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电影的推波助澜，让人们重新记住了亨利·米勒这个传奇的名字。就像梁家辉主演的《情人》让我们熟识了杜拉斯，李奥纳多主演的《金蚀狂情》让我们靠近了诗人韩波，影片《第三情》成功描述了亨利·米勒与双性恋妻子琼、红粉知己阿娜依丝之间的爱恨纠缠，再现了上个世纪初叶肮脏混乱的巴黎街景。导演该片的考夫曼曾经把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为《布拉格之春》，搬上银幕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

　　正值亨利·米勒的20年祭，这位长期被排斥被误解的文学叛逆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恍如一轮旭日喷薄出海，呼声响彻天外。大器晚成的亨利·米勒家境贫寒，他在年轻时从事过三教九流的工作，例如垃圾清理工、电车售票员、酒吧招待和文字校对。与斯泰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二三十年代美国旅欧作家相比，米勒的创作道路愈发显得荆棘丛生，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最初都是在法国出版的，因为书里存在着大量的污言秽语，米勒的这些作品直到60年代才被解禁，得以在国内公开发表。他的境遇让人联想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艾略特认为《北回归线》的深刻洞察力远远胜过劳伦斯，他选择了形容词“卓越”和“辉煌”；艾兹拉·庞德显然更加推崇米勒，他把米勒跟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依斯和伍尔芙相提并论，在庞德眼中，米勒的书是唯一能够给读者带来快感的。

　　我是从《黑色的春天》接触到亨利·米勒的，当时躺在病床上面打着点滴，窗外的桃树在雾雨迷濛的空地里静止不动，米勒的狂言呓语却叫我闻到了一股隐约的花香。他写得很自由，简直流畅得像篇散文诗，我认为，只有鲁迅先生的《野草》才能与之媲美。例如，米勒说他听见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仿佛一只旧鞋盒闯进了自己的生活。你见过类似这样的比喻吗，既性感又神经质。难怪著名女性小说《怕飞》的作者艾利卡·琼这样评价她的文学导师：在一个愤世嫉俗、冷言冷语的年代，米勒始终保持浪漫，说明了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里乐观主义可能存在，在一个拜金的世界里安贫乐道可能存在。

　　记得南京小说家朱文有个长篇，名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觉得米勒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粗砺的形式下掩藏着一份纯洁，在满不在乎的眼神底流露着真诚，就像那些心地善良的风尘女子。

　　西班牙流亡作家乌纳穆诺在他的剧本《眼罩》里面讲述了一个失明的姑娘神奇地恢复了视力，但是她却害怕残酷现实带给她的刺痛，而只有在黑暗王国里才能找到自己慈爱的父亲。我想，亨利·米勒正是这样一位带着眼罩观察世界的喧闹与纷扰的赤子，或许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大胆不羁的情色描写看做米勒用来抵挡市侩风俗的保护膜。在《黑色的春天》这本书的扉页题词中，米勒援引了乌纳穆诺的话：“我在这里创造出我必须将自己埋葬于其中的传说。”的确，作家永远都要和内心的矛盾展开殊死搏斗。

　　“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亨利·米勒借助《北回归线》中的人物喃喃自语，“带着最最温柔、最最阴险的微笑”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总共写了二十几本小说，迎娶过5位夫人，真正属于这个世界上少数拥有幸福的人。20年的光阴不算太漫长，透过电影胶片、轻盈的纸张和快捷的网络，亨利·米勒又翩若惊鸿地向我们走来，然而事如春梦了无痕，谁能够说自己全然读懂了他的书、他的爱以及他的寂寞呢。(张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