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建莉 上海报道导读
中外合作办学，其实是给学生提供了多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内高校的高等教育。简单来说，就是不出国门的留学。
187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若瑟在上海沪西购得84亩土地，建立了近代中国内陆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在当年的上海滩，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这所学校。
一百多年后，学费高过国内高校10倍以上的中外合作大学，同样影响了中国家庭的教育抉择。今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考生和家长正在忙碌地填报志愿中，中外合作大学成为他们绕不开的话题。
自从2003年9月1日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始，在中国本土接受高等教育多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中外合作大学。目前，国内已有9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两所在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者发现，运行10余年来，这些学校的招生分数线、人数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知名度也逐渐提升，这得益于其超越大多数国内高校的出国深造率。
这些被外界称作通往海外留学的“跳板”，为国际输送人才的“黄埔军校”，对中国的高校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国留学的“跳板”
目前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共有9所，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在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在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温州肯恩大学了解到，尽管近年来全国高考考生数量下降，出国人数增多，全国高校扩招延续，但他们的招生数量依旧在增长，而且录取分数线年年攀升。
宁波诺丁汉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从刚开始的一本线上线，提升到如今的平均分超过一本线约四五十分；温州肯恩大学从开始的一半学生一本线上，一半学生二本线上，也增加到基本在一本线上。
“有些北京的高分考生高出一本线100多分，除清华、北大以外，大多数北京高校都可以进，但他们愿意报考我们学校。”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今，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拥有了9届本科毕业生、10届硕士毕业生，是国内最早的中外合作大学。
这些院校受欢迎的原因，与近几年居高不下的出国深造率密切相关，不少学生将此当成出国留学的跳板。
中外合作办学者对此并不否认。据悉，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温州肯恩大学毕业生中50%-70%会进入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继续研究生教育，集中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宁波诺丁汉大学21.67%被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排名前十的高校录取，西交利物浦大学有15%左右会进入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
当然，自主招生也是这些学校的优势。除上海纽约大学是唯一的在高考前进行自主招生的大学外，其它学校也有部分自主招生的名额，其中高考成绩占60%，高中成绩10%，再加综合面试成绩占30%。
相比之下，这些学校对家庭的财力要求也非常高，学费是普通高校的10倍以上。
据了解，宁波诺丁汉一学年学费80000元左右，西交利物浦一学年学费88000元左右，温州肯恩大学一学年学费45000元左右。
但越来越多的家庭乐意承担这笔费用。不论是否当成跳板，温州肯恩大学招生处主任应永宏认为 ：“即使不进中外合作的大学，这些学生基本也会去国外留学，学费就交在了外面，我们把学生留在国内，既能让他享受西式教育，又能有利于中国经济。”
坚持“严进严出”原则
毕业去向的优势，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看来，关键在于学校的教学模式、教学资源的分配、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学校治理等带来的学生在英文水平、综合能力、独立精神、创新能力方面的积累。
“中外合作办学，其实是给学生提供了多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内高校的高等教育。”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简单来说，就是不出国门的留学。
这些学校的教学，基本都由外方院校决定，师资也由外方院校派遣或全球招聘，薪资和外方院校一致，学校内部官方语言统一英文。授课采用小班教学、讨论式教学、课堂讨论为主等完全西化教学，对打算到欧美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言，确实是有利的过渡。
另外，这些中外合作大学给学生提供了“2+2”、“3+1”等通道，如果学生愿意可以先在国内读两三年，再出国读一两年，或是有各类国外交流项目可供选择。
不过伴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模式运行十余年来，外界对于其有钱人家“花钱买文凭”的身份质疑仍然存在，认为可以轻轻松松“混”完四年大学。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多所中外合作大学学生甚至反映“像读了四年高三”。
几个学生围成一圈进行小班讨论课(seminar)是中外合作大学中主流的课程形式。这种方式远比国内教学模式辛苦得多：通常学生需要每周读完一本英文原版书籍或者部分章节，课上必须发言，因为这占到期末成绩的一半左右。
为了保证质量，这些学校也像国外高校一样实行“严进严出”原则，正如沈伟其所说，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都会有部分学生因为功课不过关被要求重考甚至退学。
毕业后，学生会拿到三张证书：外方院校学士学位证书、中方院校学士学位证书、中方院校毕业证书。这也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赋予这类学校的权利。
“中外合作办学出发点是‘洋为中用’，利用国际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中国办学水平的提高。我们原来一直强调国内大学进行教学改革，中外合作大学成立后，传统高校经常前来参观交流，也会影响他们的理念。”沈伟其说。
合作与“冲突”
尽管中外合作办学显现出如此多的亮点，但十余年来，依旧只有9所学校(其中2所在建)，外界认为进展并不快。
“有很多人归结为政策控制，我不反驳，国家的审批可能也不是那么快，但另一方面，真正要办一个好的学校并没有那么容易。”席酉民说。
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10年来，接受国内外大学到访不下上百家，都是试图办国际合作学校的，有政府也有企业，直到目前为止，就其个人观察只有个别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设计，包括办学模式、办学目标、怎么可持续发展等。
中外合作办学者表示，中国合作办学过程中的挑战可谓层出不穷，其中非常普遍的一条是双方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制度、文化所造成的沟通困难。
比如中国强调阳光招生，所有信息要公开，但是外方认为这是学校内部的事情，不愿意公开；比如国外只有学位证书没有毕业证书，然而毕业证书对中国一些公司的人事部门来说，比学位证书更重要。
正如席酉民所强调，颁发两张学位证书必须满足两个认证体系，而这两个体系很多时候在有些方面是互相冲突的，“不少学校前几年根本没有发中国的学位证书，因为学校办三四年后，教育部要重新派专家对学校学位授予权进行审核和批准，如果没达到标准便不能颁发学位。”
另外，温州肯恩大学是唯一公办的中外合作大学，财务方面实行“政府兜底”，很多时候外方院校的要求由于超出财政支持范畴便只能放弃，比如建筑、设备条件等。
在创办之初，这些中外合作大学就协议：合作双方均不盈利。目前除了部分学校拥有政府投入之外，其余的运营经费皆出自学费。
席酉民告诉记者，在早期西交利物浦的建设中，苏州政府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的企业代建过校园，除了部分研究平台建设外，到目前为止无其它额外经费资助，“我们主要靠财务运作和学费、研究费用以及基金会的各种捐款。”
只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学校可以在一定风险控制范围内对现有资金进行适度运作，这在国内公立高校很难进行。
也因此，社会各界有不少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疑。“当然，这种质疑其实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现在中外合作项目越来越多，良莠不齐的情况的确存在。”应永宏说。
他指出，温州肯恩大学现在也在成立学校的基金会、校友会，希望将来由基金会为学校后续的发展提供一些财政上的辅助支持。
“中外合作大学是个新生事物，跟现有的国内传统管理制度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希望给它更多成长空间。”沈伟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