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源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老人们读报。

　　康复师上门为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拉伸肌肉。

　　26岁的上海女孩杨磊，3年前创办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简称“伙伴聚家”)。这是一家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的民办非营利机构，它面对的是一个到2020年预计超过5000亿元的潜在市场，亦获得政府政策支持。但夹在政府和不成熟的市场之间的民间机构，面临着夹缝生存的现实压力。

　　飞速老去

　　上海浦东新区竹园小区，上世纪90年代简易公房的底楼公寓里，50岁的儿子许陈寅陪伴着86岁的父亲和70多岁的母亲。父亲6年前中风，一条腿动不了。母亲5年前出现痴呆症状，如果没人用轮椅推着她出去换气，她能从早到晚躺在床上，连儿子的叫声也不能激起半点反应，安静得像尊石像。

　　独自照料了4年后，许陈寅花5000元雇了一名住家保姆，如今每隔3小时帮他把母亲抱起来上厕所，一天三顿将食物粉碎成液体，再花半小时以上喂完。许的姐姐也有家人要照料，只能偶尔探望。许陈寅向杨磊的服务社，为父母购买了每周一次的按摩服务，花费240元每月。

　　在杨磊的客户中，承担着这样养老压力的家庭并非孤案，而未来，更不乐观。最新消息称，据预测，中国老年人口将由目前的1.85亿递增到2053年的4.87亿峰值，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代表何安瑞表示，目前全球每9个人中就有一人年龄在60岁或以上。据预测，到2050年将达到全球每5人中有一人，而在中国将为每3人中有一人。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早在1979年，上海的60岁以上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0%，达到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统计标准。最近10年，伴随着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上海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超过10%。

　　飞速老去的未来，让伴随着经济发展而规模缩小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养老压力。尤其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陆续进入老年，年届三十的这群人，面临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在熟悉的家庭环境里养老，仍是大部分中国老年人的选择。2011年的统计显示，愿意住养老院的老人约占11%，在过去10年，这个数据在持续下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透露：目前大部分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愿意独立或与子女共同居住在环境熟悉的社区。

　　居家养老

　　紧挨着许家隔壁的源竹小区，同属潍坊街道，杨磊接到的第一单政府采购服务的项目，就是这个小区的源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由政府出资开办，占据了旧式公房的南向整个一层楼，街道和伙伴聚家共同管理。

　　杨磊设计了服务中心的装饰，白色的门窗、木栅栏、橙色沙发床，阳光一照，满屋透亮。20名70岁以上的社区老人，按照杨磊设计的课程，工作日早九晚五在这里度过。每周5天的课程包括康复、保健操、血压测量、看电影、戏剧和养生讲座等。服务中心为每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老人可以在护工的帮助下，在服务中心洗澡，每天还有一顿午饭和点心，由于政府给予补贴，老人的“日托费”是每月100元。

　　88岁的周国英坐在门口，低头摩挲着腕上的两块表，隔壁轻快的音乐和浓郁的桂花香，丝毫未惊扰这位老太太，渐渐消失的听力让她渐渐远离身边的世界。“伙伴聚家”的工作人员走过她身旁，贴着她的耳朵说：“真漂亮！”老太太举起细细的手腕，笑了。

　　从2009年管理这个服务中心开始，杨磊目前共接手4个社区日间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近年在上海迅速发展，仅浦东一个区已有近70所。十年前，上海就开始试点提供社区服务来缓解居家养老的压力。2005年，中国在广州、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试点推行“居家养老服务”，将其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对策。

　　到2008年，中国十个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全面推广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据测算，中国城市居家养老家政服务和护理服务两项，当时潜在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700亿元，到2020年将超过5000亿元。现在上海已经形成90%的老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的老人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养老格局。

　　当时杨磊刚从英国读完生物化学本科回国，对自己的职业犹豫不决。她在一所民办双语学校当校长的母亲读到这个文件后，敏锐地提醒她是否考虑进入这个行业。在英国求学期间，对专业并不感兴趣的杨磊，反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兼职做居家养老服务，对英国的居家养老模式非常熟悉。

　　英国经验

　　2006年，英国北部，新堡市。20岁的杨磊陪着60多岁的K ate等公车，去参加一场婚礼。11点，公车没有准时出现，K ate开始焦躁不安，患有阅读障碍和轻度强迫症的她，在杨磊的安慰下才平静下来。她需要24小时有人陪同，尤其在外出时，她因为无法辨识路牌地图，常害怕到无法行走。

　　K ate和男友D avid合租一栋公寓，David患重度智障。杨磊所在的机构替两位老人管理养老费用，派出3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陪伴两位老人，为他们做饭、外出采购、维修房屋，并陪伴参加社交活动。

　　这种居家养老模式，被叫做社区照顾。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就开始讨论可能性。最早受惠的人群是常年住院患精神疾病或智障的老人，研究发现，这些人在机构内，得到的照料并不够好，比如吃得慢就可能吃不饱，甚至遭受虐待。上世纪70年代，社区照顾已成为英国人养老的主要方式，1990年，英国还出台了相关法令。研究者认为，老人们在“在家一样”的环境里生活，晚年的生活质量高于住养老机构和医院。

　　那天的公车没有晚太久，杨磊陪着K ate准时出现在婚礼上。晚上K ate拉着杨磊跳舞，她古怪的舞姿被一些人嘲笑，但杨磊看到了她的笑容，这是住在医院里的K ate，不可能尝到的快乐。

　　“社区是最适合老人生活的地方”。杨磊的英国经验让她相信这点。回国后，正遇上中国推广居家养老政策，恰巧契合了杨磊的想法。2008年，她花费半年时间写了一份十几页的报告，陈述开办一所民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可行性，直接寄往上海民政局。

　　办企业的父亲建议她去尝试工商注册。工商答复她：“办养老院要去民政局”，民政局答复，能民营的只有家政公司。她前后交涉了两个月，才最终注册成功。

　　夹缝生长

　　杨磊向父母借了10万元开始创业，然后连亏两年。夹在强势政府和不成熟的市场中间的民间组织，注定要夹缝生存。

　　2009年5月，她向潍坊街道争取到试管理源竹日托中心3个月的机会。当时居家养老服务刚出现，作为一家无名的民间机构很难被人信任。但和政府机构的合作充满碰撞。杨磊要求部分改建日托中心，家具要换成圆角的，浴室要加扶手，但这些请求总得不到批准。吃了几次亏，她才知道向谁求助才能顺利。试用期满后，合同延长至一年。

　　虽然能得到一些来自政府的帮助，“伙伴聚家”还是连亏两年。2009年，政府的相关招投标项目只有3个，2010年为0，直到2011年，浦东新区政府开放了30个居家养老服务的招投标项目，“伙伴聚家”才达到财务持平。杨磊申请到8个项目，为浦东11个街镇开设培训、活动、为老人提供免费康复护理服务。但居家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尚属微量。目前接受伙伴聚家上门康复治疗的老人只有30户，其中大部分获得政府补助，免费服务。

　　杨磊希望通过推广英国的居家合住养老，来拓展市场。但在推广时，却遭遇到传统观念的反对，中国子女通常自动继承长辈房产，拒绝让父母出租房屋，一些老人担心自己搬走后，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家。

　　而中国未富先老的困境，也阻碍着老人的购买力。许陈寅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分别是工程师和教授，目前退休工资共6600元，每月为护理支出近6000元。杨磊估算，合住的模式可以降低老人的开支，但也需要2500-3000元每月，这对大部分拿约2400元企业退休工资的老人来说，负担过重。

　　“这个市场可能要到5年后才成熟”，杨磊的办公桌对面挂着一幅1500块的拼图画，画里一位作者从在寻找出版社开始，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一块块拼出这幅画的杨磊说，她知道：所有的成就都是从支离破碎的小事开始的，她有耐心等待属于她的成功。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