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奎尔奇将采访的时间约在清晨七点半，香格里拉的一间餐厅里。这里并不是中欧的校园所在，但有可能是他在中国最近一年来的长期居所。当他准时从一扇侧门出现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出他的秘书略带紧张的话语：“他只有那天上午七点半有空，可以么？”根据我的同事范鲁贤的描述，约翰·奎尔奇曾经向他抱怨过，到了中欧以后的工作时间变成了24小时，几乎所有时间都在马不停蹄地运转中。

　　“加入中欧的原因在于，少有学者能在欧美亚三地担任商学院管理者，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吸引力。”约翰·奎尔奇笑了笑，顺便自我调侃道，“更何况现在是逃离美国的最好时机。”

　　这位年近六十的学者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管理教育。他坚定地捍卫者哈佛管理教育模式。

　　MBA教育距今已有100年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1908年的哈佛大学。MBA教育的兴起被普遍认为源自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对企业管理者的需求增加。曾经有一篇报道专门报道1947年哈佛招收的战后第一届MBA，当时的毕业生中有不少退伍军人。25年后，他们大多成了跨国企业的总裁，美国时代杂志将他们誉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这些人的财富在1974年达到了20亿美元。

　　1994年的时候，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勒曾经写过一本书《新规则》调查1974届MBA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最后他的结论是，MBA毕业生更善于竞争，而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远远快于同龄人。MBA教育也因此风靡一时。

　　但很快有人提出了反思的建议。1984年，哈佛商业评论第一次指出，现有的管理教育对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富有责任。更为严厉的批评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管理学教授亨利明茨伯格教授。明茨伯格认为，MBA课程塑造出了一套错误的企业价值观，他认为哈佛案例教学法是训练人们对于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妄加评论。他呼吁应基于实践基础之上教学，企业需要的是“职业经理人，而非MBA”。

　　另一些质疑来自于对哈佛的案例教学法的冲击。IMD商学院前院长罗润知曾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直批哈佛教学弊病。他认为，哈佛教学过于强调案例的重要性，而IMD强调教授完全从学生需求出发来授课。IMD的EDP课程成为雀巢等跨国企业常年的购买项目。这家商学院强调从“客户的需求”去设计课程。在内部组织上，将所有的专业系所全部统一，教授可以从事各种领域研究，也不分等级和资历。这家商学院的MBA仅占5%，更多的收入来自EDP和企业内训。

　　从本质上讲，IMD已经将自己从一个“学校的管理方式”转向了“公司的运营方式”。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法国INSEAD商学院，2005年，他们对外宣布新任院长是法兰克。布朗(J.Frank Brown)时，人们大吃一惊。这位院长此前没有任何商学院教学经历，此前在普华永道工作26年。

　　有人将这一转变总结为从“院长”到“CEO”。约翰·奎尔奇恰好就站在这两者的交界点上。

　　1998年，在哈佛任教的约翰·奎尔奇奔赴伦敦商学院担任院长。2002年他又再度回到美国，成为哈佛商学院资深副院长和Lincoln Filene工商管理教授。2010年，他正式应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职位。

　　他是一位“哈佛模式”的坚决拥护者，但在对商学院管理思路上，也认同将麦肯锡、高盛作为商学院发展标杆的管理创见。因此当他在2011年正式加盟中欧后，他的背景变得尤为精彩。从没有一位学者连任过亚美欧三大洲顶尖商学院的院长，更何况是在美国MBA教育理念与欧洲MBA教育理念对撞的时刻，约翰 奎尔奇会着力于将中欧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商学院呢？他更愿意成为一个CEO，还是一位教务长？

　　“那些称MBA无用论的观点都是垃圾。在美国，哈佛毕业生贡献了全年GDP的6-7%。这种率性的观点可以赢来关注，但有失公允。当然MBA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没有做到很好，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作的得非常不错。”在谈论到这点时，他严肃地似乎要凝固周围的空气。

　　“确实有一些创业者他们聪慧而有魄力，他们打破了原来的商业规则，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他们从没有读过MBA。但是成千上百的经理他们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天赋。MBA课程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能力，去改变这个商业社会。所以，聪明的人应该被尊重，但是更多的人需要帮助和引导，他们来读MBA才能成为更有力的领导者。也有人说，读MBA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关系网。中国人口众多，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注重关系的原因，因为它是获得提升、资源的关键有效的方式。而对于学生来说，在中国仅有一个关系网并不能保护你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更严峻，如果你无法每天获取新知识，你将无法维持现有的关系网。”

　　“在美国，哈佛毕业生贡献了全年GDP的6-7%。MBA管理教育对于商业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是让一位普通人成为优秀管理者的无形之手。而眼下舆论对于商学院教育的反思是片面而局限的。管理教育最大的瓶颈并非教育内容本身，而在于教授的数量、品质和创造力。”

　　他进一步解释了教授对于MBA课程的关键作用：“不是所有的MBA项目是不好的，但是MBA需要培养的是通才。通才意味着了解所有的知识，有些MBA仅仅教授金融、财务、人力资源。但是并没有给学生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所以他们在培养的经理人是一些仅仅了解局部知识，而不知联合运用的人才。商学院应该给学生以机会，将这些知识能力串联起来，用来分析金融风暴等实战问题。”

　　同时也正是教授的短缺和良莠不齐导致了中国缺乏原创的管理学思想。“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中国教授们缺乏研究和思考的环境。教授们都有着繁重的教学压力，无法集中精力创造新思想。任何一个顶级商学院，其关键在于有思想领导力的教授，他才能引导学生成为有思想领导力的管理者。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一些硬知识，比如金融财务，得到了很好的传授。但是缺乏软知识的培育，比如领导力、战略、市场营销。这些软知识的教育才是商学院最有价值的部分。教授缺乏良好的研究土壤，是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过去一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中欧招揽最为出色的教授，同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选择了一个中欧从未大胆尝试的突破口：向校友募集资金。最近一次成功的募捐是在去年年底，黄怒波的中坤集团向中欧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教席。

　　“如果我们比较哈佛与中欧的区别，你会发现哈佛商学院有两个中欧所缺乏的强有力的资源：哈佛有着世界一流的出版集团，他们出版的《哈佛商业评论》，书籍以及e-learning 项目，都带来了大量现金。另一方面是校友捐款。每年校友捐款占据了哈佛收入的一半以上，在五年前，哈佛的校友捐款基金已经达到了3亿5千万美金。

　　在有着充沛现金流支撑的基础上，哈佛有能力去投资于教授的研究。哈佛可以聘用更多的教授，让每个教授都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去做实践研究，而非被绑在课堂上。

　　中欧目前有60名全职教授，哈佛有200名全职教授。中欧每年招收1000个学生，哈佛每年招收800名学生。这就是区别所在，我们需要至少100名全职教授才能打造一个世界顶级的商学院。

　　当然你可以说，中欧可以抬高EMBA或者EDP的价格或者增加学生人数，以增加学费收入。但我们认为，价格应该与品质相匹配，同时我们不愿再增加教授的教学压力。

　　教授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而非知识的搬运工。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在于创造一些新的平衡点，比如增加校友捐助。在中国，校友捐助还没有产生规模，中国人对于向别人要钱这件事情比较害羞。但对我这个美国人而言不是问题。我可以被别人斥责为行为粗鲁，但我期望能够推动更多人为学校捐款。”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约翰·奎尔奇还远远没有达成他的目标。他很巧妙地解释这种与预期的落差：“自我认知需要时间的积累。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开放的心态和持续从其他组织获得建议并创新的态度才是关键。为什么我要从哈佛来到中欧，就是因为我懂得如何优化教学质量，如何激发中欧的潜力。”他开始强调，中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商学院，“中欧的特别在于其机制的独特性，一半源自欧盟，一半源自中国政府的支持。我们有一半的MBA学生不是中国人，也有一半的教员不是中国人。这种不同带来了对于世界理解的不同视角，这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统一。”

　　“我们必须保证这两个视角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让学生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中获得经验和启发，正是中欧教学的精髓所在。这是我们所追寻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我和院长朱晓明、副院长张维炯有着不错的合作关系。从战略层面讲，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我们有时对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但更关键的是频繁而快速的沟通，然后信任才会产生。”

　　另一个让约翰·奎尔奇担忧的是中欧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力。他看到了中欧在北京市场的基础薄弱，无法撼动北大清华等一流学府在MBA市场的影响力。“我们是新来者，中欧刚刚在两年前开设北京校园。对于我们而言，中欧需要在北京多做交流，和政府部门和企业家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中欧希望更多的学生也能够进入政府或者公共部门工作。在过去三年这个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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