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一位知县在账簿里记录当时上海县衙办酒席的花费，其标准是这样的：最讲究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需要花12 000文钱；差一点的燕菜席要花5 600文，鱼翅席花4 200文，海参席花2 400文，最差的供勤杂人员吃的便席是1200文或1000文。

　　当时的米价是20文一斤。这样算下来，两红两白整烧烤席相当于当时600斤(当时的一斤为现在590克)米的价值，按现在一斤米值3元钱算，大约是2 100元钱。

　　如果按购买力计算，600斤米在乾隆时期大约值5两银子。这么看来，乾隆一天的膳食费50两银子在民间即使吃最好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也可以吃10桌，吃差一点的鱼翅席可以吃30桌，海参席可以吃50桌。

　　如果是平常居家过日子，那个时代的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花费大概是30两银子。由此可见，皇上吃一天饭就花掉了老百姓两个家庭一年的银子，那的确是够奢侈的了。

　　那么，皇上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值得花那么多银子？所谓山珍海味，也不过是上海县衙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上的东西，这东西好像不值那么多钱啊。哪怕我们绞尽脑汁，恐怕也想象不出来皇上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好在清代皇帝的膳食是有档案记录的，而且还有很多被留了下来。

　　据说，有一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大臣汪由敦一句：“你天还没亮就赶着上朝，在家里吃过早点没有？”汪由敦回答说吃过。

　　皇上问他吃了什么。汪由敦回答说：“我家里穷，每天早餐只吃四个鸡蛋。”乾隆听了大吃一惊说：“鸡蛋一个需要十两银子呢，四个就是四十两银子，我都不敢这么随便吃，你一顿早餐就吃四个鸡蛋，还敢说自己穷？”

　　汪由敦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应付说：“外面市上卖的鸡蛋都是破了壳的，是不能给皇上吃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敷衍皇上，那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是不该他说的。皇上的膳食归内务府管，内务府的事是皇上家里的私事，也只有皇上能管，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多嘴的，所以他只好敷衍皇上。不过，一个鸡蛋市面上不过是几文钱，而内务府卖给皇上居然卖到了十两银子，这也未免太离谱了。

　　一个鸡蛋在乾隆时期到底值多少钱？汪由敦说几文钱一个可信不可信？如果可信的话，几文钱到底是一二文还是八九文？恰好我看到过两份清代鸡蛋价格的材料，知道一点真实的情况。

　　一份材料是民国时期修纂的《(四川)合江县志》，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当地鸡蛋是28文钱一枚(个)。当时一两银子可以兑换1500文铜钱，等于可以买535个鸡蛋，10两银子可以买5 350个。按照米价折算，一个鸡蛋2?8文钱，大概是现在的一角九分钱。

　　另一份材料是民国版的《(湖南)醴陵县志》，里面转录了一份据说是当时私人账簿的记载，说光绪四年当地的鸡蛋是2文钱一个，比四川合江县更便宜。如果仍以一两银子值1500文铜钱计算，那么10两银子可以买7500个鸡蛋。这两份材料记载的是光绪初年的价格，而乾隆时期物价更便宜，还可以多买。

　　如果说皇上每天50两银子的膳食费是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法定福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皇上的法定福利受到严重的侵害，其严重程度，甚至使法定福利缩水到了原来的几千分之一。

　　当然，上述例子中一个鸡蛋10两银子的话是未必可信的，因为皇上的早餐是20两银子，他总不能一顿早餐只吃2个鸡蛋，内务府自然也没有让皇上一顿早餐只吃2个鸡蛋的胆子。

　　乾隆的早膳和晚膳差不多，食单留下的也不少，这里不再重录。由于皇上每日膳食的物料是有严格保证的，所以一个鸡蛋值10两银子的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

　　欧阳昱《见闻琐录》说此事发生在道光皇帝身上，一个鸡蛋的钱变为1200文，相当于一两银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皇上也遭遇“潜规则”，当了一回大大的冤大头。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是因为皇上不知道市面上鸡蛋的价格才被蒙蔽的，如果皇上知道了市面价格内务府就不敢骗皇上了呢？

　　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在清代是以节俭出名的。据说有一天他忽然想吃一碗片儿汤(面食)，让御膳房给他做。第二天，内务府给他递上一份报告，请示建一个厨房，专门给他做片儿汤，为此需要拨专款：建厨房要几万两银子，以后每年的经费是几千两。

　　道光说：“前门外的那家饭店做这个最拿手，一碗不过40文钱，让人去买就行了，建厨房干什么？”过了半天，内务府答复说：“前门那家饭馆几年前就关闭了。”道光没有办法，只好叹气。

　　由此看来，皇上并不是不知道一碗片儿汤值多少钱，而是他知道了也没有办法，他吃不到那么便宜的片儿汤。皇上虽然权力无限，其实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完全由他说了算，明知自己被“潜规则”都没有办法。内务府不想到前门外给皇上买片儿汤，皇上总不能自己去买吧。

　　同样的道理，天下的事情这么多，皇上也没有办法都亲自去办。而他要让人给他办事，人家向皇上多要一点钱，皇上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