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每年都会征集美国学生的大学申请文书，并将其中最出色的予以发表。
大学申请文书的宗旨是树立积极向上、关注社会、成熟的自我形象。所谓独特性，应该表现为独立的思考和见解，而不是为了求不同而不同。
中国留学生的申请文书的千篇一律常被诟病，如何通过文书让招生官眼前一亮？下面这些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译文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不属于我的家，庇护了我的梦想
作者纳森·阿巴比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布莱恩高中的学生，即将入读明尼苏达大学。
我还记得6岁那年，光线填满宽敞的房间，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我还记得9岁那年，我常常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看迪士尼卡通片，电视机有过道内的冰柜那么大，放在墙上一个山洞大小的内嵌空间里。我还记得12岁那年，每个房间都挂着在西班牙乡间拍的家人照片。我还记得14年那年，我在偌大的房子里一点点地给地毯除尘，折叠刚刚烘干的色彩柔和的衬衫。
我喜欢那栋房子。我喜欢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的样子，仿佛可以扫清所有愁云。我喜欢自己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上找到一本书或杂志。
但母亲使用的吸尘器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未付过有线电视费。照片拍的不是我的家人。我一周只能见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从未穿过自己折叠的色彩柔和的衬衫。那栋房子不是我们的。我母亲只是清洁工，而我是她的帮手。
大约20年前，我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从摩尔多瓦来到美国。母亲做过许多种兼职工作，但我一出生，她就认定自己需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她在报纸上登了一份提供房屋保洁服务的广告，一对教授夫妇联系了她。他们成了她的第一个客户，他们的房子成了我们维持生计的基石。经济衰退来了又去，但我母亲每逢周一和周五都要去那里，有时周日也过去。
她整日戴着天青色的乳胶手套，拿着蓝色的胡佛吸尘器，给仿佛有几英里长的地毯除尘。她擦过的所有镜子没准儿可以堆叠成那种由菲利普·约翰逊打造的亮闪闪的摩天大楼。这对她来说并不新鲜。吸尘器和手套或许有些新鲜，但这份工作并非如此。在摩尔多瓦，她的家里种有黄瓜和西红柿，她曾花无数个小时跪在泥土里，以教授学生的用心程度、以仁慈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侍弄她的蔬菜。现在，见证她辛苦劳作的，从蔬果变成了吸尘器。
透过那两位教授的房子，可以一窥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很少待在家，我便观察他们留下的痕迹：摊在厨房桌子上稍稍发皱的《纽约时报》，满当当的私人图书馆中翻到一半倒扣过去的书，总是停留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我把这些痕迹当成由名人代言的通往繁荣之路。我开始从学校的图书馆借书，并经常阅读新闻。
他们的家是为我的梦想提供庇护之处。在那里，我这个戴着眼镜的电脑迷从《彭博商业周刊》上知道了一个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这个移民的儿子读到了年轻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立志做美国总统的消息——他也是移民之子。我从他们家看到过的生活告诉我，在美国，移民也可以成功。工作可以用双手来完成，也可以用头脑来完成。两位教授让我看到了他们取得成功的要素。
最终，吸尘器的吸力养活了我们一家。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提醒着我，我为什么有机会开着叮当乱响的小汽车去上学。我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倾注了太多劳动。她用蓝色胡佛吸尘器为我的生活撑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毕业证书为她撑起一片天。
戴尔和Macbook：我的身份和困境
作者索狄尔是菲利普斯学院的学生，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菲利普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安多弗镇的一所私立高中，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均为该校校友。
最让人兴奋的部分是那台笔记本电脑。
妈妈从我手上夺过厚厚的信封，读出菲利普斯学院唐氏奖学金带来的各项好处：4年学费全免，一次免费的夏季出行，每周发放20美元（可以用来买我心心念念的奇多牌零食和指甲油），还有一台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我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脑，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将进入一个充满新可能的世界。据我所知，我是我所在的公立初中里唯一一个去精英寄宿学校读书的人，这感觉就像被邀请加入一个门槛颇高的俱乐部。到达安多弗的第一周，我眼花缭乱于它的新奇和魅力，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资助办公室，领取那台笔记本电脑。我给妈妈发了一张我抱着纸箱咧嘴笑的照片。回到宿舍后，我拿出一台重量不轻但功能齐全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它有着光滑的边缘和惊人的速度，让我惊叹不已。
但我与笔记本电脑的爱情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在图书馆里，我正在笨手笨脚地找地方，却看见朋友们掏出一台台MacBook，每台都像张纸一样薄，似乎没有重量。而我的笔记本电脑重得让我背疼，让我像一只累坏的狗一样不停喘气，与这里明显格格不入。我原以为这台电脑是我进入安多弗精英世界的门票，结果却发现，它真真切切地暴露了我外来者的身份。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我在安多弗的难题：我总是一名局外人。我跟有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时，会因为与他们的生活差距太大而茫然若失。当他们在布拉格或巴黎度夏时，我在纽黑文市周边众多的二手店里忙着淘东西。全额奖学金与全额支付学费之间的差距，让人感觉无法逾越。
当我去参加面向全额奖学金学生的活动时，我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父母都是白人，上过大学，小时候家境比我好，他们给了我许多文化资本，这是我的许多领全额奖学金的朋友没有的。此外，我能负担得起偶尔去听场音乐会或买副闪亮的耳饰的费用。全额奖学生都有的那台隐藏含义丰富的笔记本电脑，成为朋友们认识我的基点。在家乡，我的家庭属于中产家庭，我还成了让人艳羡的菲利普斯学院的学生，但在安多弗，我突然变成了穷人。在努力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身份的过程中，我感受到阶级是多么复杂易变。我的阶级与父母的收入有关，也植根于文化知识等丰富的因素之中。
高三秋天的时候，那台戴尔笔记本被我用坏了，而我没钱再买一台。我设法从学校借了一台薄薄的Mac，之后我便感觉周边的世界不一样了。我期待以后发邮件的时候都能与它为伴，但我有了一种新的焦虑：带着这台漂亮的电脑坐在华丽的食堂里时，我担心失去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
刚来安多弗时，这种始终处在斗争之中的紧绷状态就像一个陷阱，走到哪儿都会觉得不自在（学校也感觉到了，现在获全额资助的学生领取的是MacBook了）。但或许情况恰恰相反。或许我在文化上是灵活多面的，既能在安多弗百年礼堂的舞台上得心应手地介绍发言者上场，也能在纽黑文的文身店里自在地穿鼻环。我意识到，戴尔笔记本掩盖了我的某些“特权”，Mac则隐藏了我的财务需求，这让我明白了同学们看似简单的外表下，各自隐藏着怎样复杂的故事。我是一个受益于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特权的全额奖学生，我活得并不容易，但这是属于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