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华闻君就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一位在布里斯托大学法学院就读三年级的加拿大疑似华裔留学生Justin Cheng（Cheng音译为郑），被发现在1月12日死亡，警方认为是自杀身亡。
这已经是过去18个月中，来自布里斯托的大学生中第八个自杀身亡（其中有七人是布里斯托大学学生，有一人为布里斯托西英格兰大学学生）的案例。
昨天晚上，布里斯托大学学生服务主管马克·埃姆斯（Mark Ames）确认了这一消息。
中国留学生自杀身亡屡见不鲜？
2017年的春节刚过，在卡迪夫大学教育和社会学二年级的香港学生Daisy Ho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英媒报道说，Daisy曾经被心理疾病折磨了数年。
自杀前，Daisy曾发给她的朋友两条信息。她说：“还有五分钟就到半夜了，如果我在五小时内不和你联系，我可能已经走了，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后来，她又发了的一条信息说：“我不想活了，我不想呼吸，太痛苦了。”
之后Daisy就离开了人世，她在卡迪夫的同学说，Daisy曾对他说：“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这是人生的失败。”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12月中，美国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田妙秀，也在期末考试周被发现在公寓身亡，来自成都的田妙秀也是自杀身亡。
就在田妙秀被发现身亡的前一天，她给所有期末作业同组的好友发去了邮件，上面写着：“抱歉，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做完这个项目。”同学收到田妙秀遗书后报了警，警方才赶到公寓中发现田妙秀身亡。
华闻君在网上输入“中国留学生自杀”，看到了一个个年轻生命逝去的新闻：
2017年2月14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就读的20岁中国女留学生刘薇薇被发现死在宿舍内，曾就读中国广东佛山第一高中；
2016年12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中国天津、品学兼优的留学生刘凯风在家中自杀身亡;
2016年1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杨志辉自杀身亡;
2016年1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2015年1月27日，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王璐畅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
2014年8月21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2年10月26日，素有“MIT才女之称”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2011年12月2日，张希佳与在北京母亲通完电话后，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学楼第12楼跳楼自杀，当场死亡……
不少优秀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自杀
根据英国统计局的数据，从2007年起，英国学生的自杀率就在不断升高，导致自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36%有身体健康问题;
29%面临考试或考试结果的压力;
28%失去亲人;
22%面对校园暴力。
显然，中国留学生自杀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他们在异地留学，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环境，除了要应付高强度的学习压力，还得独自面对很多未知的困难，而离开父母和朋友后的无助和孤独，更是很多留学生们在出国前不曾想象的。
一些人喜欢把这些自杀的留学生和“loser”（失败者）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他们觉得自杀的人是没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才会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但是看到不少优秀的留学生也有抑郁或者自杀的倾向，我们也产生疑问：是不是越优秀的留学生压力越大，也越脆弱？
2017年12月13日，一位在哈佛大学进行第八年学习的中国留学博士生高雨莘（英文名Helen Gao）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Chinese,Studying in America, and Struggling》，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谈留学生们压力的来源，华闻君总结了一下，大概有这五个方面。
首先是学习压力。高雨莘在文章前面写道，这是她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第八年，她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劲：
“早晨醒来时，我的心扑扑直跳。在研讨班的讨论中，我支支吾吾地讲着碎片化的语言，而我同学们的声音犹如刺耳的杂音将我淹没。”
在那之前，她曾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园度过的时光和那些枫红色乔治亚风格建筑。但在压力大的那段时间里，她没有心情欣赏哈佛的美景，只能埋头从一栋教学楼走向另一栋，“我的眼睛直盯着地面，心里数着铺路的石头，以控制我内心躁动不安的思绪。”
当这一切发生在她身上时，她想起周边的其他留学生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因为学业压力造成的，比如“翘课、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体活动几个月、用忧郁的形容词在Facebook上写冗长的贴子。”
高雨莘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数据，2016年有54.45万中国留学生在外留学，而其中，在美国留学的就有32.9万人。在她看来，这32.9万脱离中国残酷的教育体系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经历了美国标准化考试后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但是这些大量在海外留学的优秀学生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报告称自己有抑郁症状，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虑症状。这个比率令人惊讶，因为美国大学生的整体抑郁症和焦虑症比例约为13%。其他美国大学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些发现，拥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一些学校也有类似的报告。
高雨莘认为，很多留学生都以为国外实行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就是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是一旦他们到国外留学后才发现，很多学校对于学业要求之严苛，令他们感到意外。
和美国大学一样，英国的高校大多奉行的“宽进严出”教学政策，这让无数留学生在“Pass”和“Fail”之间挣扎。再加上一些学校和专业会布置很多高要求、大数量的论文和学术项目、小组作业和展示（presentation），令很多已经习惯了只会考试的中国留学生不能适应。
“很多中国人在学业中以结果为导向，但这种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强调分析过程和思辩式思维的（欧美）教育体系。”
其次，是难以与导师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高雨莘在文章中提出，一些中国留学生会因为担心语言的障碍导致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
“有些人晚上睡不着觉，由于他们老惦记着和倒是沟通的失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和一封措辞不当的邮件都能让他们寝食难安。”
高雨莘认为：“这些挫折可能会让他们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观念是将人生前景、自我价值与学业成绩几乎划上了等号。”这往往让中国留学生不敢承担失败的可能性。
这又引出了第三个原因：经济上的压力。高雨莘在文中说：“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全额支付学费。一年的开销在五万至六万美元之间，大约是中国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积蓄或出售房产才够送孩子出国留学。为自己珍爱的独生子女的未来做出这些牺牲，父母不会有半点犹豫。然而对于美国大学里那些来自中国的勤奋新生们来说，他们在努力跟上学业要求的同时，会觉得经济上的压力像雪崩压下来的雪球一样沉重。”
第四点也很普遍，中国留学生容易产生远离亲人的孤独感。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家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受父母的照顾，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中国父母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学业搞好，这使得他们普遍养成了养尊处优的心理。加上留学之后要独立面对各种生活上的琐事和学业上的压力，使得很多中国留学生想向千里之外家人亲友解释诉苦的，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第五点是中国国留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大多不愿意寻求外界的帮助。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尽管中国留学生出现精神疾病症状的比例高得惊人，但他们中27%的人从未听说过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只有4%的人用过这项服务。
一方面这可能与中国留学生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有了心理问题不喜欢让外人知道，默默地留在心里；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语言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用第二语言来表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导致了中国留学生一旦出现心理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在留学生间彼此求助，却没有得到专业的建议进行疏导。
一位位留学生的离世固然令人痛心，但是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一桩桩留学生自杀背后，是由于中西之间在成长环境及教育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留学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或是学习习惯产生的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留学的数量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