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地球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渐”。对此 知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西方人很“实用”地忘记了这个事实，而中国人也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探讨。

　　对此，法国的艾田蒲(1909-)于1988和1989年分别出版的两大卷《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 994年出版汉译本)，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国学者中，朱谦之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 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较早的一部，后有谈敏所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此二书 偏重哲学和经济学，但却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在，看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感到相当的 兴奋。该丛书已出版7部，其中，包括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新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 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 响》、《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在文明的演进中，人类是趋上、趋前的。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 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 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 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不过，与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接受西方文明，即所谓“西学东渐”不同的是，“东学西渐”并不是被迫的，而是 主动的。此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争夺霸权，与中国两千年前春秋、 战国时类似。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但欧洲诸国的办法不像中国历史上诸侯那样，以“耕战”，即以发展农业为主，而 是发展商业为主；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 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即设法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并突破天主教的专 制。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 度。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引进这些势必危及 其利益。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 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欧 洲也由此而发达。

　　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对于先进文明的追求，是各国、各民族所共同的，但 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和引入，又要通过各国、各民族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即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没有社会变革，不仅不能学习外部的先进文明，而且连本民族的文明也会在保守中衰落。

　　在“东学西渐”的时候，中国这个创造了先进文明的大国，却因自身的保守正处于衰落之中。从郑和的既无军事又无 经济目的的航行以后，中国的明清两代四五百的时间内，由巩固集权官僚制度而生的保守势力，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变革，文明 基本上停滞不前。直到在社会变革中吸纳、改造从中国引入的文明和制度因素而发达了的欧洲列强，又反过来以武力侵略中国 时，中国人才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衰落，并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倡导变革，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才从停滞中走向新的进步。这 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西学东渐”只是外因，内因还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如何发动中国社会内在的进步势 力，变革与现代文明和文明主体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文化，这看似简单明了的道理，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相当复杂 。旧制度、旧文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正是为了保守这部分既得利益，他们坚决地反对变革，也不会容许“下 等人”取得政治、经济权利。

　　从本套丛书所记述的“东学西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西学东渐”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发展并创 造文明的必要过程。虽然承认这一点有些让人难堪，但又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承认了这一点，并不是“全盘西化”，即不能把 西方的一切都照搬过来，中国也不能“化”成欧洲、美国。但又不能因此而排斥西方先进的东西，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 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分析，从中找出与人类总体发展规律相统一的一般因素，加之改造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中 国实际的矛盾，形成变革的思路和策略，并由此而发动民众，对旧势力的保守进行斗争。

　　100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探讨200年 前欧洲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东学西渐”，是很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读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东学西渐》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

　　(刘永佶：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图片：《东学西渐丛书》季羡林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