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

　　那时的阎焱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毕业了一定能进入政府部门。整个“文革”期间，社会学被看成右派学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个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的学科，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微博)。那一年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有几千人，阎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时光对阎焱来说，充满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胸怀理想，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在未名湖畔，开始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他开始探寻他对现状不满的深层次根源，在阎焱看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本能上的愤青。

　　“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经历让阎焱内心非常失落，他内心依靠从政来改造社会不公正的想法动摇了。他觉得在一颗大树上，如果处于枝丫的位置，或许只能成为加大风力或者降低风力，于树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

　　海外岁月

　　北大硕士研究生快要毕业时，阎焱才明白，当不当官和学校没多大关系。事与愿违，只是凭着一腔激情和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陷于被动盲从。他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后，寻找机会。

　　1986年，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过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阎焱说。

　　美国的幅员之辽阔，土地之肥沃，对阎焱的冲击是震撼性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社会，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违法。

　　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留学(微博)生的那种生活，打工，而后自己办工厂。阎焱认为，80年代初出去的留学生理工科居多，这些学生们时常聚在一起，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英文又一般，毕业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得到一个绿卡，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

　　对阎焱来说，他们的路径是相当陌生的，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阎焱深知在美国社会，英文的重要性。

　　初到美国，阎焱的英文不过关，他就搬到了美国的一个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时间，他不和任何的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国文字。一年将近的时候，他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做梦都能说出来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过关了。

　　如今，阎焱的英文词语可能没有当地人多，但在口头表述上，书面表达的清晰上，他可以做到很好。因为当时普林斯顿给的奖学金够多，阎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阎焱就花了6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寒暑假的时候，也用多余的钱去帮家里买个三大件啥的。

　　剩下的则是心无旁骛的读书，他对自己前途的定位是将来去做研究，回国当教授。在普林斯顿，他见到了两个人，余英时和杨小凯，他内心想从政的想法又被勾了起来。

　　普林斯顿的阎焱和早年在北大校园阎焱入仕的想法截然不同，尽管初衷非常的一致。早年想从政就是想进入体制内，但是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并未改变，但是他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中国改革的进程，希望自己在政治序列里能有一席之地，去做力所能及的点事情。

　　在美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亨利保尔森，新一任的美国财政部长。此人名字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并不陌生，知道他是高盛的总裁，是华尔街“最有权力”的人，在2006年的时候，他成为美国财长，鲍尔森做财长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在高盛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在普林斯顿，阎焱跑去上余英时的课，余先生乡音未改。课后，阎焱跑去跟余先生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说是的；你是安庆人，他说是的；你是潜山人，他大为诧异。”阎焱笑谈。

　　他不知阎焱在那里插过队。阎焱跟余英时的交往颇多。除了上课之外，有一个由头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捐了100万美元，让用于公益事业，这个钱由余先生，阎焱和另外一个普林斯顿的校友管理。三个人的身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那个钱用来资助的第一个人是画家张朗朗。张父是张铁，也是一个画家，研究美术史，“文革”时，遭到江青陷害，如遇七年，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第二个人叫苏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国文学的。

　　当然，在普林斯顿阎焱的学习成绩很好，博士生资格考试，阎焱的历史考了最高分，拿到了1.8万美元的荣誉奖学金，然后拿着这个钱就跑去东欧呆了三个月。那时候东欧刚发生剧变，冷战结束了。

　　一度，阎焱的身份是个学者。

　　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关于保障性制度改革的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就是一个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近亲的社会，谁跟谁都是亲戚，企业最后很难管理。

　　这个研究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后来中国国企的改制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最初，这个结论是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建议，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就跳槽了。

　　他去了美国智库的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比世界银行的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阎焱还是义无反顾，因为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美国副国务卿，都是阎焱的同事。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阐述。

　　人脉是最厉害的乘法。这是阎焱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就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当然那时候的阎焱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只是身边高盛财长那样比比皆是的美国故事，只是让他明白，有准备的人生就是好的。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而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

　　从那时起，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在阎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为“当基金经理第一是花钱，第二是花大钱，第三是花别人的钱。”阎焱大笑道。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光，为阎焱日后成为一个投资人奠定了几乎所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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