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提起T.S.-艾略特这个名字，人们总是带有某种无比的虔诚敬意，同时也难免几分迷惑不解，因为他那 些晦涩难懂的诗作。

　　现在，艾略特终于站在一片明朗透彻的阳光下，转身向我们走来了。通过《走向〈四个四重奏〉》这本学术专著，蒋 洪新博士还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艾略特。他笔下的艾略特既是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又是一位卓越独特的批评家，其诗 学与诗歌相互媲美，互为应证。首先，蒋先生为我们勾勒了艾略特的成长经历，一位处于本世纪上半叶风云变幻的历史中的诗 人所经历的炼狱般的痛苦：从大西洋彼岸转向新英格兰的朝圣之旅，长期不幸的婚姻造成的精神折磨，贫困窘迫与身心交瘁， 硝烟弥漫的两次世界大战，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既有个人的切肤之痛，又有时代的风霜雪雨，而这一切个人经验和社会经 验又是如何融入诗人那些不朽的诗章中的呢？艾略特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魔法使他自己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蒋先生接着 描述了作为诗学家的艾略特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他的诗学理论(如对传统的重新阐释，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思想知觉化， 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反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等)不仅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披荆斩棘，指明了一条新诗的地平线，而且被新批 评的诗学家们奉为圭臬，成为学院派批评领域孜孜不倦的研究范本。而艾略特的文化批评理论却又高屋建瓴地超越了新批评， 对当代文化诗学和后现代主义批评依然具有启迪作用。无疑，正是这些具有现代性的诗学理论才使得艾略特的诗歌具有了先锋 性，或许可以说艾略特的诗歌艺术是他诗学理论的一种“客观对应物”。所有这一切都为那些通往现代主义之旅的年轻诗人们 提供了一个范式，怪不得本世纪20-50年代的诗坛被誉为“艾略特时代”。

　　艾略特的《荒原》在中国获得了极高称誉，这从30-40年代现代派诗歌弥漫的荒原意识和80-90年代大量的 研究论文中可见一斑。而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为艾略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却无人问津，比起《荒原》来， 《四个四重奏》并非更艰涩难懂。究其原因，或许是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艾略特后期之作过于宗教化的缘故，视之为保守消极 ，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水火不融。其实，这是对艾略特的一种片面误读。我们固然可以不同意艾略特的宗教，但我们却不可以忽 视他的伟大艺术，不可以漠视他的精神探求。正如蒋先生在书中所言：“艾略特之成为艾略特，关键不在于他选择什么样的信 仰，而是体现在他诗歌中对信仰的探索精神和对生命永恒意义的追求。”

　　正是基于填补中国“艾学”研究的空白，蒋先生倾注笔墨于《四个四重奏》，从时间哲学，基督教思想，印度思想和 艺术结构四个方面解读它，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艺术臻于完美，充满信仰和乐观精神的艾略特，而非早期那个在绝望中挣扎， 愤世嫉俗的艾略特；让我们看见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从地狱般的荒原世界经过炼狱般的痛苦磨炼，最终走向但丁式的天堂；让我 们看见“在这残忍而让人沮丧的岁月，他仍然呼唤着一种精神。”(利维斯语)对我们今天来说，这种探索精神所具有的重要 启示也许更为必要。

　　今天，艾略特在世界文学的秩序中构成了他自己所说的传统或经典的一部分。对于无数个这样的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理 解和接纳，对当代或后辈作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愈来愈远离传统，远离现代主义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代，或许我们 更应该记住80年前年轻的艾略特曾说过的警世之语：“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 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对艾略特所形成的传统，我们也理应通过艰苦的劳动去研究，去获取，才可能懂得它对我们所 具有的永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