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迪瓦村妇(廖先旺/摄)

　　前两年，美国黑人领袖发起了“百万男人大游行”，号召非洲裔男士负起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几年的非洲生活，使我对此深有感触：在非洲，男人实在有点太“潇洒”了。

　　刘晓庆曾感叹做女人难，她哪里想到做非洲女人更难。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可在中国，那半边好歹还有老公帮着抬，养家糊口的重任，作为男子汉大丈夫自是当仁不让。在非洲，不少妇女是在勉力支撑着整个天。更不易的是，无论是白领丽人还是打工一族，少有轻装上阵单枪匹马打天下的，多半是拉家带口作为单身母亲独闯世界，备尝生活的艰辛。

　　我老公在阿比让为一家国际金融组织工作，单位里来自非洲国家的女职员很多。不少人教养良好，业务出色，人又漂亮，条件相当优越。按我们的想法，求婚的男士必争先恐后挤破了门槛。也确实有人嫁得如意郎君。但对不少人来说，为人母，同时又在法律上为人妻，有个幸福家庭，并非易事。

　　好友安娜是乌干达人，漂亮优雅，心地善良。原在联合国工作，后又转来这边成为我老公的同事。她有两个儿子，保罗和威廉，一个10岁，文静腼腆；一个7岁，活泼淘气。至于孩子的父亲，安娜却从未提起过，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邻居非洲裔美国人珍妮也是我老公的同事，她选丈夫一直没有着落，但却有个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朋友的同事更不简单，不仅带着亲生子女过，在安哥拉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时还收养了个当地孤儿，组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共享天伦之乐。

　　这种选择，有些是自愿，有些却是无奈。如果有丈夫，那是运气好；如果没有，也实属正常。非洲男士的那份自在，着实让一身沉重的中国大丈夫们羡慕。可反过来，这身轻松却使女人们的叹息成倍增加。若相安无事，当然风平浪静；若一个想嫁，一个不娶，只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来自塞拉利昂的西赛带着同居女友来我家吃饭，看起来两人甚是亲热。过些日子我向老公打听他们的情况，老公说他们很好，依旧双进双出。只是问西赛是否打算结婚时，他直摇头，回答说你不懂非洲女人。这非洲男人才让人不懂呢，怎么一进入正题便退避三舍了呢。

　　话说回来，也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我在阿比让大学法语教学研究中心学习时，教文学课的老师是杜瑞女士，有时家里没人，她也会把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带到教室来，让他们在角落里看书写字。2月份两个星期的春假一过，在课表上发现文学课换成了普丽夫人，而上课时来的分明还是杜瑞女士。私下一打听，原来她的男友终于和她正式结婚，名字当然也就随了老公。

　　无论怎么说，白领丽人们收入甚丰，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抚养孩子，对付日常生活自是不在话下。最艰难的要算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非洲女性了。由于没有特殊技能，她们大多帮人带孩子、做家务。差些的，头上顶盆水果蔬菜沿街叫卖，日晒雨淋，艰难度日。这样的女孩，很少有能够正式结婚的，多是同男友同居。没有婚姻保证，也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孩子她们却照生不误。将来会怎样，也不过多考虑，做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

　　奥黛特是我女儿的保姆，26岁就有了三个孩子。我问她既然已和男友生活了好几年，为什么不正式结婚，虽不能约束什么，但好歹有一纸婚约，白纸黑字写着，哪能说不算数就不算数。她耸了耸肩说，明年吧。哪天他看上别人走了，就是结了婚，我也没办法。我说，如果他跑了而你又失了业呢？奥黛特说，我就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俨然乡下是她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现在，我女儿已经3岁了，奥黛特当新娘的日子仍遥遥无期，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家里另一个女工妮可17岁，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母亲带着她和10岁的弟弟一块过。父亲在她10岁时就一走了之，再也没管过他们，是舅舅时常接济一下。妮可说她并不奢望将来有人能正式娶她，就这么打打工，挣点钱，再生个孩子就行了。

　　我曾试着讲些外面的故事给家里的女工听，但在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她们又何尝不了解呢，那些走南闯北的职业妇女们就更是如此了。然而她们并不抱怨什么。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就只有默默接受罢了。(李涓)

　　《环球时报》(2001年04月06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