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曾一度信奉平均主义，饿着肚子一个月捐献一斤粮票，以为这样就能共同富裕。而此刻他创办的公司，所推出的从掌上电脑、智能手机、到南美进口樱桃，无一不在引导、迎合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热潮；他创业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眼下这家公司的兴衰已经直接影响到从中国到美国，数个国家六万多雇员的生计。

　　七十岁的柳传志，满腹故事，一身经验。他的沉稳与智慧，帮助他一次次避开了政治与市场的激流险滩，他被看作是过去三十年间最出色的企业家代表。一个国家的变迁，一家公司的成长，一个个体命运的辗转，都在柳传志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的经历中，镌刻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完整年轮。

　　人生七十古来稀，柳传志却越活越犀利。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约定专访的这天上午，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刚刚在绿公司2014年年会上主持了大会全会“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头一天，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和他打赌：“明天的会上，你不会问很尖锐的问题。”结果大大出乎预料。

　　“今天上午的会你也听到了，你说，我问得够不够尖锐？比你们记者还尖锐吧？”柳传志的不服气里，透露些许孩童赢得游戏般的自得。出席这次大会的演讲嘉宾，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的专家。柳传志抛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抬轿子”的。

　　“假如向政府某一项工程投了标，而这个标对您的企业很重要，但是遇到了索贿的问题，您将怎么做？”听完了柳传志的问题后，原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思考了十几秒后才开口。

　　“您做发言人做了这么长时间，(政府)要求您表达的观点和您内心自身的观点，是不是总是完全一致？有没有很大矛盾的时候？您怎么处理？”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听到柳传志的问题后，第一反应是“太尖锐了！”

　　“中小企业到南宁来投资求发展，万一遇到了不公正待遇，比如吃拿卡要或者是拖延、效率很低的情况，您给他们出三招，他们应该怎么办？”还没等到中共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回答，台下已是掌声迭起。

　　“为什么现在敢说了”

　　此刻的柳传志，身着黑西服、蓝领带，不怒自威。

　　“我今天之所以敢问官员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之所以敢说心里的话，是因为现在的环境还是改善了很多，而政府也正在切实地推进一些事情。”

　　联想刚成立时，由于没能拿到政府的计算机生产批文，柳传志只能把工厂开到香港，后来由于香港地皮贵、人工贵，实在扛不住了，辗转拿到批文，1988年，柳传志又把工厂迁回内地，但关键零部件仍需借道香港进口。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地方海关的人，挨了一个很重的处罚，心里不服气，那时我们还是不谙世事，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后来总署也派人来调查，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没有给我们处罚，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事了。”

　　没过几天，当载有联想零部件的卡车入关时，每一辆都被要求检查。那时海关边境口岸并不多，每天早上，口岸上等待入关的大卡车，一排就是好几公里，“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重新排队。”

　　今天这么折腾一次，明天再折腾一次，工厂的流水线时开时停，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趟。经过好多天的连续盘查后，柳传志突然意识到，“这个地就是待不下去了。”不久，柳传志决定把工厂搬到了广东惠州。

　　2000年前后，国家审计署曾经对联想开展审计，从香港的公司到广东的生产基地，查了半年多，最后没有查出问题。此后，再和审计署的工作人员打起交道来，柳传志发现他们“态度温和多了。”

　　如今，联想的业务已遍布中国各个省份和全球190多个国家，柳传志和联想也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对象。

　　2013年，在一群企业家的小范围聚会中，大家讨论“抱团跨境投资”话题时，柳传志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如此，从欧美看也一样；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专注。”柳传志对在座的企业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柳传志的这番表态，随即被截取出来发布到了公共平台上，并引发了一番讨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说：“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任志强(微博)则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在商言商’就是一种政治表态。我认为，政治不管你‘言不言’它都在你身边。”

　　后来，柳传志对当初的这段话，做了一番补充解释：“‘商’字本身就包含了作为一个商人对社会应该作出的贡献，绝对没有逃避社会责任的意思。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柳传志说。

　　柳传志曾先后担任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微博]代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今年“两会”上，柳传志提出的建议主要关注食品安全及土地确权，“当土地相对分散时，建立可追溯的农业体系会很困难。当政府决定土地可以流转集中时，这事就具备了运作的条件：农业技术能够被普遍采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进行控制，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保证食品的安全。”

　　尽管有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柳传志还是觉得，“如果让我宏观地议论其他方面的事，一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来这更是一种不负责任。联想自然有社会责任，诚信经商，做个好人，我从来不说违心话。”

　　采访中，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次问及当年那场在商言商的论争时，柳传志说：“商业本身就是在商言商，但它又会联系到很多政治问题。我说过在商言商，但没有说过不问政治。” 在4月21日的会议上，面对柳传志的问题，官员们的回答没有躲闪。

　　龙永图说，过去面对官员索贿，他可能选择放弃或行贿，但现在毫无疑问要斗争，“现在中国的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开始来真的了。”

　　赵启正表示，他的原则就是“不能说谎”，并举了如何回答外媒关于奥运场馆运营的盈亏问题的例子。

　　余远辉则直接向台下企业家表态：“如出现不公正待遇，建议企业向直接的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十天之内给大家协商，达成一个结果。如果还不满意答复的结果，可以请企业向市委市政府的督查室反映，我们在一周之间将派出调查组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请他向我和市长反映，我和市长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合理、满意的结果。

　　“你看，我问得尖锐，官员们也答得坦诚。”柳传志说，“作为企业家，你可以接触政治多，也可以接触政治少。如果要保护自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要少接触一些，少谈一些。” 多年来，柳传志既不评论政府，也很少抱怨环境，更没有试图进行商业之外的改革突破。“不做改革的牺牲者，这句话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审时度势，要拐大弯。”

　　“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柳传志生于1944年，美国商业周刊曾称他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父亲柳谷书早年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63岁时，柳谷书又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与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美国专利局局长毛新哈夫都是老朋友，母亲曾就职于中国银行秘书室。

　　上小学时，母亲有意识地培养柳传志登台演讲的能力。到了初中，正值“反右”运动高潮，一天，“妈妈就不再鼓励我们讲话了，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让我们和同事之间、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夕，柳传志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一次跟着社教工作队去秦岭山区“学农”。

　　“当时有句话，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跟着农民进到秦岭里去，就发现林子里种着一片药材。当时我们都吃不饱饭，最后，这些药材还是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苗，给连根拔掉了。”

　　秦岭拔苗一事，柳传志记了半辈子。

　　“我在困难的时期，饿得完全受不了的时候，响应号召，一个月捐一斤粮票，这就是说，当时相信，只要我们捐了，大家的生活都会好起来。”

　　后来，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柳传志去了香港，去了美国、欧洲，一看，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人家是怎么做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通的。”

　　文革记忆成了柳传志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柳传志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问题，那时，他琢磨最多的事情，还是怎么让联想活下去。只是在最近几年，他才偶然会谈及“社会空气太干燥”的问题。

　　4月20日，柳传志在与王石就“1984，共同的三十年”这一主题进行对话时，重提文革，他讲了三个故事。

　　“1970年从广东农场调回北京，在火车站看到枪毙人的布告，被枪毙人是我初中、高中班主任和教语文的老师，极为和善的老头，当时真的把我惊呆了。他没儿没女，后来了解怎么回事，他老婆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在街上买过小报给使馆送去，他老婆被枪毙，他肯定有了不满言论，所以被枪毙，这事吓人吗？”

　　还有一个人，柳传志很多年都忘不掉。1966年8月，当时柳传志家住中国银行宿舍，在北京算比较漂亮的四合院，东屋一家姓丁，家从上海过来，女主人当过右派，所以没有工作。突然有一天邻院组织的红卫兵冲进来，把这个女的扒光了打，为什么？说她参加过一个教会。“后来那个女的就疯了。今天，她的女儿跟我妹妹是要好的朋友，这事能不记一辈子吗？”

　　也没歇口气，柳传志讲起另一次经历：“60年代，在中科院计算所里抓住两个人来斗，这两个人都是留苏的，两个人都是有背景的。谁说私房话的时候没说过不满？但这两个人被一起斗时拒绝承认说过过头话，最后造反派把他们分开斗，两个人就咬起来了。非要把人性变得那么丑恶，这是干什么？”

　　“直到1975年，邓小平出山，胡耀邦到我们科学院当院长，说了一番暖人心的话，大家特别激动。后来，连老邓、胡耀邦全打下来了，一打到底。1976年1月份，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一提起周恩来三个字，我马上眼泪要下来了。那个时候，国家真的走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极端，你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也没法理解。”

　　2004年，联想控股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柳传志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邓小平。“年轻人都不会知道，因为你们一开始接触社会，就面对一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信息比较通畅的社会，但是20年之前、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有人习惯把柳传志和乔布斯做比对。

　　数年前，有个记者问柳传志，怎么看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得到的答案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产品经理。”还有一次，柳传志和潘石屹一起做客杨澜[微博]主持的一档谈话节目，潘石屹频频拿iPhone、iPad举例，称SOHO就是要做地产界的苹果。听罢，坐在一旁的柳传志拍了拍潘石屹的肩膀，一笑置之。

　　三十年前在中科院门卫室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创业时，柳传志40岁，跟着他干的都是一帮“老伙伴”。

　　刚创业时，第一次被人骗，损失了14万元。后来“总是被人骗”，最严重的一次，差点被人骗走了300万元。两个星期后，这笔钱如数追回，柳传志的头疼病犯了好几次，经常一到夜里两点钟就被吓醒，心脏狂跳不止，不得不住进了海军总医院治疗。

　　“联想年年都是要死要活的，我们当时不仅仅是伤筋动骨，而是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弄不好摔一跤就死了。”几乎同一时期，乔布斯已经向市场上推出了麦金塔个人电脑，名声日隆。两人成长的背景如此迥异：柳传志的青少年时光在《三国演义》、阶级斗争、上山下乡中度过，而在相同年龄，乔布斯则沉醉于大麻、禅宗哲学和鲍勃·迪伦的乡村音乐之中。

　　柳传志喜欢看历史书，特别是《三国演义》。“诸葛亮，历史上看他是成功人物，是道德和智慧的典范，但就他本人来说他是悲剧人物，原因是他预定的目标没有完成。”

　　曾国藩写的书，柳传志也爱看。“曾国藩是屡败屡战，这种顽强劲头是一个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他还善于学习竞争对手和幕僚的长处。他还很注意反省，按照小说里写的，他静思的方式是点上香，对着香盘腿打坐，静静回忆。这和我们到一个阶段反思，意思是一样的。”

　　1994年，在海军总医院病房的两个多月里，柳传志思考了好多问题。住院时，每天早上他都会去附近的八一湖散步，和晨练的老头老太太学跳舞，专注音乐的节拍，让柳传志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后来，他终于能够静下来去琢磨和倪光南的分歧怎么解决？企业内部管理层的意见如何协调？联想未来往哪儿走？ 国情、家庭、性格的截然不同，决定了柳传志建立的联想和乔布斯塑造的苹果，终将生长出不同的基因。只不过，与乔布斯一度失去对苹果控制相比，从1984年创业的那一刻起，柳传志就把自己与联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不曾分离。

　　过去三十年，联想一直就被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看似矛盾的经营哲学所主宰。

　　理想主义的一面，体现在柳传志早在十多年前制订的企业发展愿景上：“联想控股愿意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控股公司。”

　　这段文字不仅见诸联想控股官方网站的企业介绍里，同样也被挂在公司总部的大会议室里，同时，在大大小小不同场合里，也被柳传志多次宣讲。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外界的年轻人，常常会认为“产业报国”只是一句口号。

　　面对这一质疑，柳传志又激动了，“你们这代人没法理解。”

　　上世纪80年代，柳传志刚去香港时，发现香港人把内地人都看成农村人，“明显受人欺负，不仅因为穷，穷了以后也做了一些没出息的事儿，比如很容易受贿。在那儿工作，由不得你内地情结不重。” 1989年，柳传志在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基本能站住脚时，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1994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行为，这让联想多年力图塑造的“产业报国”的品牌形象，终于为官方所认可。

　　国内企业家中，同为“40后”的原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润峰、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都是“产业报国”这一口号的支持者。“我们这代人，中国怎么苦，怎么受凌辱的事儿还知道一些，后面的人根本没感觉，你跟他说和他自己的直接感觉是不一样的。”

　　2004年，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后，联想集团把产业报国的内容从企业愿景中拿掉了，“联想集团必须是国际化的公司，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报给中国。”柳传志说，但在联想集团母公司联想控股的企业愿景的第一句，还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

　　柳传志意识到仅仅是靠民族主义还是不够的。

　　1994年9月，他在给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汇报讲话中提到，“只强调民族工业是会引起反感的，老百姓要求用‘好货’，而不是‘国货’。我们希望电子部组织宣传舆论部门监督、检查我们的质量，检查我们的服务，做得不好时，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立即改正。做得好时，为我们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