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的门阀化现象被美国“石板”网站称为“学术圈黑暗的小秘密”。调查显示，美国顶尖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找到教职的机会是普通高校同辈学者的几倍。而少数高校毕业生在学术圈“一统江湖”，导致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创造性都受到损失。

　　初入学术圈，出身比水平更重要

　　一名自称“Seelentherapie”的28岁硕士在读生，很想读博士，但与他研究方向高度吻合的导师都在“糟糕”的高校。他在英国的学生论坛上困惑发问，该选择排名更靠前的高校，还是更合拍的导师？

　　在论坛“the student room”上，这个2011年的帖子因为不断有人评论和复议，一直停留在醒目的位置上。

　　一名昵称为“海鸥”的网友称，自己有过类似的纠结，他的办法是打开英国各大高校的教员名录，查看他们从哪里获得博士学位，结果“悲哀地发现”，非顶尖高校的毕业生非常稀少。“海鸥”因此得出结论，“大学的名声的确重要”。

　　在以高等教育制度先进而自诩的美国，“由少数精英大学制造学术圈的多数教授”已不是秘密。

　　罗伯特·奥布兰斯克仍记得2011年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时的荣耀时刻，他取得过很多学术奖项、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出版了一本专著。但他的自信迅速在求职过程中泯灭——他获得的最好邀约仅仅是巴特勒大学为期一年的客座副教授。

　　如今，奥布兰斯克在印第安纳大学当研究员，这个职位没有薪水，但他执拗地认为，这份工作能“让你留在体系内，因此能保留在学术圈找到工作的希望”。

　　正当奥布兰斯克为找工作而奋力挣扎时，他在常春藤盟校学习政治学的朋友，毫不费劲地就在精英大学找到了教职。“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没什么成就。”奥布兰斯克说。

　　这样的偏见并非臆想出来的，他的导师就明确告诉过他：“始终在常春藤联盟内求学，会更容易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如果你能‘逆袭’，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奥布兰斯克没将自己看做高手，他已从简历中删除了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获得的硕士学位。“即使这会让人们认为我那几年无所事事，也比和一个次一等的学校建立联系强得多。”他告诉“石板”网站。

　　这样的经历促使奥布兰斯克着手研究美国的教职聘用制度。2012年，他对3709名政治学教授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他们中半数以上来自11所顶尖高校。输出政治学教授最多的是哈佛大学，239名政治学家是其校友；相比之下，从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10人。

　　2015年2月，美国学者亚伦·克劳塞特在《科学进展》杂志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了类似结论：他仔细审查了242所大学中1.6万名商学院[微博]、计算机科学和历史专业的教员，发现“陡峭的分层反映了学术圈的不平等”。

　　数据显示，1/4高校的毕业生占据了美国和加拿大这3个领域71%~86%的教职。18所精英大学输出了北美超过半数的计算机学教授，商学院的教授中半数以上来自16所大学，而历史学教授中一半以上都是8所常春藤大学的校友。

　　这些调查彰显了一个问题：很多大学虽然可以培养博士生，但其毕业生却无法获得教职机会。

　　“近亲繁殖”的美国学术圈

　　对这种扭曲的学术生态的解释之一是，那些排名较低的学校希望通过吸收声望较高的学校的毕业生，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社会认可度。

　　一名教师可能在同一所学术机构教书40年，但在招聘时，学校通常会根据少数几年的学术经历推测其终身成就。招聘教员因此成为一项高风险的决定，录用顶尖高校的毕业生似乎可以降低风险。

　　但这又带来了新问题。《经济展望》杂志2014年的一篇文章称，虽然从顶尖高校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生从事教职的头6年很多产，但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通常默默无闻。

　　大陆漂移理论、真核细胞、准晶材料的发现，都要归功于学术圈的“外行”们。因此，学术圈的门阀化和一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创新，最终受到危害的将是学术体系本身。而如今的大学招聘体系的习惯，无疑扼杀了学术多样性。

　　克劳塞特的报告发现，极端精英主义在顶尖大学中也存在。各学科排名前10位的学校，产生的教师数量比排在11~20位的学校高1.6~3倍以上。而后者又比排名21~30位的学校培养的教师多出1.3~4.6倍。

　　教育顾问凯伦·科尔斯基通过博客向硕士和博士生提供学术圈的就业建议。她表示，报告的发现和她在工作中的观察“完全一致”。

　　“在我的客户和读者中，那些从精英大学毕业的总能最先接到工作邀约。”她透露，并非所有的精英大学博士生都能找到教职工作，但那些获得教职的通常都有精英大学的教育背景。

　　因此，她不得不对想攻读博士的读者传递负面信息：“只有顶尖大学和知名项目有意义，只在经济状况允许、不需要负债的情况下读博士，满足以上两项，同时年龄在40岁以下，读博士才是个不错的选择。”

　　难以为继的学术公平

　　克劳塞特的研究显示，在博士生求职时，“向上流动”几乎不可能。只有少数人能成功地“逆流而上”。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博士生山姆·韦对1.6万份问卷进行研究，找出了那些供职大学比获得学位的大学更优秀的受访者。研究小组的成员随后联系他们，希望得知他们如何打破了学术圈的“种姓制度”。

　　吉姆·贺北塞在内华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所大学在向其他学校提供学术人员的名单上排名第128，而他如今任教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同一榜单中排名第7。

　　吉姆认为，自己实现“学术三级跳”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密歇根大学当博士后研究员(密歇根大学在榜单上排名第28)。“一旦你有了好出身，人们就会更关注你已取得的成就。”

　　为了获得博士后研究员的机会，他主动致电准博士后导师，提出为他免费工作。“我做程序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文献综述，以及他们交给我的一切工作。我把自己看做跑龙套的，他们可能也这么想。”

　　优先任用精英大学毕业生的逻辑是，顶尖高校录取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同样，最棒的学术人才只选择最好的高校接受教育。

　　在没有高考[微博]而是依靠申请制度的美国大学中，“优秀人才”是个多标准的复合概念。在其中，美国高校已将“系出名门”的逻辑发展到极致——最好的学者毕业于最好的大学，此前他们进入最好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谁能进入好幼儿园依靠的是父母的社会影响力和财力，而非个人学术表现。

　　“如果我读博士时看到克劳塞特的报告，我可能不会在学术道路上走弯路。每个登山人都有权在攀登开始之前，知道山到底有多高，这样他们才能决定到底要不要开始攀爬。”奥布兰斯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