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中篇小说《嫁给鬼子》(《时代文学》2004年第4期、《小说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给人不断思索的余地。池田不是一个很坏的日本“鬼子”。他技术高，负责任，爱女儿，在妻子亡故，到中国来寻找异国婚姻，当然他要挑选，挑选他适宜的妻子，而且他的挑选也比较理性，尽管几天中，约会了几位曾在他手下打工的中国姑娘，有脚踩两只船的嫌疑，但这无可厚非。然而，池田在小说中不过是一个过场人物，他的作用更是财富的象征和生活的“试剂”，以此来考察经济大潮下现实生活人生价值取向的位移，尤其是——农民。

　　人是什么？我是谁？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既深奥又浅显的哲理问题，对此的研究，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赵德发的《嫁给鬼子》似乎也在拷问主人公高秀燕是什么？是谁和怎么办？面对金钱的诱惑和道德、情感的制约，让高秀燕处在一个艰难的“二律背反”的矛盾窘境中进行选择，接受着 “灵”与“肉”的双重或多重拷问。高秀燕不是什么仁人志士、只不过是作家在千千万万人海中 “随意”地抓取的一个普通人，因其“普通”，就有了很强的普遍性；因其面对物质的欲求和道德情感拷问的复杂性、曲折性，使高秀燕也具有了很强的深刻性和典型意义。苏格拉底就曾经从“反面”回答人是什么问题的同时，也从正面告诉我们，像高秀燕这样的“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因为只有在我们与人类的直接交往中，我们才能洞察人的特性。要理解人，我们就必须在实际上面对着人，必须面对面地与人来往。”①高秀燕以及作品中其他形象的塑造莫不如此，尤其是高秀燕。作家把高秀燕放在情境两极和情感两极的不平衡发展中揭示她们的心理差距和情感意识。在生活的常态中，热恋中的高秀燕对其恋人吴洪委孜孜以求之，七八年的热恋，情爱有加，甚至有着不少亲密的性爱生活。每天晚上九点如约打北京的电话，与在北京打工的恋人吴洪委说着“月上柳梢头”的切切情话。然而，作家紧接着又把高秀燕推入生活的、情感的另一个情境，从日本打来了池田的求婚电话，在“空帮哇”、“毛西毛西”的“鬼子”的婚恋追求中，承受着对吴洪委真情相爱和追求“鬼子”物质享受之情的煎熬，在情境两极和情感两极的激烈斗争中，高秀燕的传统美德和对恋人的一片“痴情”慢慢倾斜、垮塌。促使这个见过一定“世面”的农民人生价值取向开始摇动和位移。如果说在“空帮哇”、“毛西毛西”的追求之始，高秀燕还能够自持，抉择的天平还倾斜于对恋人真情的话，那么在马玉枝——一个很俗气，但不无精明的姨妈的一番思想工作后，则颠覆了高秀燕的传统理念。“怎么办？怎么办？她一遍遍地问自己。”

　　高秀燕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了”，她将“自己的大脑开辟成战场，让吴洪委和那个池田大战起来。开始的时候，吴洪委是占上风的。”但是最后“池田就占上风了，就把吴洪委打败了。”这里打败的不仅仅是吴洪委个人，实则是一个传统意识和道德以及高秀燕的“真情”。高秀燕这样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是有她生活基础的，她毕竟到日本做过劳工，回来不无炫耀地穿着让中国人看不过是“呱答”板子的日本木屐，埋怨吴洪委打电话不会“毛西毛西”。这说明她潜意识深层有着对物质强烈追求与向往的思想基础，所以一旦有了池田求婚的情境条件，这种追求和向往就十倍的还乡、复辟了。这时候高秀燕原有的道德意识、情感认知是多么孱弱，不产生变化、位移才怪呢？电话中再听到吴洪委“喘粗气”、“抽搭鼻子”，高秀燕已没有性爱的冲动，心里只想：“兽欲。这完全是兽欲。”在情感的两极角逐中，逐渐地拒绝了对吴洪委的情爱，选择了象征物质丰厚的“鬼子”池田。

　　尽管如此，作家似乎在批判和否定高秀燕的“背叛”和“非分”选择中，却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情绪，读者似乎也会产生难以言状的复杂的说不出来的深刻感触。其实从作品的审美意绪来讲，我们应该在人生哲思中，给以更高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因为就一切直接需要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如果不能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周围世界的环境，人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走向人的理智和文化生活的那些最初步骤，可以说是一些包含着对直接环境进行某种心理适应的行为。但是在人类的文化进展方面，我们立即就预见了人类生活的另一个相反的倾向。从人类认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②这就是高秀燕在情境两极和情感两极不断煎熬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从内向原则角度讲，高秀燕旧情难忘，痴情于自己的珍爱；但是从其外部环境而言，她必须“伴随着并补充那种外向观察”，“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使自己生存下来。

　　然而，高秀燕不是孤立的。虽然一开始，“高秀燕不屑看他”，骂池田是“日本鬼子”，可后来不也心有戚戚焉，最后倾心相向了吗？不用说高秀燕的姨妈马玉枝早已是被物质财富熏透了的小市民，就是传统观念、“封建意识”很浓的高秀燕母亲马玉花、父亲高世连也经不住财富的冲击。先是马玉花经过妹妹马玉枝三言两语劝说，“马玉花果然不哭了”，马上“不好意思的破涕为笑”，就同意了女儿嫁给“鬼子”池田。再说高世连，他骂高秀燕，“你要是真跟吴家退婚，你就先把爹杀了！”当真要退婚时，“高世连将脚一跺，将眼一瞪：这个小死丫头，怎么长了副狼心狗肺…… 说着抄起门后一把镢头，‘嗖’地就抡了起来……”“她敢不进吴家的门，我叫她死上一百个死！”可见高世连反对女儿退婚和嫁给鬼子的态度是多么强烈。然而经不住马玉枝的三言两语，高世连“将脑袋往腿裆里一垂，两串老泪就洒在了地上。”

　　他的良心也可以“用经济手段体现出来”。因为退婚受到巨大损失的吴洪委父亲吴二结巴看到高家赔偿的五万块钱，也会“一天到晚放喜屁？”默许了高秀燕的退婚。在小说中，不仅只有高秀燕，还有马棚乡的王青青以及郑蕙都被日本“鬼子”池田相看过，是否也有如此变故，其不得而知。然而物质、财富、金钱“摆平”了重重矛盾冲突；情感、意志、精神、道德似乎统统成了物质金钱的“俘虏”，似乎那么不堪一击，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当今经济的大潮中，在物质、财富、金钱的冲击下，尤其是农民的价值取向首选是利好，到日本打过工的高秀燕有如此颠簸经历也是合情合理的了，她有着深而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

　　然而，如果只如此单纯地认知《嫁给鬼子》的审美意蕴不无偏颇。作家虽然很深刻地揭示出经济大潮下当代农民人生价值取向的位移，但绝不仅仅是为了揭示，更重要的是批判，在于告诉读者，人绝不是动物，只有物质利益的追求，同时道德、情感、意志、精神更是人的追求。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③他说：“所有那些从外部降临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④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高秀燕选择的艰难及犹豫，对恋人吴洪委的无限愧疚，高世连、马玉花羞于见村中人，更是羞于见吴家的人；全村人对高秀燕选择的不敢苟同等，都说明人的“良心”未泯。尤其是吴洪委不仅对高秀燕的“背弃”给以了高度的理解和宽容，而且也放弃了高秀燕提出的经济上的赔偿，并且对“鬼子”池田的作为义愤填膺。 “吴洪委站在床前晃一晃拳头：燕燕，今天我非给你出这口气不可！”这一切都站在高秀燕“背弃”爱情及颠覆灵魂的对立面，给以“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深刻批判。而更深刻地批判则是高秀燕选择的悲剧性结局，切切实实让我们的主人公尝尽“背弃”后悲剧结局的酸涩与苦辣，又进一步说明了道德、情感、意志、精神的强大，作家对高秀燕的选择在同情中给以了深刻批判。

　　高秀燕经历一番不期遭遇后，灵魂又重归其安息地，生活又回到了常态情境之下，一切都恢复了平常。这是左拉试验小说的突出特点，他把人物推向命运的极端，像试剂一样考察人物的心灵意志、情感精神，然后再一切恢复正常。然而，经历过如此洗礼的高秀燕及其他人，真的都恢复了常态吗？不会的，道德、情感、意志、精神则得到又一层冶炼，强度又得到进一步淬火。要不高秀燕为什么看到空中一架银白铮亮的飞机，会“鼻子一酸，接着将脸猛地捂住，急急跑到屋里去了。” 是悔恨、悲伤，还是醒悟，其不得而知，但高秀燕的道德、精神、情感、意志得到提升是不会假的……高秀燕一个爱情、道德的“贞女”和爱情、道德的“背弃”者就这样在小说中高度统一起来。由此我们想到马可·奥勒留·安托尼努斯皇帝说的：“不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过于焦虑不安，而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并且像一个人，像一个有人性的人，像一个公民，像一个凡人那样地面对生活。……事物并不对灵魂起作用，因为它们是外在的并且始终是无动于衷的；而我们的骚动不安则仅仅来自于我们自身中所形成的那种判断力。你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都是瞬息万变并且将不再称其为所是的；要牢牢记住你已亲眼目睹了多少这样的变化。宇宙——变动不居，生活——作出判断。”恐怕这是：人是什么？我是谁？以及赵德发《嫁给鬼子》审美意蕴的全部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