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

　　作者：史末

　　有时候，我们在事实的真相面前不能不感到震惊，不仅是事实本身，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在我的大学时代，南开大学只与周恩来的名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在“文革”结束以后，周总理威信如日中天的时侯，我们这样的一般学生似乎也感觉到了一点说不清楚的自豪。但是即使在1979年，周恩来与南开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个人其实是所知甚少的。至于其他与南开血肉相关的人们，我们不知道，似乎也没有知道的理由。我竟然不知道在周恩来读南开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张伯苓。我隐约知道张伯苓是南开的创始人，至于张伯苓为南开奋斗终生的事一无所知。

　　今天，当我面对这部《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的时候，我感到的是巨大的愧疚。1979年，南开大学有一个不小的庆典，周恩来“我是爱南开的”的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学校印有纪念册，也应该是有校史展览的。我怎么就不记得有张伯苓这个名字呢？今天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住在父亲的屋子里的人，却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向别人租房居住一样，即使来不及在父亲生前向他表达孝心，至少应该在他身后怀有基本的敬意吧。

　　这不是一部讲南开历史的书，严格地说这是一部研究著作。在张伯苓与南开的关系逐渐展开的时候，对张伯苓先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析同时进行。不仅是张伯苓本身，还有他背后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比起今天，当时的中国并不富裕，但张伯苓却使得许多社会金钱变成南开系列学校的经济基础，在一个灾难重重的时代，南开作为私立系列学校却能获得长期稳步发展，南开就像张伯苓的孩子，一直在张伯苓的细心呵护之下成长。为此，张伯苓努力研究教育，小心地维持着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曾几何时，一直以为私学为思想自由的摇篮，读罢此书才明白，比起北大，南开更多是实干精神而不是自由精神，张伯苓的小心翼翼，何尝不是私学的象征。

　　也许从张伯苓那一代人之后中国就再不需要教育家了，因为你确实找不到那样的教育家。他生命的全部，只化做教育。为了教育，他不计个人荣辱。书中有一个题目叫做“屈身拾起金苹果”，讲张伯苓集资办学的艰辛，为了以天下之财兴天下之利，他坚信自己不是乞丐，而事实上许多为富不仁者把他称作乞丐。那是侮辱，但是为了南开，为了教育，张伯苓挺身接受了。其实，张伯苓对于南开的影响是难以计算的，比如他对体育的重视与南开体育的发达，他的新剧观念与南开新剧在全国的崇高地位等等。一个人那样深刻地影响一个系列学校的事情是不多的，也许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是可以与张伯苓相提并论的，但一个学校如此多方面地接受一个人的恩惠，蔡元培之于北大，也比不上张伯苓之于南开。

　　张伯苓是个奔波辛苦的教育家，很少有人注意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教育救国学说的具体内容。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大搞阶级斗争，近代以来的教育救国理论我们早作为废纸丢弃了。但是，像张伯苓这样并不以教育理论见长的教育家，原来也有许多的精辟论断。就像他具有时代的局限一样，张伯苓也拥有时代应有的优势。前者，已经被人指出太多。以至于发生过因一事而恐惧谈论一生的现象。而原来不被注意的地方，实在埋藏着极多的财富。如果把张伯苓的教育救国和他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观点联系起来，教育救国实在是不应该一笔抹杀的。

　　重新看待历史，如同开凿新矿一样，于事实于心灵益处多多。

　　许多年没有回南开大学了，据说校园中多了不少巨大的人物雕像，据说他们是张伯苓的学生，据说雕像中没有张伯苓本人。（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