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环球市场受到金融海啸的重挫，全球经济也饱受冲击，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政府大幅增加开支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困境。如今，亚洲有其自身的问题，恐怕再也无力帮助西方国家安渡第二波的经济危机。在2008年和2009年期间，发达市场的许多银行受到次级抵押债务危机的冲击而摇摇欲坠，经济也陷入衰退，当时中国和亚洲其它一些高速增长的国家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稳住了区内的经济。这有助于全球经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令其复苏的速度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要快得多。目前，欧洲经济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而再度陷入困境，明年再有衰退之虞；而美国经济也了无生气。再看亚洲方面，各国领导人正忙于引导自家经济软着陆，为确保自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大费思量。在区内经济陆续浮现放缓迹象之际，区内领导人正忙于应对持续兴起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诉求。无疑，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无不希望全球经济维持稳定增长，但此际他们可能不愿意或无法如欧洲领导人期望的那样担当起更大角色。“这次肯定有点困难，因为在2008年中国有更大的财政操作空间，能够推出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打救经济。”亚洲开发银行(ADB)执行总监拉雅。纳格(Rajat Nag)最近出席INSEAD亚洲校区举办的[全球领导力]论坛时向INSEAD智库网表示。INSEAD经济学教授安东尼。法塔斯(Antonio Fatas)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亚洲的反应将视乎全球金融危机演变的严重程度而定。“中国从2008-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主要是由政府投资带动。你不能老是使用相同的工具。如果全球经济再度陷入衰退，这次亚洲受到的打击可能比上次大得多。”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事实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普遍放缓。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今年首季的9.7%减缓至第三季度的9.1%，而且大多数分析家预测2012年只能录得8%左右的增长。亚行现时预计，亚洲经济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7.5%，这比之前估计的2011年增长7.8%和2012年增长7.7%略为下调。此外，中国在2011年面临的内部挑战与三年前相比非常不同。在2008-09年的经济危机过后，中国政府鼓励银行大量放贷，过度的放贷导致房屋价格大幅上升和过度建设基础设施。目前，中国正面临着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的问题，监管当局正试图收紧信贷，以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质量。亚洲各国政府过去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大兴土木建造基建设施，助长了通胀压力。在整个地区中，粮食、能源和住房价格涨势明显，并已开始蚕食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收益。纳格说：“在亚洲整个地区，价格压力肯定是一个重大考量因素。”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降低通胀率。中国的通胀率从九月的6.1%下降至十月份的5.5%。亚洲其它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同样出现了通胀回落现象，这或有助于区内各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我们现时看不到出现硬着陆的迹象。对于明年，我们预测经济将增长约8%或接近8.5%。我认为，中国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才会面临真正的挑战，因为它将面对历来最艰巨的政策挑战。＂中外商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The Beijing Axis)创办人及总裁古柏(Kobus van der Wath)最近在北京其办公室向智库网表示。中外商桥是一间国际性咨询公司，它自2002年起专注于中国业务。古柏指出，这些挑战之一是从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更多依赖国内需求。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例高逾70%，而中国的则只占35%左右。印度尼西亚的私人消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仅略高于中国，但却在2010年和2011年推动其经济增长。欧洲在呼救在这种背景下，欧盟领导人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投入数以十亿美元计资金。欧盟今年十月份提出这项救援方案时，欧洲的领导人表示，外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拥有约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将其很大的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很大、流通性很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所赚取的回报很低，因为美国10年期国债的息率仅2%左右。但中国可不愿意赔钱，如果欧盟不能展示长期稳定性，中国可不愿意冒那个风险。法塔斯说：“中国其实帮得上忙。它拥有庞大的盈余，有能力为欧洲提供融资。帮助世界经济维持活力和持续增长，这对中国有好处，也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北京的领导人不无内忧。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对生活素质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中国的博客族以压倒性多数反对援助欧洲，他们主张钱应该留给自家花。中国认为，近年来西方经济危机连连，证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可取的。也由于这一原因，中国领导人有必要在处理国内问题与协助稳定世界经济和救助欧元区之间取得平衡。“中国明白当中的利害关系，了解当中的风险溢价、资本成本、其对全球信心的潜在影响，以及通过其它贸易伙伴产生的连锁反应。因此，我相信中国正在采取行动，肩负起越来越大的道义责任。＂古柏说。亚洲帮得上忙西方国家目前也敦促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降低贸易壁垒和鼓励内部消费。纳格说：“亚洲进口更多和消费更多，这将对西方国家帮上很大的忙。亚洲需要成为消费者而不仅仅是工厂。但这种重新平衡过程需要时间，而且亚洲也不能完全替补发达经济体减弱了的消费需求。”虽然尚无趋势可言，但今年十月份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按年增长了36.7%，从欧盟的进口增长了28.2%，从美国的进口增长了20.5%。纳格说，此外，众多亚洲国家需要专注解决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他说，区内的领导人需要确保金字塔底部的人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让他们不至于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一群。即使在相对富裕的新加坡，低收入阶层也会感到自己没机会获得较佳的工作，并抱怨说他们没有能力享用国内一些美好的新景点。“亚洲的结构性问题具有两个面。一方面，你需要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另一方面，你也得有熟练的劳动力，并改善教育质量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以便人们能够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纳格说。

　　当马尔文·米勒1966年接任主力联盟棒球工会会长时，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球员们并不了解“工会”的含义是什么。他想要告诉这帮野小子们，他们的合约有多不公平，他们的老板如何榨取了利润的大头，他们拿到的佣金和养老保险金数量多么令人心寒。可惜的是，这些队员们完全听不进他的。他们都很年轻，很多来自于偏远的山区。能来到球队打球，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眷顾：能顿顿吃上牛排，还能享受球迷们的欢呼。当时这些球员的薪酬是5美元一年，而且一签5年，没有球赛门票和转播收入分成。米勒问他们：“这种待遇为什么还要签？”他们的眼中露出绵羊一般的羞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到处搜集棒球明星们的卡片。现在他们要把我的照片印到卡片上！”米勒跟我提到：“巨人队的右外野手是鲍比·邦德斯。他是当时全美技术最好的球员之一——作为第一击球手，他的全垒打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些主联盟球队的球员。所以我每每看到他薪水单上那可怜的数字，总是深深地为他惋惜。于是有一天，我想赌一把。”他赌的是鲍比的儿子——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但米勒认为，他的身上已经确定无疑地展露出一个伟大球员的潜质。“当时我就想，如果能摆脱这套薪酬体制，那么有一天，他一年的所得，就会超过他父亲整个职业生涯的所得。”后来他的预言果然成真——他一年的收入，超过了父亲所在的旧金山巨人队所有球员职业生涯的收入之总和。薪酬体系的坍塌实际上，就在四五十年以前，各行业的顶尖人才——包括律师、投资银行家、《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以及明星运动员等，其酬劳与今天相比还显得相当寒酸。1935年，美国律师的平均收入仅为全国人均收入的4倍。到1958年，这个数字竟然降到2.4。真正的富人只有那些父辈在“镀金时代”积累了大笔财富的“富二代”。那个时代的传说与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完全相反：那时候的人们都惊讶于工商界大佬们过着如何“亲民”的生活。上世纪40年代，《华尔街日报》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位“全美顶级工商界领袖”的生活：“C先生刚坐上出租车，就把这笔花销小心翼翼地记录在一本随身携带的黑色小账本上。那年他的税后收入是3.7万美元，而上一年是2.2万美元。他的生活从来与‘奢华’二字无关——甚至连‘雅致’都算不上。他没有游艇，没有赛马，最大的爱好是游泳。因为付不起维护游泳池的费用，还要去公共泳池游泳。”等等，公共泳池？!1956年，当时最具声望的科瓦斯-斯怀恩-摩尔律师事务所(Cravath, Swaine & Moore)合伙人罗斯维尔·马吉尔(Roswell Magill)在公开场合替律师们大鸣不平：“这一代律师即便奋力爬上了合伙人的位置，也根本无法保证在银行有大笔存款，也别想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乡间有庄园，他们消受不起去欧洲度假旅游。”但是，上世纪70年代，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高级专业人才的薪酬开始以始料未及之势飙涨：棒球运动员们成为千万富翁；企业高管们有了私人飞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拥有了前辈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人们对此进行了各个角度的分析。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以及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所提出的“赢家通吃”原则是主要原因。政治学家认为这代表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原本的公平原则受到损害。解释这个谜题还有一种角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教授几年前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评论称，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马尔文·米勒如今已经90多岁了，住在纽约上东区的一间高级公寓中。他的身材精瘦，面相严肃，作风硬派，永远只遵循自己的内心。当时的体育界人人都知道，惹恼了马尔文·米勒，就会麻烦缠身。米勒是从全美钢铁工人联盟转行到体育界的。之前他在美国各级工人组织中得到成长，后来加入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他逐渐成长为一位非凡的工会领袖。米勒至今仍记得，小时候有一天他去曼哈顿的下东区，看到父亲和很多人一起在罢工中。“我父亲是做女装生意的。多年以来，一直自己单打独斗，没有集体和工会的概念。那时候正值大萧条时期，他终于走出去和其他商人联合起来争取缩短工作时间。那次罢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到家，之后拿出一份文件让我看。那是最终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罢工者们几乎得到了自己所争取的所有权利。其中标明，管理者必须遵守新的《工资法》，必须在平日和周日加班时段支付1.5倍工资——这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米勒所加入的棒球工会，从某些方面来看，并不能被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而只是每个球队派出一位代表组成的一个结构松散的委员会——其首领是一位兼职顾问，其兼职费用由球队所有者支付。这样一来，球队所有者就可以要求球员们乖乖遵守合同上的一切规章制度。接手这份工作几个月后，米勒受邀参加芝加哥棒球大联盟执委会所召开的会议。该会议是由主力联盟各球队的所有者及经营者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米勒发现这群人在争取摧毁已经存在10年之久的球员养老金制度。身为参加过上百家工会谈判的资深人士，米勒听到这个决定时，惊呆了。他对我回忆道：“我急切地环视着整个会议室，想看到有人脸上和我一样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看到了鲍伊，当时在座的唯一律师。我在他的眼神中寻找一丝不安或者愤怒，他应当对这种完全无视法律的无耻行为表现出哪怕一点点抗议……但是，他没有。”米勒决定发起反抗。但是，他想反抗的这群人是全美拥有财富数量最多的人。更严重的是，在此之前，球员和球队所有者之间的官司，无一例外由球队所有者会获胜。但是，米勒最终成功地重建了球员的养老金制度。他的球员们也同意以集体方式与资方协商——这意味着他们开始为维护自身利益争取话语权。在此之后，米勒还为退役球员争取到了自由选择所效力球队的权利。这次争取的过程极为顺利，这是连米勒都没想到的。最初他希望说服老板们从增加的养老金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发给球员作为福利，被其拒绝。于是，米勒带领着所有球员上街罢工——这是体育界史上第一次罢工。按常理，这次罢工可能会造成肢体冲突，甚至会有伤亡，但实际情况并没有。短短13天之后，老板们就投降了。《时代周刊》记者里奥纳德·科佩特记录了这次罢工的谈判过程：球员：我们要更高的养老金。老板：我们一分也不会多给。球员：你们不需要给。钱已经在那儿，拨给我们用就行。老板：不行，这么做太草率了。球员：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如果不给，我们就不比赛。老板：好吧。就是这样，上世纪70年代，似乎一夜之间，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突然发现：原来的薪酬系统是多么脆弱。在棒球队球员争取权益的同时，出版界同样爆发着薪酬革命——作家们开始拿起法律武器，争取重新定义与出版商和代理商之间的金钱关系。“专才”价值观的崛起为什么薪酬体系的堡垒在短短几年之内轰然倒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得“才能”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并得到巨大提升？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提供了一种答案：在最近出版的《管理与决策经济学月刊》上，他们介绍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艾伦·佩奇·费斯克(Alan Page Fiske)的观点。费斯克认为，人类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可分为四种模式：共有分享模式、平等交换模式、市场竞价模式和家长管理模式。共有分享模式就像有些大学宿舍一样，室友可以共享彼此的书籍，随意穿别人的衣服。平等交换模式就像拼车：如果今天你载我的小孩去上学，那么明天我就会载你的小孩。市场竞价模式是指人们依据市场的公开交换规则或者供求关系进行价值交换。而家长管理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家长”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掌握各种支配权，同时也肩负着保护和安置“孩子”的责任。费斯克并不认为这四种模式中，哪一种有超越其他三种的优势。一般而言，人们会根据所在环境和场景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互动模式。费斯克举了个例子：比如你要举办一次晚宴，需要在商店购买食材，那么你需要为那些价值高的食材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是市场竞价模式。应邀参加晚宴的人们中，有一些是因为之前你曾经参加过他们的晚宴，这是平等交换模式。在晚宴上，每一位与会嘉宾都可以随意享受美食(共有分享模式)，但是作为主人，你会安排客人们应该坐在哪里，告诉他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家长管理)。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查卡尔和赫斯特里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华尔街，家长式管理模式开始改变。1956年，当时的高盛掌门人西德尼·温伯格将福特汽车公司运作上市，那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最大的IPO之一。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The Partnership: 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中这样描述：当亨利·福特问到温伯格，搞定这次IPO他个人想要多少酬劳时，温伯格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他主动提出，在事情办好之前，只需要支付给他1美元年薪；一旦IPO成功，福特家族可以视其贡献酌情支付酬劳。温伯格后来透露，他更在意的是一封言辞间充满温情的手写纸条，上面有一句话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你，一切不会这么完美。”温伯格将这张纸条裱起来挂在办公室。“在我心里，这就是最好的回报。”当时人们认为他将收到100万美元左右的劳务费，但实际数字远远低于此——在两年的辛苦工作和IPO巨大的成功之后，这位“无可替代”的重要人物仅得到了25万美元。温伯格为此深深受挫，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笔款项。温伯格是当时华尔街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家。他是这次IPO中不同利益方所争取的“无可替代”的操盘手(福特IPO是个极为复杂的项目，不仅涉及福特家族，还有福特基金会)。放在今天，他这种身份的投资银行家一定会狮子大开口。而温伯格没有，他没有在福特家族和福特基金会之间竞标；事后拿到令人大失所望的酬劳，他也只是把自尊和委屈吞进肚子里。这实际上就是家长式管理的模式：温伯格认为自己是为福特公司服务的，因此，就算他的“家长”只愿意支付2.5万美元，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而今天，改变的不仅是薪水单上多出的那一个或者两个0，而是投资银行家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模式。现在的银行家与客户在薪酬的问题上是公开协商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中期，对冲基金经理人泰迪·福斯特曼(Teddy Forstmann)和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率先开始按照“2-20”规则向客户收取资产管理费用——资产管理者的年度佣金为所代管资金规模的1.5%或者2%，再加当年所得利润的20%。“2-20”规则是当代资产管理行业激励体系的奠基石——它将一个原本只有百万富翁的行业培养出无数千万富翁。为什么福斯特曼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想成为生意的主导者，而不再是一个代理人。”他不满足于听命于客户，他想要更高的社会地位，想要和客户坐在同一班飞机的同等座位上。1975年，20世纪福克斯承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对《星球大战》系列所有续集具有完全的所有权。这来自于卢卡斯的奋力争取。在给弗朗西斯科·福特·科波拉当学徒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一直为公司打工的黯淡前途。“卢卡斯害怕公司不同意拍续集，或者无法给他拍片自主权。他想要足够的控制权。”同一时代的模特行业也在经历着革命性的改变。以下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T台的超模劳伦·赫顿在接受其后辈宝琳娜·波利兹科娃访问时的对话，该对话发表在去年的《时尚》(Vogue)杂志上。宝琳娜：1975年当模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劳伦：在1974年、1975年之前模特都是按小时工作和计酬的。好的模特每年会有6份工作。我们的时薪是60美元……但是当我为露华浓工作的时候，我不再想要60美元一小时的报酬，我最终签下来的是一天2.5万美元。宝琳娜：这一切是怎么办到的？劳伦：有一天我在《纽约时报》看到一篇关于一位名叫凯特费什·亨特(Catfish Hunter)的运动员的报道——他刚签下了一张100万美元的合同。于是我冲着我男朋友大叫：“我要怎么才能拿到这样一张合约？”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别接任何化妆品广告。只要有人来找你，就拒绝他们。告诉你所有合作过的摄影师，你要签长期合同。”当时我的上一代名模薇露西卡(Veruschka)、崔姬(Twiggy)和简·诗琳普顿(Jean Shrimpton)基本上都已经退休或者转行。迪克·埃弗顿(Dick Avedon)没办法，只有和我继续合作。漫长的6个月过后，一张改变了整个模特行业的合约就诞生了。宝琳娜：劳伦，我向你致敬。我买得起房子都是你的功劳。【作者简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纽约客》长期撰稿人。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被《新闻周刊》评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快公司》杂志将其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其作品《引爆点》(Tipping Point)、《决断两秒间》(Blink)、《异类》(Outliers)等均高居《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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