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教育讯，美国大学里的作弊之风愈演愈烈，新技术的发展更是催生了学生和校方间作弊和反作弊的“军备竞赛”。面对此种现象，学校也是动足脑筋，如出台“信用准则”来抵制作弊行为。事实证明，这也许是大学在打击作弊之战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美国高等教育里，作弊可谓是无处不在。在2015年，达特茅斯学院就因为作弊原因对秋季某门课的64位学生采取停学处分——更讽刺的是，这门课竟然还是道德规范课！
再上一个学年，乔治亚大学校方管理人员报告了一共603次有作弊嫌疑的事件，其中70%以学生坦白供认告终。
2012年，就连哈佛大学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学校被迫调查了125位有在政治课期末考试中不正当合作嫌疑的学生。斯坦福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甚至以遵守学术准则闻名的弗吉尼亚大学都曾在最近几年遭遇作弊丑闻的影响。而唯一让我没有继续列举的原因，是我没有继续在谷歌上搜索下去。
全国性的数据统计反映了同样黯淡的前景。国际学术诚信中心（ICAI，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在对各院校学术不诚信行为的趋势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后，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多达68%的受调查的本科学生承认有在考试或写作中作弊。就连在研究生的调查当中，也有43%的学生承认做过同样的事情。
考虑到各式各样的新科技能够让作弊从设法偷答案或在考试中交头接耳分享答案，变成手指滑动之间的功夫，这些新科技自然变成了人们眼中为愈发严重的学生作弊事件负责的“罪魁祸首”。在一次佩尤研究（Pew Study，由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关于可能对美国或世界造成影响的社会问题、社会态度和社会趋势的研究）中，89%的大学校长院长认为电脑和互联网该为过去几十年日益严重的抄袭作弊行为负责。与此同时，大学也正利用科技来组织作弊行为，使用各类软件和监控录像监考考试，以及检查学生写作中的抄袭行为。
然而唐-麦卡布，一位曾领导过ICAI学生调查多年、现已退休的罗格斯大学教授，却不那么坚定地认为触手可得的网络、电脑、手机等新科技真正提高了学生的作弊率。他的调查数据显示出了各个因素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自从互联网变得触手可及无处不在以来，学生的作弊率确实增加了。但现在，学生的作弊率却正在往前互联网时代的水平回跌。
除了作弊率，他的研究还显示出学生参与度的下降，具体体现在课堂上越来越少的发言以及越来越欠考虑、肤浅的发言。因此，麦卡布教授推测，正从整体的趋势上看，当今学生对学校以及作弊的严肃性越来越不关心。
那么，学校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抓到日渐娴熟且不断进化自身手段的作弊者，同时从根本上打击校园内作弊的风气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利用新研发的科技工具来发现作弊抄袭行为，如Turnitin。Turnitin是一个在全球大学里广为使用的网页服务，它的功能包括分析学生文章，给予学生结构与句式方面的电脑生成意见。
最重要的是，它给教授提供了一个将学生文章中的每一句话与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进行比较的评分平台：该数据库包括了数以十亿记的存档网页，几百万篇学术文章，以及——可能是数据库最有趣的收集——所有之前通过Turnitin提交的多达3.37亿的学生文章。
还有一些发掘作弊的技术则会让人感到被监视的诡异。Proctortrack是一个搭配上网络同步录像可在线监视考生的软件。它可以识别故意瘫坐、伸懒腰、试卷灯光照射方向的改变和捡起掉下的铅笔等潜在的作弊行为。发明该技术的公司，Verificent Technologies，宣称Proctortrack这项技术自从发布以来，已经在多达300，000台学生电脑上安装，并已经监控过一百万多次在线考试。
现在流行于高等教育界的其他数据实验也可能对学校如何搜查作弊有深远影响：现在已经有许多大学正在利用像学生年龄、家庭教育历史等人口统计数据以及课堂参与度等数据对学生在一门课程中的及格概率，以及四年内的毕业可能性进行预测。我们也不难想象，这种对于学生学术表现量化的预测可以被利用与提升对作弊者捕捉的效率和准确度。
许多教授喜欢使用像Turnitin一样的工具以免去他们花在Google或图书馆检查作弊抄袭的时间和精力。Turnitin还可以让学生在交最终稿之前发现并更改作文中的种种问题，因此还有许多教授将它作为一种教学工具使用。Proctortrack则可以帮助各个院校确保不在学校课室，尤其是在网上参加考试的学生能够诚实地完成他们的考试。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担心过分依赖电子科技来防范学生作弊等行为，可能会引起学生与学校在电子科技方面的“军备竞赛”。学生会发明越来越聪明新颖的方式作弊，而学校则会用越来越具侵略性的系统予以回应。
确实，ICAI的现任主任泰迪费世曼也表示，她注意到了科技发达环境和各种作弊行为的联系。例如，过去的十年，她发现复制粘贴这种抄袭行为不断增加。但是现在，自从有了Turnintin这样的科技，复制粘贴这种作弊行为出现频率大幅下滑。但同时代写作弊行为（即花钱请人提供替学生写文章的服务）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这种作弊行为在目前的科技基础上很难被捕捉到。
而且，尽管像Turnitin和Proctortrack这样的科技，可以非常准确地辨识与期待水平不一致学生的表现，这些科技工具并不能对学生的行为给出细微的道德判断。特别是在学生的意图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判断学生是否诚实地完成他们的作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简单地看看威廉姆斯学院信用纪律委员会的个案笔记便可以证实上述说法。在其中一个案例里，抄袭的学生是一位来自海外高中的大一生而且从未被教过引用相关的知识。但是那位学生没有引用的文章还是被给予了不及格的惩罚。
在另一个情况里，在被同学问到自己的笔记是否对考试有用的时候，一位提前参加考试的学生尝试用一种“含糊但鼓励”的说法来回答那位提问的学生。然而回答的那位学生却因此受到惩罚，评分等级降了一级。
在第三个情况里，一位大一生称自己并没有从课本的脚注里引用，因为他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委员会给了他该项作业不及格，但是避免了他整门课程不及格的更严厉处罚，因为“他真心没有意识到那些想法在他之前有源头”。
费世曼同时指出，虽然大部分学生明白作弊与否大概的分界线，但是具体分界却十分模糊，特别是在释义和引用方面。“老实说，我参与过很多组老师对于抄袭具体分界线的讨论，大部分时间老师们都对这个分界线持有不同意见，”费世曼告诉我。这种关于哪些信息需要引用，哪些信息不用的共识的定义仍饱受争议。“这个定义太复杂了，”她解释道，“并没有一个我们可以确定达成共识的固定的范围，因为在不同的群体当中这会不一样。医学生当中的共识与工程学生当中的共识很有可能不一样。”
正是这种模糊使费世曼认为，学校应该采取一种更以人、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去解决作弊等问题。“一定要有空间给学生去失败，”她说道，“一定要在不会影响这个学期及格与否的情况下给学生足够机会去犯错，然后得到相关反馈从而改正。”
伊丽莎白-吉斯，艾格尼斯史考特学院的主席，说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其中一个途径是设立一个学术信用准则。“从根本上说，我们是要建立一个集体成员都注重学术诚信的集体文化。同时也要有评判性的对话交流来加强这种文化氛围，”她说道。学生手册里的话同样也反映了她的理念，“艾格尼斯史考特学校的生活基于整个学校的信用体系这一基石。”
在艾格尼斯史考特以及全美上百所其他院校里，学生要签字同意一个信用准则，这个签字也作为学生对在校保持学术诚信的一个承诺。作为承诺和信用的回报，这些学生同样也得到一些特权以突出集体对于他们的信任。比如在艾格尼斯史考特学院，这些特权便包括可自己安排时间进行不受监考的考试，以及在审查其他违反准则的学生的过程中享有领导的角色。
确实有证据显示这些信用准则可以抵制作弊行为。行为研究显示，在考试前被反复提醒对他们的道德期望——例如写或签字同意信用准则或是抄写十诫——会减少作弊的行为。麦卡布的调查也发现，有设立信用准则的学校比其他院校少将近四分之一的作弊几率，当然前提是这些信用准则已经成为了这些校园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艾格尼斯史考特学院，信用准则转化成了很多东西：因为违反准则而要遭到调查的学生可以申请一个公开面向整个集体的听证会。学生运行的信用法庭以及各种参与执法检阅理事会的教职员工、管理员和学生会，在给予处罚前努力使犯错误的学生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吉斯回想起一个理事会的听证会。听证会上犯错的学生抄了一个隔壁同学不正确的答案，尽管她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开脱，她尝试为自己的答案给出越来越离谱的解释。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她在对这件事的反思提供一个突破口。”
费世曼还提到，这些学术界关于学术诚信的讨论在学校外也有反响。“我们从各个公司的雇主那儿听到，当他们雇佣拥有本科学历的学生时，这些学生非常擅长被动完成别人告诉他们要做的，却并不擅长主观分析情况，然后弄明白有什么事需要做。
所以这指出了在作弊这方面，甚至其他学术方面，我们应该给出一系列出现问题的情景，让学生尝试主观分析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给出越来越多的被动的条规来使学术诚信这件事变得更加死板。”
尽管麦卡布认为学生对学校学术越来越不上心，他仍坚信信用准则是大学在打击作弊的战争中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能想到学生停止作弊的唯一原因便是他们被信任，”他如是说。换句话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来自公众号外滩教育 文：玛格雷特·巴瑟尔 编译：童逸飞 编辑：闻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