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苦、历经磨难；披肝沥胆、敢作敢为；专注实业、求大求强；专断与自信集于一身，保守与创新合为一体；商业直觉大于知识储备，个人性格等同于企业性格……这是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特质。 他们在“前无古人”的艰苦条件下，凭着自己的一份胆识、一种敏锐、一点执著，甚至还有一些不服输的企业家精神，打造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他们是继往开来的一代。 时光荏苒，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有的或隐或退，或二次出征或振臂高呼，这样一种蔚为壮观的场景，注定将成为历史的绝响。

　　这是一个没有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令人称奇的是，他去世了十年，不仅让一个企业铭记，同时也让一个城市、一个行业追怀，更让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企业家经常挂在嘴边。他的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得轰轰烈烈。

　　刘炳银，新飞电器原董事长、总裁，就这样在2011年9月以浮雕般的形象再次被细雨裹挟、洗涤并氤氲。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他所属的体制、他的所作所为，使得他更像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创业者、创业家。

　　创业家，是的，如果看看他那个时代的同道，我们会发现，这几乎就是他们身上共同的特质：出身寒苦、历经磨难；披肝沥胆、敢作敢为；专注实业、求大求强；专断与自信集于一身，保守与创新合为一体；商业直觉大于知识储备，个人性格等同于企业性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创造英雄的年代，注定他们成为一个相对特殊并难以“复制”的人群。

　　刘炳银走了，与他同时代的高凤来、彭作义、乔金岭(黄河旋风)、王均瑶等人也走了，但更多的第一代企业家却依然以年迈的脚步，为各自企业和时代经济的发展作着丈量。他们或隐或退，或二次出征或振臂高呼，这样一种蔚为壮观的场景，注定将成为历史的绝响。

　　创业家

　　面容平静、安详，“挂”在墙上的刘炳银把忠厚、微笑留给了后来者，也把他的不可超越的创业者精神和睿智的战略思想留了下来。

　　2001年9月15日，刘因患胃癌去世。61岁，颐养天年的岁月并没有等到。彼时，新飞冰箱已经跻身中国冰箱业的“四大家族”之三，与新加坡丰隆集团的“蜜月期”已走进第七年。正当辉煌。

　　“辉煌的业绩”自然为刘炳银的身后名做了几乎是无法撼动的定格。2011年9月15日，在数千人参加的 “新飞创始人刘炳银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当地主要领导就对这位“新乡市工业界改革创业的先行者”“中国家电界著名的杰出企业家”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出身寒苦、历经磨难；披肝沥胆、敢作敢为；专注实业、求大求强；专断与自信集于一身，保守与创新合为一体；商业直觉大于知识储备，个人性格等同于企业性格……这是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共同的特质。他们在“前无古人”的艰苦条件下，凭着自己的一份胆识、一种敏锐、一点执著，甚至还有一些不服输的企业家精神，打造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他们是继往开来的一代。时光荏苒，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有的或隐或退，或二次出征或振臂高呼，这样一种蔚为壮观的场景，注定将成为历史的绝响。

　　“刘炳银以企业家特有的非凡胆略和睿智率领员工主动走向市场，创建了新飞电冰箱厂。从1984年艰难起步搭上冰箱行业的末班车，到跻身全国冰箱、冷柜行业的前三强；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地方小型军工企业，到跻身于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列；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品牌，到创建中国名牌，新飞实现了一个内陆企业的传奇式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炳银为新飞，为新乡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家电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

　　一个人创造了历史，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企业界发生的事实。刘炳银本人生前就曾得过诸多荣誉和奖励，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一样，获得的集体性崇拜无以复加。如果承认企业家是稀缺资源，那么，像刘炳银这样的体制内“创业者”，尽管莽撞、胆大、多凭经验做事，但由于敢冲敢干，因而，被尊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乃至成“仁”成“圣”，就是题内应有之义。

　　但时光荏苒，如今的纪念者更看重的是他的创业功绩和奋斗精神。这里面有恩泽，有点“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味，但成王败寇，像春都高凤来、长虹倪润峰、安彩李留恩、南德牟其中、飞龙姜伟等人，他们的名字就经常在高校EMBA的课堂上被指责、被批判，一定程度上与耻辱相连。刘炳银这次又“回来”了，此时，正值合资17年后的新飞电器业绩连续下滑、高层不断震荡的关键时刻，他的创业精神和高风亮节，再次被高高祭起，成为凝聚企业上下人心的“魂”。

　　其实，诸多功绩凝聚成数字，就是以下表述：“20年间，新飞由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军工企业，一跃成为资产总额达30亿元、累计实现利税24亿多元的现代化大型家电企业。”

　　类似的“盖棺定论”，在许多企业家身上几乎已成了范式。如去年从许继集团卸任董事长职务的王纪年，人们对他的评述也凝结为：“王纪年所作的贡献，是将一个1984年时年销售收入仅1920万元的小厂，打造成2008年销售收入80亿元的大集团，24年间，收入约翻了400倍。”又如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格力集团董事长朱江洪、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等人，在家电行业内，他们要么被冠以“家电教父”“管理巨子”，要么被尊称为“市场急先锋”“行业领跑者”。

　　的确，望一望他们日渐苍老的背影，联想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会说，无论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经历了哪些荣辱沉浮，他们都值得后来者脱帽致敬：正是他们在“前无古人”的艰苦条件下，凭着自己的一份胆识、一种敏锐、一点执著，甚至还有一些不服输的企业家精神，打造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成功商业模式的新路径。

　　这里面，分明有着一种创业家的风采。

　　走出乌托邦

　　如果要说到刘炳银在新飞甚至整个家电业的具体贡献，那么历时越长，人们将会看得越清：

　　其一，临危受命出任濒临破产的兵工小厂的厂长，搭上家电行业震荡上升的末班车，开创无氟冰箱时代，最终缔造新飞电器家电王国。

　　其二，引进新加坡丰隆集团的资本，创建合资公司，为新飞电器构建良好的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了新飞电器的运营机制问题。

　　其三，以示范、关联效应，带动塑料、化工、金属材料、包装、运输等省内外200多家配套企业的发展，形成一个以新飞为纽带的中原家电产业链。以精密铜管制造或“两器”生产著称世界的金龙集团、科隆集团，皆与其有着发展渊源。

　　其四，缔造了以隐忍、坚强、朴实甚至奉献意识浓烈的企业文化，使得新飞电器在日趋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保留了质量优势、低成本优势和人才优势。

　　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毫无疑问注定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有着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毕业，或是部队转业，或由官转商，在生产第一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脱颖而出。这部分人多在国有企业待过，有的甚至直至退休，还保留着干部身份。不过，正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针对柳传志、王石、张瑞敏、任正非等人所论述的那样，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从骨子里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富强起来，摆脱吃不上、穿不上和住不上的窘迫困境。

　　“他们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很多事情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企业家在利益面前没有明晰的法律标准，自身的约束力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能活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不太注重钱的，同时对自己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

　　刘炳银草根出身，他是从车间工人一步步做到厂长职位的。河南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在安20世纪90年代曾在省政府工作过，有一次他看到，刘为了办某种产品的审批手续，曾挨个到职能部门求爷爷告奶奶，态度谦恭、不厌其烦，“他是把企业当做亲儿子养”。而在新飞电器公共关系部部长李鸣升的印象中，刘炳银生前一直保持着和员工一起到食堂吃饭、新年上班第一天到厂门口亲自迎接员工等习惯，甚至有一次看到他俯在宾馆地上捡拾客人丢下的火柴棒，李的感叹是，“这样一个平民领导能和大家同甘苦、共命运”。

　　当然也有铁腕。几乎和同时代的张瑞敏、鲁冠球、麦伯良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1990年5月，刘炳银当着众多经销商的面，率先举起铁锤，和员工一起砸了400多台不合格的劣质新飞冰箱。

　　个人的威权，就这样在“边干、边摸索”的规制建设中得以确立。

　　仔细审视，这一代人有着浓重的从事传统制造业、做大做强企业规模的意愿。他们抓住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机遇，立足低成本制造优势，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正因如此，低成本制造一方面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规模得天下”；另一方面，企业在全球市场也赢得了相应位置，形成一定全球竞争力。

　　改革先锋？

　　也许正是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有着切肤之痛，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柳传志、刘炳银、倪润峰这些人一直将体制和机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们不仅要推动自身认知和思维能力的果断创新和转变，还要推动改写整个行业市场的游戏规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刘炳银很早就意识到了单一的国有体制对竞争性行业所形成的桎梏，所以1994年新加坡丰隆集团表示出合资意愿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合资当年，新飞投产一条新的无氟冰箱生产线，使冰箱产量从36万台上升到100万台以上，税后净利润达到3.15亿元，所有股东在以后的3年全部收回本息。而此时，企业的控股权、经营权还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中。

　　这是一个富有前瞻性的举措，正如同万隆引入华懋、杜邦等作为双汇的合作伙伴，柳传志推动联想民营化改制，他们都使得企业的寿命得以延长。而反观同时期的其他企业，如健力宝、冰熊、春都、科龙，它们单一的国有体制和由此形成的相对僵化的经营决策机制，不但葬送了企业，也葬送了李经纬、潘宁、倪润峰这样一些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家的一世英名。

　　当然，新飞引资在产权制度安排上并不彻底，以至于在刘炳银逝去数年之后的2006年，新乡市提出新飞电器中的国有股退出，并对刘的接班团队进行股权激励。但由于工人强烈反对，该方案无疾而终。

　　在刘所处的年代，对于个人产权的诉求，其实是相对难以成行的事。尽管后来像TCL、长虹、双汇、宇通这样的企业取得了成功，但毕竟是少数，许多人都成了中国市朝、走向富强道路上的“殉道者”。刘的“适可而止”，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其实为自己留下了身后美名。

　　这就是一代英雄企业家的“保守性”吗？ 1996年，新飞跻身全国冰箱三强，但是在其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却停滞不前，销售收入一直在20亿元左右徘徊，科龙、格力、美的等原来的“小字辈”都纷纷超过了新飞。

　　对此，当时该公司一位高层曾颇有微词：“1996年，当新飞集团应该迅速由粗放型的产品经营向集约型的品牌经营转变、由专业化向多元化扩张的时候，领导班子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及足够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缺乏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在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上，观念趋于保守，甚至一度思路不清，决策迟缓，摇摆不定，致使新飞集团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寻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错过了品牌扩张和快速发展的机遇。”在他看来，刘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许多意见已经听不进去。一个事件是，2000年上半年新飞计划收购广东一家企业，刚被查出胃癌晚期的刘炳银说：“我身体支撑不住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能不能运作起来？算了吧1

　　是也，非也？此一时，彼一时？企业的经营决策有各种因素的促成或制约，也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刘炳银作为新飞电器的开拓者，不该承受得太多。因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在他，实际上已经终结。

　　薪火传递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是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那部分人，“有市场经营理念，但不充分”；而后崛起的一代，则是那些正当壮年并活跃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能非常熟练掌握企业运营技巧，具备了现代意义的企业家素质”。

　　具体而言，就是草莽经营时代已经终结，新“知本”时代来临；“全能式”企业家减少，职业经理人队伍成熟。过去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大多是规模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融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而现在的企业家，则要综合考虑产能与利润、实业与资本、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尝管理与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协调、综合突破，因而，他们的视野、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工作重点，都和过去截然不同。

　　这样的话，用管理学者姜汝祥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企业家要从“农业文化”走向“现代化”，改变农民式的做事方式，实现“代际跨越”。这样来看张瑞敏、刘炳银、柳传志、万垄汪海这样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的“穿越”和“转变”，比人们期望得要好。

　　当然，我们必须正视时代和环境给第一代企业家带来的诸多局限：他们创立企业，数十年与一个企业共呼吸、同命运，但往往难逃某种宿命：企业因一人而兴、因一人而衰；他们个人的威权太大，以至于企业文化和个人性格融为一体，由此导致的“大企业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是他们自身“疾脖的集中表现，“手术”过猛，震荡难免；一些人贪恋权位，随着年岁增长，经营决策就会渐失灵活性和准确性，甚至培养不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一旦他们故去或离去，体制性的力量就会强制介入，企业被“卡位”，负责人就会常常更迭……第一代企业家该如何完美谢幕，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新飞而言，刘炳银之于这家企业的“企业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他最大的使命和贡献，不在于为新飞的发展廓清了产业发展轮廓、树立了品牌，而在于他在有生之年促成了新飞的产权改革，给新飞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并培养起了一个以李根为首的职业管理团队。此举，领当时的时代之先。

　　而且，这样的经验，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借鉴、启发意义。就竞争性行业而言，海信、长虹、美的、格力、TCL、宇通、金龙、宛西、双汇等企业都在第一代企业家任上完成或基本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取得比原速度、原规模更快的发展，综合而言，这样的成功，已不是单个企业和企业家的成功，而是整个时代的成功。

　　历史的演进于是体现出来：从单纯的依靠规模取胜到依靠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创新来应对竞争，从过去的仅仅打拼实业到资本、实业“双管齐下”，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之间的分野，是如此的鲜明。不过，深入看下去，时代在变，市场在变，但一个个企业精神领袖的思想精髓，却在无形之中薪火传承，正如大地保留了整个森林的树根。

　　他们正在离开吗？没有。他们走远了吗？没有。他们不仅与改革开放前30年同行，还与今后的岁月相伴。那些背影，苍老而又年轻。

　　“慎独”陈泽民

　　面前的陈泽民，平头，说话有些气喘，但满脸冷峻。已经有了眼袋。

　　有两个人，年轻时还是长发，年纪大了，却留成平头，似乎不服老，又仿佛要表明与过去决绝。他们一个是原思达集团董事长汪远思，一个就是陈泽民。

　　今年7月，趁着老陈在郑州的当儿，我去三全新的办公楼找他。偌大的一间办公室，敞亮、整洁，但除了一对沙发和茶几之外，就剩一张办公桌了。陈泽民坐在后面，仿佛还嫌不够干净，用手快速地抹一把桌面，站起来相迎。看他的神情，似乎有些落寞。

　　实际上，他已经学会了在悠闲中忙碌。这样一个68岁的老人，在顺利地将三全食品的权杖交给两个儿子后，已经不再干涉公司内部的任何事务。他的“日常工作”，多是顶着“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和“三全集团董事长”这两个头衔，在国内外开会，发表演说，依然为食品工业的发展鼓与呼。

　　和陈泽民交往时间越长，就越会发现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对自己亲手创办的三全怀着极端的爱。就像这一次，他领着我，穿过长长的通道参观饺子、汤圆的生产线，不厌其烦地讲解，脸上笑容绽开，感觉出有一种骄傲。这也正如他所说的话，三全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其二，无论是对于谁，他都有一种距离感，不显示过度的亲热或过度的冷淡，说的都是直来直去的真话。他一直对某报的一位记者耿耿于怀，其原因就在于该记者曾说他比思念的李伟保守这样的话，“现在他还这样说吗？三全的市值早就超过思念了”，话语中带着些许不服气。

　　其三，总体上而言，老陈是一个温厚的长者，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两个儿子的态度上。陈南和陈希分别担任着三全食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原来他们过生日，老陈和老伴总要亲自为他们过；现在，儿子们拼杀在前台，老陈老两口就做一些后勤服务工作，“每天做好儿子、孙子喜欢吃的饭菜，等他们回家”，他的感受是，“两个儿子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经常晚上十一二点还不回来。他们工作越忙，我越是体谅他们的辛苦”。

　　老了老了，就活出通达的人生境界来，这或许是陈泽民在“成功企业家”这个称号之外，受人尊重的另一个原因。不过，如果要全面了解并理解他之所以有如此性情和行为方式，那么，他的独特的人生经历，就值得深入揣摩。

　　老陈的父亲和两个伯伯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其父1947年任江阴要塞参谋长，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在7000多名国民党官兵中做反正工作。1949年4月率队起义。1951年，全家迁至郑州，其父参与了郑州第四野战军炮兵学校的筹建。但到了1955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其父被当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转业到洛阳，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那时候，多亏父亲手中有陈毅和林彪的手令，要不就活不下来。”忆起往事，陈泽民满腹感慨，“正因这样，父亲教导我不从政、不从军，将来要做工程师，靠技术吃饭。”

　　“运动”不断的日子里，陈泽民学会了理发、拉板车，赚钱贴补家用。他还喜欢搞发明，考大学时报了无线电和航海两个专业，但两个专业因涉嫌“间谍”“叛逃”而没有通过政审。他不得不改变志愿，最终来到豫北医学院上学。毕业后他选择去四川支援“老三线”，不料却被分到了宜宾的深山老林，“吃稻田土，喝稻田水”。那时候，正赶上文攻武斗，派系之间经常动刀动枪，陈泽民作为医生，只顾埋头穿梭于各派之间救死扶伤，留下了好的名声，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老干部们推荐，1979年调回郑州。

　　这以后的创业故事就耳熟能详了：在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感到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于是就在49岁那年下海做起了汤圆生意……

　　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成长史。看遍了生离死别，也阅尽了许多人生的大起大落，这让老陈对所谓的“运动”一直排斥，也因此，他在看重家庭和睦的同时，又对外界的各种“关系”和“投资建议”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由于吃了不少苦，创下基业不易，所以老陈一直不愿在战略发展上冒险，坚持做专业化，创业20年一直呈现稳舰慎重的经营风格。

　　这样的成长史，已经不会再发生在他的儿子们身上了。不过，作为精神传承，其间的要义可能会被永远铭记。在三全新的办公楼里，楼上大厅的显眼处用玻璃柜陈列着老陈刚创业时用过的一个小石磨，人们来来往往，路过时总会放缓脚步。

　　也许，它就是整幢大楼甚至整个厂区的“定海神针”。

　　“伤怀”李福乾

　　面前的李福乾，削瘦、矍铄、精神爽朗，方格子衬衣之外套一件酱色马甲，你丝毫看不出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

　　这是两年前的4月17日。经一位朋友介绍，我终于在一家饭店的饭桌旁见到了这位对我来说已很遥远的悲剧式人物。

　　彼时，距离郑百文“出事”已经7年。2002年11月14日，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作为原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的李，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我们能够见他，得益于某种机缘。他的家，就在饭店附近。

　　他健谈，思路清晰，对许多问题依然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洞见力，比如当时的金融形势和资本市场的一些大事。白酒明显能喝上几两，年轻人轮番去敬时，他往往没有推辞，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眉眼之间，分明有着些微的安慰和欢喜。

　　但他坐在那里，仍然展露出往昔做郑百文老总时的那种霸气和凌厉，身形稳如泰山。他身旁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一家协会的会长，一位是大学财经教授，李不断地左顾右盼，发表宏论，并打听一些往昔熟人的近况。

　　“哎，他去世了，我可真没想到。”说起郑州商界一位上年纪的名人，李惊叹道。继而满脸戚色地摇头。

　　不问江湖事，对他，也许久矣。他自己就说，从拘留所保外就医后，他和老伴哪儿也没去，整天待在郑州的家里，看书、读报，很少与人来往了。这一切，外人可以理解，毕竟，郑百文2001前被曝巨额亏空及造假，李负主要责任，而这，时至如今还没有让他得到完全的自由身。

　　一个老人，对过去作出反思是一件痛苦却又从容的事。多年前，当一个报社的记者去见即将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李福乾时，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显然老多了，眼袋松懈，面颊瘦小，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平绒外套”。谈话进行之中，李老泪纵横：“我已经64岁了，1996年那年准备退下时，上级领导不让走，我于是就留下了，没想到今天……”

　　他当时就坦承郑百文有些改革的尝试是不规范、不科学的，甚至是失败的，“在规模扩张上存在决策失误”，同时“也在管理上存在漏洞，个别人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对郑百文走向绝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事，说来话长。李系行伍出身，1985年执掌郑州市百货公司，并在1996年推动郑百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的商品销售额仅次于上海一百集团。

　　那时，郑百文开始真正“名满天下”。而时任董事长的李福乾，在业界的地位也开始空前上升，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享受国家特殊津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接踵而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郑百文也开始在李福乾手上逐渐失控。1996年到1997年，李福乾在郑百文家电销售网络方面的“大胆创新”，即所谓“长虹、百文、建行铁三角”的失败，使郑百文逐渐跌入深渊。1998年末期开始亏损，当年的亏损额近5.5亿元。截至1999年年底，亏损总额达20亿元。李福乾也因此从人生的高峰走向了低谷。

　　历史，已为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做出了记录，因此，今天的李福乾，在释去诸多“负担”后，神情之中已有一个老人所应具有的那种淡然。不过，在饭桌上，当有人谈起今天的郑百文集团还“埋伏”着近10亿元既无法核销，又无法正名的“不良资产”时，他含笑不语。

　　这，究竟是功还是过？李福乾端起酒杯，一饮而荆神态中分明有着一丝狡黠、一丝苦笑和一丝落寞。这已经是一个与他无关的“谜”。

　　这场酒后，朋友们再也没有联系上他，只是听说，他随着他在外地的儿女颐养天年去了。也许，他老了，大家真的应该把他“忘掉”，附带着，在“郑百文”倒台10周年之际，把那段震惊国人的岁月誊写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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