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层面上说，2008年末以来我一直感到，目前流行的用消费、投资、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存在着很大的误判危险。

　　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模型，即总供给＝总需求；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现在我国学界和政界“三驾马车”的主流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短期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三驾马车”中的需求有所不足，于是政策的着力点就放在如何扩大需求方面。

　　从外因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但从内因上看，却是由于粗放增长方式过度依赖投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拉动。当表象的短期问题与深层次的长期问题的表现形式相反时，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就需要标本兼治。

　　运用“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很容易使人以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够增加总需求，就能维持GDP稳定增长。

　　从2009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强有力的扩张政策的推动下，总需求有大幅度提高，它支持了GDP增长率的迅速回升，年增长率达到10％左右。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大的扩张性政策是否能够持续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从2009年总需求的构成可以看到，净出口所占比重是下降的，消费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加，相对量和绝对量的增加主要来自投资增长。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已经指出，不断提高的投资率会招致劳动者的贫困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的质疑说得很清楚，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2009年的货币政策使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都增长了30%左右。根据过去的经验，货币流通量的年增长率超过20%，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资产价格飙升或通货膨胀的效应。当然，在危机刚爆发的初期，由于人们持币惜购，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大量注入的货币并不会立即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危机发生以来，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2009年9月出现了逆转。到11月底，两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个百分点以上：M2增长了29.7%，M1却增长了34.6%，这意味着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

　　于是，单纯依靠短期政策应对危机，就会在宏观方面出现两难的困境：继续扩张性政策会导致流动性泛滥、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和资产泡沫的生成，孕育市场崩溃的危险；结束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激发“二次探底”的发生。要走出这种两难困境的惟一选择，就是尽快把政策的重点转到解决在长期增长方面存在的问题。

　　即使我们从“三驾马车”的分析出发，也可以看出：不解决长期问题，短期经济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在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政府决定“扩需求”的重点是增加消费需求。执行一年以来的情况是：净出口是降低的，消费需求增加甚微，比重还是有所下降，当前旺盛的总需求是靠投资支撑起来的。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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