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案中为老师作证的学生走向法庭。(图片来源 德新社)据德国《时代报》报道，发生在德国卡尔斯特的一起学生状告老师案，近日在德国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学生起诉的起因简直有些“无厘头”：老师拖堂了，没写完作业者不许下课。
8月底，德国诺意斯地方法院对这一学生状告老师“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做出判决，认定教师存在过失。该教师将接受继续教育，否则将被处以1000欧元罚款。
老师拖堂犯了什么法
去年4月，下莱茵河地区小城卡尔斯特一名50岁的音乐课教师，因6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太闹，将帕格尼尼音乐欣赏课改为让学生抄写音乐家生平。
下课前，老师搬了个凳子坐在教室门口，规定只有抄完的同学才能离开教室。一名学生未按要求排队，挤到门口要求出门。在此过程中，老师与学生发生推搡，另一名学生用手机报警。
随后，老师以“限制人身自由”和“人身伤害”罪被检察机关起诉。报案的男生声称，老师当时“情绪激动，并用教鞭敲打课桌”，即使像他那样已经完成抄写的学生，也无法走出教室。他在法庭上作证说，要求出教室的同学在和老师推搡时，腹部受到老师的“重击”。
检察机关认为，由于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而将教学内容改为抄写，属于“罚抄”。根据德国教育法，惩罚性教学措施属于违法行为；下课后拖堂，并阻拦学生走出教室，触犯了“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法律。
德国学校教育的原则是以“教育”为主。当地所属的北威州《学校法》规定，达到“教育”目的的方式有警告、小组谈话、写信给家长，以及取消学生上课的资格、在老师监督下补课等，并且一定要提前通知家长。显然这位教师的做法超出了界限。
今年8月初，该案在诺意斯地方法院开庭。对于上述指控，这位老师在法庭上称，当天的教学内容是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将音乐欣赏改成抄写音乐家生平，只是“将教学内容以文字形式进行，并非罚抄”。
下课时，他让学生排队，检查作业后才能走出教室，确实“花了几分钟”，但所有完成抄写的学生都被放行，他并没有限制学生人身自由。他同时指出，报警的男生当天值日，本该留下，并不是完成抄写还被强留。辩方律师称，不让学生在下课时蜂拥而出，实际上是履行了老师的监护义务。
该校校长也于庭审当日出庭作证。警察局接到报案后，迅速致电学校校长，校长在警察到来前赶到教室，但看到的一切并不如报案者所说“音乐教室有学生被打”。教室里很平静，学生们已经基本离开，“一切与平时没有两样”。
法官在法庭上对教师这个职业表示理解：“面对一群闹腾的学生，老师能怎么办？”法庭最终裁决，鉴于这位教师有挡在教室门口的行为，事实上限制了学生的人身自由。由于“被打”学生在法庭上作证，老师并非故意打人，因此“人身伤害”并不成立。
听到判决后，该教师松了口气。对于因限制学生人身自由被判罚接受继续教育，他认为具有建设性，但他对该判决保留意见。
在德国当老师得小心翼翼
据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在德国教育史上，教师被起诉的案例并不多见。德国是个由“规则”掌控的国家，法律法规无所不包，细如牛毛。对法律法规难以界定的问题，大部分教师都会“绕着走”。
在德国，教师属于公务员，收入不错，工作稳定，未犯严重错误者不能被随意解雇。每天面对尚在成长中的“熊孩子”，难免有时会血压飙升。即使这样，教师们还是强压心头火，对学生温柔以待。毕竟，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自己的饭碗更重要。
再者，德国各种保护组织众多，学生保护组织、青少年保护组织等不一而足。为了不得罪各个“山头”，不被学生投诉，教师们只能小心翼翼。
去年，德国学生达兰·萨姆（Dallan Sam）和费兰多·罗德（Fernando Rode）通过脸谱网，向学生征集学生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瞬间得到数千网友回应。他们将得到的问题分类整理，筛选出最重要的，向专业人士求助。
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汉诺威律师、学生权利问题专家沃尔夫·塔内登（Rolf Tarneden）“经过短暂考虑，决定回答这些问题”。3人将这些一问一答的内容编辑成册，在网上发布，不想迅速爆红，很快推出第二版。
目前，该书已由乌尔斯泰因（Ulltein）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老师们不能干什么”。书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50个问题，告诉学生老师的哪些行为是触犯学生权利、或不被允许的，并附以相应的法律条文。
老师和学生，谁是弱势群体？
根据该书，老师没有充分理由不得拖堂，除非学生违反学生守则，比如在课堂上玩手机导致作业没有完成，才能留堂补做作业；不能因为同学间打架而留堂，因为这样的留堂已经变成惩罚。
要求学生把一个句子抄100遍之类的做法，在德国也是不被允许的，老师会因此受罚，因为教育措施必须“对学生的行为纠正具有积极影响”。
德国法律严格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禁止老师侮辱学生，或因言行不适对学生造成心理伤害。即使学生让老师气得抓狂，老师也不能出语相伤。如果被学生状告侮辱，老师将面临罚款甚至1年监禁，严重者可能断送职业生涯。
如此种种，四处是雷。
《每日镜报》称，42岁的塔内登是4个学龄孩子的父亲。当初答应两名学生回答以上问题时，他曾考虑用化名，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学校受到冷遇。
当然，他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想与老师们为敌”。毕竟，老师作为成年人，在“对付”学生上会更有办法，也具备更多的法律知识。他只想给学生们提供更多法律上的“制衡武器”，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
（记者 汪莉）
责任编辑：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