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解玺璋

　　受访者：王蒙

　　解：请您说说“季节”系列的创作情况，您是不是写完《活动变人形》就开始写这个了？

　　王：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活动变人形》也属于这个系列。从时间上来说，《活动变人形》主要写的是40年代初，《恋爱的季节》是50年后期，《失恋的季节》是50年代后期，《踌躇的季节》是60年代初期，《狂欢的季节》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后期，是编年编下来的。中国的近现代史整个说起来变动得非常剧烈，有时剧烈得如果离开了历史，就没有了个人了。或者就剩下很少的个人了。这也是小说最难写的地方。

　　我一直想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回想回想，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这经验是个人的，但也是民族的，甚至也是人类的，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要革命，一会儿又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一会儿又一大二公，一会儿又“文化大革命”，一会儿又改革开放，反映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拼命求生存，求进步，还想折腾出点新花样来，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个人的命运会有很多很多故事。

　　解：前一段出的《十作家批判书》您看到了吗？吴炫的文章您觉得怎么样？

　　王：他的文章谈“季节”恐愉只是谈到了《恋爱的季节》，这几年我最新的作品他没谈到。总体来说，有一种批评意见，像吴炫也好，或者还有一些人，说王蒙不敢否定，存在着软弱性等等，这些批评我觉得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读懂王蒙，这是其一；第二，我从来不赞成简单的否定，简单得或者非皮即彼，非白即黑，这种批评太廉价了。

　　还有一种批评说，他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废话，我当然受影响，不仅受影响，而且，我一生的追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我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时候，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得到政权呢，什么叫主流意识形态？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恰恰不是这些，那是叛逆的意识形态，所以才要搞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当然那时有许多幼稚的东西，但它恰恰是植根在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变革要求之中。意识形态不是罪名呀，你不是这种意识形态，你就是那种意识形态，所以对那些我只能付之一笑，或者是这代人对那代人不理解。

　　解：是不是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系？

　　王：性格也有关系。我特别赞成现在咱们领导同志爱说的一句话"互补"。对我来说，写实和意识流这是可以互补的呀，抒情和幽默，这是可以互补的呀，我可以写抒情的小说，我也可以写幽默的小说，我还可以写文字游戏的东西，我也可以写很严肃的东西，我觉得文字游戏也无罪呀，知识分子喜欢弄文字，他拿文字游戏游戏，怎么啦？这有什么罪呀？你以为我天天游戏呀，那可能吗？我是那么一个从早到晚游戏24小时的人吗？所以我以为这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包括批评和怀念，反省和辩护，我既有忏悔，也有对自己的一种辩护，这也是互补的呀，我忏悔我是王八蛋我就得自杀，那忏悔完了赶紧一头撞死就完了，这可能吗？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辩护。

　　解：我看您的这本"狂欢"，写到很多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我觉得您身上有一种矛盾，您本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青年布尔什维克，但在一种特殊状态下进入了世俗生活，我觉得您对世俗生活的感受，这本书表现得最充分。

　　王：对，这说起来是一个讽刺，我从小参加革命，这也不是坏事，是好事，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一样，有的人一直生活在书斋里，非常可爱，现在大家挺喜欢这种人，有人有一种遗老或遗少的劲儿，现在也时兴这个，带几分颓废，留着长胡子，朋友来了先喝酒，喝醉了往那一躺就睡着了，第二天把什么事全都耽误了。可我不是，我不是革人家的命，就是人家革我的命，现在回想一下，让我哭笑不得的，我过得最像普通人的，是什么时候？

　　"文革"当中，你也甭关心路线斗争了，你也甭关心艺术了，你也甭关心国家前途了，也没你说话的地方，你也不敢多说，相反的呢，生活不会停止呀，监狱里也有生活，哪都有生活，该吃得吃，该喝喝呀，那么你得买东西，购物呀，这就是最普遍的生活，本身仍然是充满了活力的，中国社会那时是死气沉沉的，可人生仍然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兴味的呀，你不能说因为社会环境不好，生活就没有兴味呀，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了生活，充满了兴味的。

　　但《狂欢的季节》中又有这个劲儿，我就是真心的吗？我这一辈子的快乐就是养猫、养鸡、做饭、做酸奶、做醪糟、打家具、排队买粮食，然后打麻将？不是。所以，在这无限的快乐当巾，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里又有一种惨烈的意味。

　　解：您写的这些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形呢？

　　王：不。确实不。有的有，但他也发展了，有些就是完全虚构的。

　　解：您的"狂欢"是不是也有语言狂欢的意思？

　　王：对，我也把它用到了极致，背后所呼唤的却是一种理智，因为中国太容易煽情了，中国的文化有煽情的一面。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靠煽情解决，拼着一腔热血，拼着愚忠。结果没有解决，夹生地解决，或者使事物走向反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理性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