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并非是牵涉资产规模最大的民企溃败案例，但却是集中了民营企业内部管理重重问题以及政府之手外部干预合力的典型案例。

　　随着上周太子奶部分债权人代表现场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本月之内，这场长达数年之久的跌宕大戏有望画上一个不甚圆满的句号———尚存的部分资产转托给三元与新华联，中小债权人获得10%左右的清偿率。但创始人李途纯被羁一年多仍坚称自己清白，托管人文迪波涉案一月有余依旧三缄其口。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年销售额20亿的央视标王的轰然崩塌，是什么诱使民营企业家义无反顾地签下对赌协议？政府出于稳定局面的需要临危出手是对还是错，为何“活雷锋”变成了“卖牛人”？一波三折的戏剧化事件堪比商界小说，也给整个民企的管理留下无尽思考。

　　“一言堂”成民企挫败诱因

　　也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方向太多以至于迷失了方向，今日一切对于太子奶得失的讨论，都要追溯至其依托乳酸菌饮料取得第一步成功后，开始大跃进式多元化经营，调味品、童装、日化、酒、旅游休闲、餐饮、零售、传媒、房地产等毫不相关的实体产业令太子奶难以取得合力，也直接导致了大干快上之后，不得不与如狼似虎的外资银行扯上了关系。

　　“这5000亩地，把牛放出来，喝啤酒吃菠萝，啤酒的可以产啤酒奶，菠萝的可以产菠萝奶。”昔日太子奶生产部门负责人曾向媒体回忆这段李途纯指点江山时的情形，虽然从气候到牧草都不适合，但老板一放话，身边就涌起一阵阿谀之声，即使也曾有人从心底里对这位一手创立20亿销售额的品牌的“神人”产生过质疑，但谁又能拂去其无容质疑的光辉？

　　遭遇“一言堂”问题显然并非是太子奶一家企业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又在民营企业中尤盛。稍作回顾，早先有“电脑大王”、创立了全世界文字处理系统最大供应商的王安，任人唯亲，执意任命儿子为总裁后1年之中大亏4亿美元，股票3年中下跌了90%，公司最终不得不于1992年申请破产。再说当下，低调复出、正在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创维原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家族曾在上市公司占股达77.45%，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财务丑闻令整个集团卷入危机。即使是今日已再度成为焦点人物的史玉柱，也曾在相当辉煌的巨人集团濒临破产危机时，自我检讨称，“巨人董事会是空的，决策一个人说了算，因我一个人的失误，给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损失，这也恰好说明权利必须有制约”。

　　能如史玉柱一样再站起来已是不易，1990年代红透半边天的沈阳飞龙最终“折翅”，总裁姜伟便出书总结了失败的20条经验，其中“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都是关于领导者在决策上的独断与错误，并最终直接导致了企业的覆亡。“一个企业家打造一个20亿的企业确实不容易，但毁掉一个20亿的企业，确实很容易。因为成功需要做对很多事情，失败只需要做错一件事情。“营销专家包·恩和巴图表示，类似太子奶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管理的悲剧，不仅仅是战略管理的悲剧，也是日常管理的悲剧。

　　影响国内一代企业家的《基业长青》一书称，伟大的公司无需伟大的领袖，过于伟大的个人领袖反倒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利。那些历经百年仍兴旺不衰的公司，一定都有一个伟大的高层管理团队。资深咨询顾问王坤也表示，民企初创期必须集权，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就要慢慢褪去，而开始着手打造具备前瞻眼光的治理机制和具备职业化心态的精英团队。“民企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职业经理人来履行管理职能，以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并设立独立性较高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或许，在2006年太子奶运转尚良好时，有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设置，有类似独立董事的角色提醒一下李途纯，不被花旗低于一般利率的贷款所引诱，此后的种种，便不会发生。

　　政府托管尺度应回到市场本身

　　在金融危机压力下，花旗要求提前还贷促发太子奶资金链断裂，倘若这一央视标王就此坍塌，或许此案例的标本意义也不过如此。事实上，2008年，株洲当地政府设立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株洲市天元区常委文迪波以高科奶业董事长身份入主太子奶，此后一路走上与李途纯双方互掐的局面，并成为此后太子奶招募投资方时的最大阻碍，由此引发了整个企业界对于政府托管民企是“救赎”还是“绑架”的大思考。

　　从2009年7月李途纯第一次开腔请求让自己站到第一线、政府退到后台，到去年11月李途纯方面向南都独家出示起诉高科奶业的函件，并控诉文迪波涉嫌“利益输送”，从去年7月李途纯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带走，到今年8月文迪波传言被“双规”消失于众人视线，无论对政府还是民企，这均是一场双输的游戏。

　　无独有偶的是，2006年12月，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捕，旗下的数十家二级企业全部陷入停顿状态，故而集团资产被荆州市政府接管，卖的卖、收回的收回，S*ST天发的重组控制权也于2007年被上海舜元和浙江金马获得。时至今日，天发股改的相关方案不但没有被通过，重组初期的资产及1.9亿财政补贴也不翼而飞，与高科奶业从有偿经营方到无偿占有资产最终还申请了高达1.8亿的债权一样，谁来为这场纠缠不清的闹剧买单？

　　“市场中的运行，包括市场中遇到的困难应尽可能地按照市场规律来做。如果政府有托管行为，也应依法办事，想尽办法帮助企业走出来，而不是无时间限制地直接经营下去。如果出现接管后的业绩急剧恶化，是否应该还权给民企，第一要看最初的合约，第二要看具体恶化的原因，第三出发点还是要回到市场本身。”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向南都记者表示，政府对民企的托管是否越俎代庖，究竟应该介入到何种程度，在当前的背景下始终应该由市场说话。“应明确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定位，在政府不该介入也管不好的领域，大幅度地削减和放松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中国行政研究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李锦教授同样称。

　　在此标准下，2008年销售20亿的太子奶2009年在高科手中只完成了5 .4亿，继而传闻出现高达3亿的亏损，似乎再让没有行业经验的政府官员把持局面，就有些说不过去。而反观一样与地方政府在产权归属上各说各话的仰融事件，今日华晨的运作至少在结果上并不输人。

　　“在当时株洲市政府的决策会上，市长确定的经营原则是‘政府有限介入，租赁经营，招商引资，做强做大’。”在李锦看来，如果一路都可以照此走下去，显然政府托管会有个好未来。但随着高科“卖牛”、李途纯被羁押，太子奶事件已经升格为利用政治公权来解决企业管理的公权问题。而这一事件的几阶段发展，无疑也将为未来的民企和可能介入民企管理的地方政府，留下了甚是完备的教材。

　　南都记者吕静莲 实习生高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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