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北大？

　　钱理群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位老北大在《我的精神自传》中反思了“北大失精神”：“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也许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他看来，“北大失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失落：“今天有些教育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秩序，‘思想者’变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

　　基于此，钱理群认为对北大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反省，必须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另一方面，新北大的代表人物张维迎，则代表着北大商业和融入现世社会的另一面。在这一面上，北大不再是纯粹的学府，它是行政化的，是权力阶梯上的北大。所以，很难想象张维迎们会是孤立的，以张为核心人物的北大，就这样成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MBO的理论策源地。

　　几年前，在北大一百周年纪念时，北大教授谢冕写了一篇《一百年的青春》，一时传为名作。但今日北大，已没有了昔日的朝气和热血，它有的，更多地是铜臭之气。是一个浮躁的、围着钱转的北大。

　　在招生目录上，北大这样自我介绍，“北大国际MBA，《财富中国》认为最具市场价值的MBA。”观今日北大，首先是一个巨大的钱场，向国家要钱，向学生收钱，开MBA教中国豪富们更快地捞钱。其次是一个巨大的权场，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中国各个大学都有向钱看的倾向(学费就是这样抬起来的)，但以北大为最，北大的某些家们最是爱钱，爱钱爱到疯了，全国赶场走穴，不象个学者倒象个学术贩子，贩卖的还尽是一些西方二手货，极少个人创见。但是是经济效益重要，还是教书育人重要？一个满天下走穴的学者，他能付出多少精力去教导学生？在北大商业化的影响下，它到底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经济动物？

　　九十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处不在，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重又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的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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