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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宪忠:从正面解读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6日 14:48   俞宪忠

  从正面解读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俞宪忠博士

  尽管人们对历次经济危机的看法有分歧,但普遍更看重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这似乎是长期达成的社会共识。政治家惧怕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既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也会影响政府信誉,更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企业家害怕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会摧毁交易渠道而使预期收益减少,既会导致厂商的减产、停产或破产,也会使现有存量资产大幅缩水;公众厌恶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既会导致他们失业离岗和收入减少,也会使他们饱受经济震荡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各类媒体更是在危机上面竭力寻找卖点并从中推波助澜,尽是千挑万选地报道(甚至捏造)那些令人惊恐不安的坏消息,唯恐不能摧毁人们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信心;经济学家们对危机则是比较兴奋甚至亢奋,纷纷诊断病情和把脉开方,表达各自对经济危机的认知态度和价值判断。但作者在不否认经济危机具有显著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更愿意从正面解读危机的经济成长(发展+增长)价值。

  经济危机内在地蕴含了市场经济的成长机遇。危机在汉语中是一个复合词,危机=危险(风险)+机遇(机会)。人们通常不愿意遭遇危险或风险,而危机又确实显示出危险或风险,这就是人们敌视危机的真实原因。但危机同时也内含了机会或机遇,这一重要的合理内核又通常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经济危机的出现,无非是向人们显示出在经济运行良好时期,因过分乐观和思维惯性而在预期或决策等方面所犯下的诸多选择失误,表明决策惯性进入了显著的发展陷阱或误区,而危机则正是过去所犯错误日积月累的必然结果和集中显示,否则就不会出现危机。危机既是长期选择错误的持续纵向累积,也是诸多决策失误的横向集合加总,属于市场系统内含熵量的“社会自然力”,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行为主体对此均无法掌控。同时危机也向人们提出了若干发展警示:迫切需要改变发展理念,纠正设计错误,重构决策体系,摆脱路径依赖,开始重新选择。而这样解读和对待危机的结果,就是抓住了发展机会或机遇,在化险为夷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创新和超越。看似目前“山穷水尽疑无路”,不久确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危机过后新的经济景观肯定比以往更加好看,这就是危机管理科学令很多志士仁人痴迷的奥妙之处。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必定内涵了许多总量性或结构性的供求矛盾,而市场运行矛盾的全部动态信息则是非常分散紊乱地隐含在极其复杂巨型的市场黑箱之中,分散状态的决策者之间只能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许多商家甚至故意释放虚假信息,使得诸多决策者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防患于未然。这些潜在的供求矛盾隐患日积月累的阶段性结果,就表现为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危机存在。“我们将面临不同的问题,而且由于问题是陌生的,因此我们可能穷于应付。经济周期依然会上演。……而且从长期来看,当我们经历价格革命时,不稳定是常态;但是,只要经受住危机的考验,我们就可以抵达新的‘均衡’状态。”[1]供求矛盾不仅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存在于一切市场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供求平衡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从来就不存在,只能视为两种供求失衡模式不断转换的长期平均值。只有出现或暴露矛盾,才有可能认识和解决矛盾,而解决现有市场矛盾的过程,就构成了真实的创新发展路径,这就是经济危机所内在隐含的发展机遇之含义。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将经济危机视为新的发展契机。在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上,无一不是危机过后紧跟着就是一次长期的繁荣过程,因而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力量。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将危机视为繁荣的成本,既会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市场经济成长,也会更好地调适我们的发展心态。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成长的一个自动修复过程。如同自然界运行系统具有显著的周期性一样,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也同样具有周期性,从而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危机这样一种商业循环式的经济波动。长期以来,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都在致力于解读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试图破解经济周期这样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哥德巴赫”难题。但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迄今仍然没有找到消除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的有效方法。因此,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商业循环、经济波动等不令人满意甚至令人讨厌的经济现象,就具有了内生于市场经济运行系统的自然必然性,也即具有不可抗拒性。经济学家们应该认识到,绝对不存在任何直线型的经济成长过程,所有的经济成长过程均具有曲线型的运行特征,从而使得经济危机成为经济成长的一个内生性基本规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系统所自然内生的一种强制性自我预警机制、自发检测系统、自在调节力量和自然感应功能,因而在实质上就是经济运行系统的熵量超负荷时的自动修复过程。正如人们不可能征服自然规律那样,人们也不可能征服自身活动过程中的经济危机,或者说无法消除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竭力从事反周期努力的那些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尤其是那些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各种凯恩斯主义者们,事实上都是在做着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致力于消除从根上不能消除的市场经济现象,意图使经济运行没有周期性波动,就像是在致力于制造永动机一样而根本不可能。固然“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2]但却不能消除经济危机,甚至过度的政府干预反而会加剧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称的政府失灵。遗憾的是,政府通常具有强烈的干预偏好,政治家也通常有着“致命的自负”,[3]经济危机正好为政府干预提供了适当时机和恰当借口,时常做出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政府的反周期过度干预在使得百姓和厂商失去更多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却使得政府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干预增长和权力扩张”,并进一步强化了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不合理制度,政府在很多时候干的事情很像是趁火打劫的勾当。“无论政治家们说什么或做什么,我都确切知道他们要什么。”[4]“对于人们来说,掌握权力来塑造并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同时避免或者削弱制度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总是乐此不疲的。”[5]在此意义上可理性地这样认为,政府应离危机更远一点,而不是更近一点,不应该在挥霍纳税人钱的同时,又在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根本权利,这将会在保障个人和厂商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

  经济危机具有优化稀缺资源配置的重大功效。自然界几乎所有对人类发展有用的资源都具有稀缺性的重要特征,这也正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因为稀缺性存在,自然就内生出改进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需要,以便使稀缺性资源能够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和劳务,用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得各类经济活动更加富有效率。也正因如此,稀缺规律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格信号就成为衡量稀缺程度最为重要的市场信号。资源稀缺性内生出效率要求,但又并不必然有效率,实现由稀缺到效率之间必然联系的根本路径就是自由选择基础上的竞争性市场价格制度。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正因为没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危机,似乎是捡了一个资源配置的“大便宜”,但却导致了长期而普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其结果就是国民大众的长期共同贫穷。所有市场经济发达而同时又伴有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的国家,反而却普遍是繁荣富庶的国家,这就是对经济危机有效性最重大的经济试验、证明和检验。当市场经济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必然会有一些低效率的厂商减产、停产或破产,也会有一些低效率企业被改产、转产或并产,从而使得富有竞争力的高效率厂商借机获得了更多稀缺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和稀缺产品的市场供给权,其结果就是资源配置效率获得了帕累托改进,达到符合稀缺性要求的帕累托最适度状态。经济危机就像是稀缺资源之市场经济舞台上尽职尽责的清道夫,无情地将无效率和低效率的稀缺资源使用者——低效率和无效率厂商而加以清除,而仅留下那些高效率的厂商得以存续和发展起来,当然也会在此后同样有一些新生企业而再次产生,因而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集中而显著的强制性优胜劣汰过程。如果没有危机调节和破产威胁,任何稀缺资源的占有者都不会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实现效率改进。正如杨小凯指出的那样:“一种周期性的均衡可能会增强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而一种试图稳定经济周期的政策则可能是有害的。……经济周期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因为衰退可能会通过淘汰效率差的企业、补充更有效率的企业而使生产结构得到一次‘清洁。’”[6]这种因经济危机而导致众多企业的生生死死过程,同时就是稀缺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持续改进和永续优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在危机期间会有资源浪费现象出现,但在此后而继之发生的效率提升会大于其浪费,人类可以因此而获得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的诸多正效应,这就是最为真实的增长和发展过程。

  经济危机是人力资本的强制性定期更新机制。当经济危来临时,所呈现出的众多直观视觉表象之一,就是失业离岗人员陡然增多,其队伍规模也会随危机加深而趋于膨胀。由于失业涉及到社会安定,关乎到政府信誉,实现充分就业就自然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失业具有多种类型,但惟有因商业循环所引致的周期性失业而令人难以容忍。通常情况下,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失业而将实际失业率迅速抬升至大大高于自然失业水平,这正是人们普遍反感经济危机及其由此引起周期波动的主要理由。但是,经济危机时期失业人员其人力资本质量通常较为陈旧低下,他们因此而不能适应经济体系持续创新的内在要求,经济运行系统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最先被抛出就业系统的失业人员,就只能是这些低质量人群。“向上流动的人一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向下流动的人往往是出生在大家庭的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很早就结婚的人,要养活众多家庭人口的人。”[7]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就是高质量人力资本供不应求和低质量人力资本供过于求同时并存,在危机时期尤其如此。如果将失业人口分为数量型失业和质量型失业,质量型失业就是最为常见的情形,也就是因为人力资本质量低下而失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现代经济中显然未能为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8]危机时期失业就成为这些年轻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些失业人员愿意和力图再就业,就必须重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接受再培训等,甚至需要重新回到大学接受再教育,使学习成为贯穿一生的大事情,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再次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学习变成了一种终生的活动而不再是某种‘长大之后’就终止的东西。”[9]现代经济成长首先需要的是人力资本质量,而不是人力资本数量,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就尤其如此。经济危机对人力资本提供了一套筛选甄别机制,从而把低质量劳动力过滤和确认为需要通过失业而加以更新的人力资本。“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则需要普遍的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10]在危机时期失业的大量低质量人群,就是迫切需要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的首要对象,从而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对人力资本定期更新的强制力量。可将失业人口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视为对往期补交的学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危机失业而被迫学到更多的经验教训—新知识,而为了再就业所新交纳的各种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再投资费用,也是因当初不明智选择而延迟支付的机会成本。经济成长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这样一个周期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人力资本更新过程,以此来推动持续性的经济成长。在政策含义上,“……危机不过是市场告诉政府其政策行不通的一种方式。”[11]因而需要政府改进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安排。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人口调适力量。经济危机不仅有利于对人力资本进行强制性定期更新,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的经济成长模式转换,从而有利于控制人口过度膨胀。在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不仅要求可持续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客观上也会内生出对适度人口规模的成长要求。人口过少会因劳动力缺乏而妨碍经济成长,人口过多也会因劳动力过剩而压抑经济成长。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物质财富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基础上,人口规模也呈现为长期持续的过度膨胀,全球人口总量也由工业革命初期的十亿人口左右,而急速膨胀为当今的六十五亿之多。人口学之父马尔萨斯曾经指出,人口增长依赖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就会坚定不移的增长,除非受到明显的抑制。而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对人口过度增长提供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抑制效应和约束力量。在市场经济曲线波动的运行过程中,超出经济成长需要而多余出的劳动力数量,就会在危机时期表现为失业人口,因而可将失业人员规模视为对人口过剩程度的检测、评估、警示和预报。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数量短缺就会显示为工资水平上扬,而劳动力数量过剩就会显示为工资水平下跌,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干预、最低工资、工会介入、合约粘性和工资刚性等原因,工资水平下降受阻,使得劳动力市场通常不能出清,劳动力过剩不是普遍地显示为就业工资率下降,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为常见的失业人口。“最低工资率增加了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12]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口的经济收入陡减和心理创伤等原因,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决策行为也会发生相应改变,通常发生的情况是推迟结婚年龄和生育时间,并减少孩子规模,一切问题均等到经济状况好转了以后再说。“……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他展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人们将会自愿地选择这样做,‘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塞满了无用的、不幸的生命’。”[13]这就是那些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长期持续下降,并较早完成人口发展转变和人口零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固然人口控制或抑制的约束力量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危机在事实上长期成为对人口规模加以约束的显著力量,有利于将人口规模和由此决定的劳动力数量调整到适度水平。“我们的目标是理解、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从而使经济关系得到卓有成效的说明,并应用于经济预测、判断和政策制定。”[14]也即有利于我们对相关制度安排的重新评估和科学设定。

  经济危机强制性贯彻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原则。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是自由选择,个人和厂商均有充分权利在超边际意义上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也有充分权利在边际意义上决定怎么做和做到什么程度,现代国家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也尽一切可能保障这些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利。劳动者自主地决定就业问题,竞争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为此提供了一套自由选择机制;企业可以自主地决定生产经营问题,各类要素和产品市场也为厂商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个人和厂商均是在没有任何外在制度压抑、强迫命令和暴力威胁的情况下,依据自己的发展偏好和内生意愿而自主地做出各种决定,由自由选择带来的好处自然也就归行为主体或决策者享有。与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高效率共识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自由选择机制则具有更为本质、更为重要和更为关键的发展意义,从而使得“……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15]“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16]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意义就是扩展个人和厂商的市场选择自由,这正是计划经济所根本不能提供的制度安排。但自由绝对不是任意妄为,也不是无政府主义,更不是不负责任,在主体自由满足最大化的同时,行为主体也必须对其决策行为同时承担起相应责任。“我们不仅仅只是健康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我们还是采取行动或者拒绝行动的人,而且是可以选择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来行动的人。所以,我们——男人和妇女——必须承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责任。”[17]自由选择主体首先是不能因自利而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无端的伤害或侵害,否则就是对自由选择本身的损害和破坏,因为出现了对他人另一种形式的强迫。自由选择要求具有特定的活动边界,如果行为主体超越了选择边界而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侵害,也就是外溢出了若干负面效应,行为主体就必须对其选择承担相应责任——法律惩罚、道德风险、舆论谴责、名誉贬损或社群排斥等,否则人们就会陷入互相制造的各种麻烦陷阱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也必须对自主选择所造成的自我伤害而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自负盈亏”的核心要义之一。或者是因过度投资负债而还不起债务,或者是因经营决策失误而卖不出产品,在因经济危机而导致资金链断裂时,厂商就必须自己承担起相应的破产责任。“所有各种机构都拥有权力并且都行使权力。因此它们全部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18]或者是因年青时懒惰而自愿放弃学业闲耍,或者是因未付出必要的边际学习成本而过早弃学就业挣钱的人们,就必须在危机时承担起因学习决策失误和人力资本质量较低而产生的失业离岗责任。“在创业社会中……个人将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不断学习和再学习的责任,自己承担起自我发展的责任,对自己的前途负责。”[19]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犯的过错就由谁承担,或者是法律惩罚,或者是道德谴责,或者是收入减少,或者是破产失业等,责任分担会因危机而非常明确,除非是因为自然灾害、他人侵害和智障残疾等非主体决策原因。“危机全是你自己的错,你应受到惩罚!”[20]概而言之,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中普遍遵循着权利与责任对称的结构性原则,因而是一种严格合理的强制性责任承担制度,并通过危机而充分地体现出来,这就是现代自由观的本质含义所在。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选择行为,在行使其权力时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是产生负的外部性,因此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起社会责任。社会应当具有一整套责任系统,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使得产生正面积极效应的行为得到激励,而产生负面消极效应的行为受到约束,从而使权力与责任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对称机制。经济危机就像是非常精确的社会度量衡,它能够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承担适当的责任,通常不会冤枉人。如果应该承担责任的行为主体竭力呼吁政府出面干预,这时候政府就会趁机用全体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而为那些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少数行为主体买单,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行为主体的所犯过错而由另一部分行为主体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是一种“嫁祸于人”,就会导致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社会后果。“谁都不能通过使某些人境况恶化而获得好处这就是公平的含义。”[21]“让社会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22]可惜的是政府通常乐意这么做,因为这是用别人的钱做树立自己形象的事。“不断膨胀的公共部门的坏习惯和失业者名单,以及缺乏个人主动性和负责任的精神,都是以几代人和下一个世纪的福祉作为抵押的巨额贷款。”[23]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成长的烦恼”。不可否认,经济危机所固有的负面效应,给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烦恼,人们因经济危出现而付出了很多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各种风险和机会成本都在发生和增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会遭遇到某种程度下降。人们因此而将经济危机或周期波动视为市场经济所孕育的经济怪兽即市场失灵,这也正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反对市场经济的主要理由。但是,纵观市场化、工业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浪潮的演进历史,人们就会发现经济危机总是与经济成长相伴随,它们之间内在地蕴含了相互依存和此起彼伏的周期性内在联系。虽然众多的凯恩斯主义者长期致力于反危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各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无不都是反周期领域的急先锋,但迄今谁也没有消除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周期波动总是经济成长的基本常态,也是经济成长的主要路径,与自然界的周期性运行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缺乏市场竞争创新的自由成长机制而在宏观层面上属于静态经济,市场经济总是因为竞争创新而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动态经济,总是伴随着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持续性的长期动态调适。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各个构成部分成长的步调通常不一致,因而既需要总量性调适也需要结构性调适。当总量和结构的比例协调时,宏观经济就表现为快速成长和普遍繁荣,而当失调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通过经济危机进行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调适,此时的宏观经济就会呈现为萧条和停滞,而危机调适过后就又是新一轮的经济成长和普遍繁荣。正如著名新型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是我们为成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如果人们真正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这种机制,那么当这些危机发生时,他们就不会转向中央计划体制,并对市场机制持不信任态度。”[24]“到20世纪末,几乎已经没有人会相信还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25]概而言之,市场经济是创新成长的动态调适经济,波浪式增长和螺旋式发展是其基本规律,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扰动仅仅是市场经济“成长的烦恼”。

  结 

  语

  普通公众通常只是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人短期福利,但由于相关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等缘故,公众在很多情况下也很容易被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媒体记者所操纵或愚弄。各类舆论一边倒反复炒作的社会结果,短期有限的危机负面冲击就具有了“乘数效应”或放大效果。尤其是当人们都在谈论经济危机的坏处时,似乎经济危机在事实上就全都是坏事。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发展所必然内涵的周期性特征,就不应该仅仅负面地理解经济危机,还需要从正面解读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全是负面效应,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富有积极意义的正面效应。市场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表明,支付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震荡成本,对获取有效率的经济发展而言,将是完全值得的事情。经济危机的动荡过程将会调整旧的经济发展秩序和催生新的经济发展秩序,只是它所内涵和引致的正面效应有些时滞而已。(该文原载《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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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俞宪忠,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研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

  单位名称:济南大学经济学院;单位地址:中国·济南·济微路·106号;邮政编码: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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