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编自会计系贺南轩老教授的一篇回忆性文章，原稿事实清晰、蕴涵深刻，是我院会计学科的珍贵史料，对我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培养和教学科研颇有启示价值。

    贺老先生在人大从教几十年，工作一辈子，很有创造建树，十分关爱学生，为人友善，处事低调，心态淡定。他创作颇丰，现已多年不动笔。这次恰逢60年院庆，院里特别盛情邀请，老先生盛情难却，饱含深情，写就成文。

    我院党委书记荆新教授认真阅读了全文，重温了老先生的从教历程，很受感动，颇受启发，在不改变老先生讲的事实的前提下，荆新教授仅对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做了些许改变。

    《商学苑》：贺教授，您是老前辈，在人大命名组建之初就来读研和任教，工作也很久。请您谈谈我院会计学科早期的情况。

    贺老师：我是1951年夏天到人大当老师的。我没兼任过行政工作，有的事知道的不多，说的也不一定准确。

    会计系的前身是簿记核算教研室。当时还有我的一段故事：1951年初，我是南开大学应届毕业生，在那里看到人大簿记核算教研室招收研究生的公告。那时我正在簿记夜校兼课挣点零用錢，觉得簿记只是记记账，没意思，所以沒有报名。当时我想留南开当助教，系主任也同意。后来由于没有新增助教的指标，系主任就把我推荐分配给人大了。现在看来是歪打正着，来对了。

    我到人大时，簿记核算教研室已有十来位教员和实习教员(那时没有学衔)和二十来位第一届研究生。这些研究生都是其他高校送来代培的，叫外校研究生。我们这批从各高校分配来的毕业生，叫本校研究生，是为充实本校师资培养的。

    当时簿记核算教研室有三、四位苏联专家，分别给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和农业会计等课程，课程体系按国民经济的部门行业来设计。苏联专家先用俄语写讲稿，再由翻译译成中文，交给中国教师据以备课，最后给本科和专修科学生上课。当时人大教师备课很辛苦。往往拿到译文第二天就要上课，只得开夜车甚至彻夜备课。由于备课时间紧，译文又别扭，上课时往往只能照本宣科。我当时还是研究生，没有经过这一艰苦阶段。这些译文后来都由印刷厂铅印成册，内部凭证发放。这些书封皮都是黄色的，故称“黄皮书”。建国初期的翻译水平不高，译文很难懂，也被称之为“天书”。当然，后来翻译水平就逐步提高了。

    那时除了簿记核算教研室外，还有财务教研室和银行会计教研室。这三个教研室都有苏联专家，同属财政系。后来财务教研室与簿记核算教研室合并，改叫会计核算教研室。
1950年代，财政系还没有后来所称的会计学专业，只开办预算会计和审计专修班。但我校函授早就有会计专业。会计核算教研室的任务，是为校内财经各系和法律系，以及函授各专业(包括会计专业)开设、讲授会计课程。

    1962年，财政系(有一段期间，财政系与贸易系合并，成为财贸系)才增设会计专业。可惜只过3年，“文革”就开始了。直到1978年复校才恢复了会计专业。1988 年，会计核算教研室脱离财政系，单独成立会计系。下设会计和财务两个教研室。以后逐一增设审计、会计电算化，以及国际会计等教研室。

    《商学苑》：您在人大开始是从事工业会计教学的，当时我校这门课程的教学水平怎样？

    贺老师：人大工业会计的教学水平，在国内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建校初期，我们有苏联专家，全国独一无二，占有优越条件。这自不必说。
1956年，我校黄寿辰教授和阎达五教授编写了第一本中国化的《工业会计核算》教材，在全国很有影响。可惜1958年“大跃起”开始，搞“大破大立”。“破”是破了，甚至出现了“无账会计”，但“立”却没有立起来。

    1962年，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要求我校编写财经院校工业会计核算统编教材。阎金锷教授和我一起主编了《工核会计核算》。这部教材总结了“大跃进”、“大破大立”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国内第一部高质量的工业会计教材，被全国高等院校会计专业一致采用，影响很大，评价很好。问题是，不久“文革”乍起，连人民大学都被“革”掉停办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大复校。 财政部再次要求我校编写工业会计教材， 还是老阎和我主编了《工业会计学》，仍是全国财经院挍会计专业统编教材。它是拨乱反正后第一本工业会计教材。全书不用“文革”期间广泛推行的增减记账法，率先采用正在被会计学者正名的借贷记账法，成本核算部分采用了我提出的新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内容上总结了“文革”前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本教材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经过三次修订，累计印数近200万册，曾经是支撑我校出版社的“顶梁柱”之一，一直为我国大多数财经院校会计专业所采用。如果按照现在的稿酬办法和标准，我和老阎早就发大财了。后来，吸收西方会计学科体系好的经验，会计课程不再按行业设置，取消工业会计学， 改设财务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等课程。至此，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我校《工业会计学》才停版。

    我校在1980年代， 还举办了全囯工业会计教师进修班， 我主讲工业会计学课程。这对培养我国高校工业会计的年轻师资发挥了较大作用，反响很好。很多教师说，他们原来对教好工业会计课没有信心，通过在人大的培训学习后，心里有谱了，信心大增。这些教师回去以后，教学效果普遍很好，有的很快就提了职称。他们当中有多位教师长期一直同我保持着联系。

    我还应全国髙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邀请，编写了自考教材《工业会计学》。这本敎材汇集了我在工业会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心得体会，出版后深受读者，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好评。他们认为， 人大出版的阎、贺两位教授主编的《工业会计学》很简练，作为大学本科教材很好，但不便自学；自学考试的这本《工业会计学》，内容丰富，叙述细致，由浅入深，便于自学。用这本教材作为教师的备课参考书，可以让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发挥，也能使年轻教师在专业上有所提高，把这两本《工业会计学》配合应用，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我从事工业会计教学、科研较久，在会计理论与实务界有影响，有的同志曾请我出面组建中国工业会计学会，并任会长。但我这人不善于这方面工作，更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婉辞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我校在工业会计教学方面是领先的。

    《商学苑》：您后来多年从事成本会计的教学与研究，被誉为“成本王”。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贺老师：我现在头上倒是还带着一个头衔，那就是“中国成本研究会顾问”。但实际上由于年事已高，早就不“顾”不“问”了。至于“成本王”，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这么说的。初听到这种说法时，心里是高兴的，但同时确实觉得这样说法夸张了，实在是不敢当。
工业会计学取消以后，我改搞成本会计学。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驾轻就熟的。因为，工业会计的核心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我校出版的《工业会计核算》和《工业会计学》中，我主要也是写成本核算部分。

    早在搞工业会计学时，我就特别重视成本核算的调查研究。1950到1980年代，我经常下厂调研。1962年，财政部邀请我参加《成本核算规程》的起草工作。为此，我参加了由会计制度司司长带队的成本核算调查组，在沈阳市对12个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进行调研。

    1970年代即使在人大停办期间，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我们趁为北京市各工业局举办会计培训班之便， 到各局所属工厂进行调研。1978年，财政部组织我校教师总结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经验，我在大庆，除了完成规定的写作任务以外，对大庆的成本核算经验也作了研究。在这些现场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主编了成本计算的案例汇编《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作为《工业会计学》教材的配套教材。按目前教学方式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教学案例吧。

    1979年，我还撰写过《论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一文，对建国30年我国工业企业成本计算方法的改革和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 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这一体系已被我国大专院校成本会计教材广泛吸收。这篇论文后来被中国成本研究会编入《成本研究班教材》。

    由于我在成本会计学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财政部会计职称考试领导小组，邀我参加成本会计学考试和命题的专家小组，并责成我编写《成本会计》教材。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会也邀我编写自考教材《成本会计学》。这本教材总结了我几十年来在成本会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经验， 体系清晰、结构严谨， 提出了成本会计即成本管理的新概念，论述深入浅出， 环环相扣，只要会计学原理学得札实，完全可以自学学懂。也正因此， 这本教材从1995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共出三版， 累计印刷35次，一直应用了15年，可以说经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2010年起才由其他同志编写的新教材所替代。

    现在， 我校商学院会计系的中年教师都已“出道”，已有很高的水平和知名度，所以我校会计系列教材中的《成本会计学》，已由他们编写。我为这些教师不断超越我们这些老人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商学苑》：1960到1980年代，会计界发生一场记账方法的大争论，听说您是一位代表人物。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贺老师：我认为，记账方法是专业技术，没有阶级性，谁都可以用。借贷记账法是科学的，需要通过一定学习才能掌握，不必强调群众性，人人都会。这些观点，在今天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却成了大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1960年代中期，会计学界有的同志觉得借贷记账法不好懂；有的同志还认为“借”、“贷”两字出自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借贷记账法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我国不能用。因此，有的同志提出采用增减记账法，因为它好懂，符合群众性要求。为了推行增减记账法，有的同志更说：借贷记账法之所以难懂，是资产阶级为了蒙骗群众，掩盖剥削，故弄玄虚。随着“文革”的开展，有的同志把不采用增减记账法，说成是不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学术问题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后来转成行政干预，以至于我国多数企业、单位都改用增减记账法，所有会计教材都采用增减记账法编写。借贷记账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我当时对这两种记账法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虽然看起来比增减法难懂些，但只要讲清楚这里的“借”、“贷”两字只是记账符号，没有任何字面含义，学习1、2小时，最多1、2天就能掌握。增减法的“增”、“减”两字虽然很直观，但也不是只要认得这两个字就能掌握这种方法； 特别是，该种方法的会计分录不能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不能做到增减平衡，不易发现会计分录的差错。这些都是增减法“致命”的局限。因此，我认为，增减记账法虽然也可用，但它的科学性不如借贷记账法。

    我校会计核算教研室还是比较民主的。在敎研室内部讨论时，我是一直亮明并坚持上述观点的，即使在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越来越猛，批判借贷记账法达到高潮时，我也坚持这些观点。当时，社会上有的同志组织“小分队”，到一些学校、单位宣讲增减记账法，批判借贷记账法。我对教研室主任提出：“我们不要批判借贷记账法，否则以后会被动的”。我们教研室一直没有召开过批判会，而且大部分同志都是认可借贷记账法的。实话实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我在校外是不敢表态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开始了。我在当年末，就撰写论文《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寄交当时唯一即将复刊的《财务与会计》的编辑部。当时人们还心有余悸。本来是可以在1979年第1期发表的，但该刊的主管同志说：“复刊第1期就挑起争论不太好”，故安排在第2期刊发。即使如此，我的这篇论文仍是我国拨乱反正开始时，第一篇明确提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的论文。发文后，会计界反应很强烈。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直言不讳，看后很兴奋”。还有同志来信说：“文章迸发出多年来广大会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心声”。

    过不久，《财务与会计》月刊发表了一篇批驳我的文章，坚持记账方法有阶级性。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再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寄交《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编辑同志说，他们只登正、反两方面文章各一篇，否则“没完没了了”。我只得将这篇文稿转寄上海会计学会主编的《会计通讯》。该刊主编阅后批示：“此文极佳，从速刊用”。该文发表以后，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争论就逐渐淡化了。

    前年，我在网上通过“百度”、“谷歌”进行自我搜索时，看到了这样的文字：“25年前，贺南轩先生在《财务与会计》上发文拨乱反正：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 18年前，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出台，从而迈向了与国际通行惯例对接的关键一步”。 这样的评价实在太高了，我确实承受不起。1979年以后的25年，应该是2004年，还有这么一位从未谋面的同志记得我这篇文章，实在是让我感慨。

    1979年初，我还在《中国经济问题》2期发表了《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篇系统论述借贷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的论文， 也是第一篇拨乱反正，为借贷记账法正名的论文。

    后来，有些会计学者认为借贷记账法虽然好，但“借”、“贷”两字作为记账符号总是不好理解，所以想方设法对记账符号进行种种改革。对此，我撰写了《评借贷记账法记账符号的种种改革》，在《财经问题研究》1981年2期发表。论文指出：这些所谓“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不要使记账方法的“改革”进入误区。最近一、两年，又有同志提出改变借贷法记账符号的意见。实际上，这一问题，我在29年前的这篇论文中就已经论证解决了。

    为了使学生既准确又简明地掌握这种被认为很难理解的借贷记账法，我还撰写了《对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的探讨》，在《武汉财会》1982年1期发表。论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根据借贷法的优点以及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记账方法， 明确指出： 我国的记账方法“当然应该、也必将逐步统一于借贷记账法”。28年前作出的这一论断，在我国早已完全实现。这也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商学苑》：贺教授，您在人大从教一辈子，请您谈谈您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心得、体会。

    贺老师：我们人大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要搞好教学、科研一定要做到理实联系。我们那时的提法是：“吃透两头”。一方面是“吃透上头”，是指要学好党和国家相关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改革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要求； 另一方面是吃透下头，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但同时也要联系中国实际。

    我们教研室同各有关部委联系很密切。我们经常去当时的一机部、重工业部等部委的财务司调查研究，也常请他们来作报告。双方都建立了资料交流关系。

    会计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所以我们与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联系更为紧密。

    1960年代初，我曾被借调到会计制度司工作半年，参加会计制度的研究、设计工作。

    1962年春，我应邀参加会计制度司的成本核算调查组，由司长带队，在沈阳对12个各种类型工厂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研上起草《成本核算规程》 。我负责撰写其中成本计算方法部分。

    1962年秋，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我作为会议筹备组的成员，参加起草会议文件。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闭会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同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几百人合影。

    1963年，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邀请阎金锷和我主编统编敎材《工业会计核算》。

    1978年，余秋里副总理责成财政部总结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经验。财政部则委托我们教研室完成这一仼务。我参加了这项调查研究，并在调研成果《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一书中，撰写第一部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油田内部经济核算制”。

    1979年，阎金锷和我再次应财政部之邀，主编了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教研室与北京市各工业局及其所属工厂联系也很多。有的是教师固定的联系点，有的是学生生产实习基地。

    我联系较多的工业局是机械工业局和化工局。我还利用敎函授之便，在北京、天津和太原，到函授生所在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我比较深入调查过的工厂，主要有：天津造纸总厂、天津动力机厂和天津自行车厂，太原钢铁厂和太原矿山机械厂，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北京第一机床厂(从北新桥厂到大北窰厂)、北京叉车总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化工2厂、北京棉纺各厂，以及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各厂。其中北京起重机厂的总会计师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

    我觉得，这些调查研究对我提高教学水平、从事科学研究，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我把调查所得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上升到理论，纳入讲稿，从而提高了教学水平。我在我校举办的工业会计教师进修班讲课效果较好，就是因为讲稿中吸收了大量调查研究的成果。我所写的工业会计和成本会计的教材和论文，可以说都含有调查研究的成果。我在记账方法争论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立场坚定”，敢于“顶风”。一是因为我在南开上大学时，会计原理学得比较扎实；二是因为我经过大量、深入的调研，心中有数，“底气十足”。

    “文革”期间有一种说法很流行：“不能只是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单从文字上看，这句话没有问题。但联系当时的情况，其实质是：说话、做事要“看风驶舵”。 我认为，做学问、搞科研决不能这样。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不唯上，不唯书，而重实”。只有这样，才能使论述和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学科和会计理论体系。

    最后。在商学院60周年院庆之际，我衷心地希望我院继承和发扬人大的优良传统，从中国发展实践出发，培养世界级管理人才，成为最受尊敬的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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