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王石倒卖玉米淘来第一笔资金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

　　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

　　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微博]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冯仑：曾是牟其中第一幕僚

　　冯仑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微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1991年领导创立了万通公司。

　　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 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最初担任政务秘 书，月薪250元。一年后，冯仑成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资也涨到850元，但冯仑很快体会到家族企业的弊端，于1991年离开牟其中。

　　1991 年，冯仑用3万元从某信托公司换来了500万元投资，紧接着从银行贷来1500万元，开始了房地产经历，很快就挖到第一桶金。

　　1992年起万通进军 北京，冯仑和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厦一起吃住达三年之久。后来万通系六兄弟因为在公司发展策略上意见相左而“离婚”，分家时，冯仑对潘石屹说：“我要骂你三 个月，骂完之后就说你好话。”作为补偿，冯仑允许潘石屹把万通的成功都归到自己身上。

潘石屹：海南炒房得第一桶金

　　1963年，潘石屹生于甘肃天水农村，小时候父亲是“右派”，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成年之后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几，对当年14岁的“小潘”来说，这趟送粮路的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一年后，潘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兰州：自我介绍引来哄堂大笑

　　由于通讯落后，潘石屹很晚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当他一个人踉踉跄跄来到兰州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应该找谁报到。

　　“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太累了，坐在楼梯口一会儿就睡着了，”潘石屹回忆说，中午时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过来。“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师。

　　金老师将这个迟到的学生带到了教室，介绍给同学们认识。“我忘记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印象很深的是我刚一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他的西北乡音依然无改。

　　“那时候，整天都是低头走路的，从来不看天，到毕业了也不知道学校教学楼究竟有多高，不像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楼。”潘说，那是一段埋头读书的日子。

　　两年后，在全年级600个学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三年大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广州、深圳。“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广州，突然觉得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开心。”

　　春节一过，潘石屹便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现实中的深圳并不像走马观花时看到的那么美好温馨。潘石屹为三餐而奔波，不久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电脑培训、给香港人当跑腿的、接待内地厂长经理旅游，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两年后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主动请缨南下海南，迎来了他自认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初到海南，感觉就是热闹。街道上谈恋爱的、作诗的、弹吉他的，什么都有，每个人都有梦想，就是没钱。”回忆这段历史，潘石屹眼睛发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个砖厂，潘石屹出任厂长。这个厂高峰的时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号人，地处山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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