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在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次国际财经记者研讨会上，享有全球最佳MBA教授盛誉的杰里米·谢尔盖(Jeremy J. Siegel)教授说，他在沃顿执教35年的职业生涯中，对全球化感受最直接的一点来自招募本院新教职员：30年前，来沃顿应聘任教的年轻学者每年不过十人左右，其中八九个是美国人；现在，每年来沃顿应聘的学者数量翻了几倍，而其中十有八九都不是美国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谢尔盖教授由此感叹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可见美国在这一浪潮中的前后处境。

　　笔者采访过的许多美国知识精英与政经高层人士无不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无论是何种排行榜，美国的大学一直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高失业、高赤字、低增长格局下的美国经济中，教育产业是令人瞩目的少数亮点之一。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靠进口留学生，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美国人感叹的却是，尽管美国有一流的大学，却在培养美国之外的人才。沃顿商学院副教授亚当·格兰特告诉记者，美国人的教育程度远远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高，美国的大学生比例只占18%，美国人自身的劳动力素质亟待提升。

　　这让人联想到目前美国经济的难题。除了遭遇繁荣-萧条的周期律以外，更令人担忧的是结构性问题。许多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可贸易部门创造价值，但不创造就业；不可贸易部门创造就业，但不创造价值。这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美国主要的可贸易部门如传统的制造业正在逐渐势微。自上世纪80年代左右，尤其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后，美国制造业转移加剧，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另一方面，不可贸易的部门，如政府机构、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部门创造就业增加。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过去十年来，上述部门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使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眼下闹得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99：1”的口号正是美国贫富差距问题严峻化的现实写照。周期问题易解，结构问题难除。尽管美国国会与奥巴马政府都打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但更多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重拾传统制造业已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美国制造业只有继续往高端走，才能推动美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谢尔盖教授所强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最终带动美国经济复苏并走向新一轮繁荣的正途。在此情况下，美国人自身的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使得美国产业发展陷入尴尬。奥巴马总统一再强调加强教育，提出竞争到制高点(race to the top)，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人才大批开始国际化。

　　走在宾州大学的校园里，满眼是讲着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学生。沃顿商学院公共关系部的老师告诉笔者，近年来，无论是沃顿的各类MBA培训班，还是宾州大学整体的外国留学生比例，中国人都占最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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