式各样的寿司，琳琅满目，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这著名的日本料理。可惜当时我并不喜欢，觉得那饭团酸酸的，上面的鱼块儿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哪儿有中国菜那般的美味可口呀。想不到如今不仅寿司，原来不能接受的日本传统食物如酱汤、纳豆等，都成了我的最爱。元旦新年这一天，房东太太取出自己的和服、腰带，把我们装扮一新，去给老师同学拜年。我们得以切身体会到日本的新年等重大节日里着装之隆重以及穿着和服之不易。穿和服不仅要里外服饰搭配一致(要先穿上和式的内衣)，领口敞开的大小、下摆留出的长短，乃至腰带的料子质地、图案花纹以及捆扎样式，都有讲究，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哩。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房东帮忙，即便一套和服摆在面前，我们也不知该如何穿到身上。

　　后来房东抽空教我们学了一段日本舞，曲子是《荒城之月》。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上田市日本舞的汇演，我和JX化着脸白唇红的妆容，身穿粉红色的和服，像日本人偶一般，伴着乐曲努力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的中国同学都去为我们鼓掌加油。《荒城之月》那悲凉、凄婉的曲调至今仍不时地萦绕耳际，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一歌曲及其舞蹈所要表达的意境，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离开上田后十分感激她在过去的岁月里给我们的关怀，让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如今，曾经因为她对我们房客的要求太严、规矩太多而引起的不满和逆反心理，早已烟消云散，反而更多地想念她对我们的好处。她是值得我们尊重的，面对命运的打击她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从她身上可看到日本妇女优秀的精神品质――坚强、隐忍、乐观，无论际遇如何，始终热爱生活、追求美好。

　　二、京都求学的日子

　　1986年4月，告别了上田市和纤维学部，我来到日本古都――京都，进入京都府立大学农学部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了又一段难忘的留学生活。

　　1990年5月22日我回国时在大阪关西机场咖啡馆与石田先生(中)、北岛先生(右)合影。(2012年10月翻拍照片)

　　我的老师们

　　京都府立大学农学部的专业研究室的建制是讲座式。七个讲座，每个讲座固定有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助教等三个职位，如若有人升迁或调离，才会补充相应的人员。每个讲座的实验室里还有在先生们指导下做毕业论文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若干人，组成一个学术大家庭，十分热闹。

　　我所在的果树园艺学研究室有傍岛善次教授、石田雅士副教授、北岛宣助教三位老师。导师傍岛善次先生是一位儒雅可亲的教授。他出身名校京都帝国大学，在京大农学部果树园艺学研究室师从日本果树学界泰斗小林章教授获硕士、博士学位，在小林章实验室任过助教，后来转入京都府立大学任教职，直至荣休。日本果树界有名的研究者如中川昌一先生等都是他的同门师兄弟，几位之间关系密切，常有往来。在傍岛先生指导下读博，很荣幸但压力巨大。

　　早在入学面试时，先生就严肃地对我说：果树学研究做实验的周期长，要发现或验证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几年时间出不了结果的，所以要获得果树学专业博士学位，一般都需八年左右时间，你要有思想准备。傍岛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学者，更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与他在一起时常听他把人生的道理娓娓道来。京都府大的果树研究室一直坚持每周一次的师生午餐会，在傍岛先生不大的办公室里，大家围坐一起边吃外卖盒饭(先生则是享用夫人亲手做的便当)边听先生的教诲，或者各抒己见，其情浓浓、其乐融融。先生为人处事的方法方式、对世事的见解看法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学生。在京都府大的研究室，副教授、助手先生常与学生们打成一片，随时可以交流，但教授先生的办公室可不是平时随便就能进去的(这方面让人感觉到日本大学的等级森严)，午餐会的形式对增进教授与学生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的实验和课题安排，主要是由石田副教授指导。石田先生在桃、柿等果树的育种和果实生理方面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经验。石田先生出身京都的望族，家中有许多祖上留下的地产，他也是京都大学小林章先生的弟子、京大博士，是当时京大果树研究室教授杉浦明先生的师兄。但他一点儿都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最经典的形象是身穿灰色作业服，头戴宽边草帽，肩披擦汗毛巾，亲自下到果园里，或给实验果树剪枝授粉，或施肥除草，满脸汗水，与京都府大附属农场的那几位农工没有两样。在他的带领下，果树学讲座的本科生研究生都主动热情地参加果园的劳动，不怕脏累。先生认为，果园里的活计，是学习果树专业之人必须掌握的，是根本。

　　有时因实验需要，我要到位于京都市东边的京都大学农学部附属农场的品种资源圃采样。石田先生只要有时间就会开着他的豪华轿车(据说那是他父亲送他的礼物)送我过去，顺便去看看京大果树研究室的他的同行朋友们，说说话、打打趣，交流一下各自的研究进展。采样结束返回府大的路上，先生照例会带我到咖啡馆喝点儿什么，冬天是热咖啡，夏天是冰红茶，还不忘为我点上一块好吃的奶酪蛋糕(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种点心，回国后偶尔碰到有卖的就会买来解解馋，只是总觉得比不上京都那里的味道)。当然这些都是先生买单。石田先生还经常自掏腰包犒劳研究室的学生们，在其他方面他也出手大方，与很多习惯于节约甚至有点儿吝啬的日本人不一样。

　　研究室助教(日语称“助手”)北岛先生只比我大几岁，年轻而充满活力，与学生混在一起有时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他经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有时是深夜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回来上班，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实在应该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只可惜日本不评选这个。其实早出晚归拼命工作是日本大学里年轻教师们的基本工作状态。北岛先生很聪明、反应快，兴趣爱好广泛，不仅学术研究做得好，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也有他独特的品味与理解。我对村上春树作品的接触了解，就是从先生送给我的一套日文版《挪威的森林》开始的；先生馈赠的出自名家之手的陶艺画、日式风格的手绘台布我都十分喜爱，从中可见他不俗的审美眼光和情趣。在京都大学读本科时北岛先生就与艺术院校的女生谈恋爱，毕业后很快结婚生子，在日本算是早婚早育了。先生干事业像拼命三郎，也很看重家庭。我回中国时他在送别留言中写道：“庄君，回国后当一名优秀的研究者也好，做出色的教育家也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早成为母亲！希望你能够构筑自己丰富美好的人生。”

　　现在北岛先生已是京都大学教授，仍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几年他与京都大学的几位教授来中国武汉、西安等地做学术交流和考察，我有机会两次见到他。那么多年过去，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磨砺，在先生身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他依然是精神抖擞、步履矫健。那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之人精神风貌的自然流露吧。

　　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和成果

　　我的研究课题选择和进展并不那么顺利。一开始，石田先生带我做桃树育种的课题，在他指导下给桃树授粉、挂袋，作观察记录。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柿树的染色体小而且数目多，切片不好做，因此很难观察各个品种的染色体情况。他说看到我在信州大学时做过桑树倍性的研究，会做染色体切片，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下柿树的或桃树的染色体。我因为确有那么点儿基础，也还喜欢在显微镜下探究未知世界，就答复先生，我愿意试试看。先生非常支持，那段时间石田先生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只要是庄君实验需要的，就一定要尽量满足――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的同时，无形中感到了压力，油然生出了使命感。

　　实际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失败沮丧的味道我都尝遍了。那几年里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认真查文献，埋头做实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前面实验工作的基础上，我参考了当时一位日本学者做水稻染色体的文献，尝试使用酶解去壁法制片，并注意关键环节的把握，不断试验加以改进完善，使整个制片流程更适于柿树材料，终于有一天，做出了非常清晰、分散良好的染色体图像。接下来，应用这一染色体制片技术，发现了柿树天然九倍体的存在，揭示了这种倍性变异与果实无核性状之间的关系，进而观察记录下天然多倍体配子的形成过程，阐明天然九倍体产生的可能途径，同时还开展了试管内人工诱导多倍体的实验探索。这些研究结果后来分别发表在《日本园艺学杂志》(1990年2篇、1992年1篇)。因为是基础性的研究，这几篇论文至今仍被相关研究者参考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