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EO余承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2)

2014年10月11日10:24  《环球企业家》杂志 微博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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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最终实现量产,华为针对每家核心供应商,派驻包括结构件、ID、质量、生产制造等领域的10位以上专家长[微博]期驻扎,长达4个月。此外,每个供应商都会有1-2个工程师驻扎,至少持续 1-2个月。[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对于P6,颇为自信的余承东要求按照“以我为主”的市场底气备货,即以华为内部认定的这款机器市场需求有多少,然后按照这个量去匹配所有资源。他在内部会议常提的一句话是“做终端没有足够信心,将永远一事无成”。这是因为供应链刚性周期特质,使得公司往往没有办法发现某款手机热销后再去补货。因此在P6上市之前,备货就高达300万台。而一些核心零部件厂商曾要求华为提供至少6个月后的销售预测,库存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事实证明杞人忧天了,P6持续热销最终导致2014年1月大面积断货。

  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产品,它2013年最终在中国区售出近300万台,并贡献整个中国区利润的七八成,海外市场销量也突破100万台。彼时在华为内部针对余承东的反对声音才算真正平息。“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华为做高端机所有经验、教训累积的大爆发。” 揭锦锦说。“我们由此才意识到做手机类似于炒股,好产品在前面快速爬坡,带来销量和口碑之后,潜在用户才就会很快跟进,因为它是绩优股。”

  赢得这一开局并不容易。在更早的时候,余承东曾对华为进军高端智能机的首款产品P1寄予重托,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其销量不甚理想。尤其在渠道策略等方面,它帮华为交了“学费”。“当P1在市场大热之时,供货却不够理想。等到可以批量供货时,市场热度已过去了。而到了P6,线上线下资源匹配都很好,供货也上去了,子弹因此没有浪费。”揭锦锦说。

  对华为来说,掌控市场节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在D1上,它学会了如何管控价格;在麦芒一代,则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营销。P1的教训在于交付节奏和市场节奏严重不匹配——这一点到了P6有很大的改善。渠道方面亦是如此。P1时,华为全国促销员不到1000人,且无专区专柜;而到了P6时,促销员已超过3000人,1000多个的专区专柜。

  P6的成功亦源于华为对D系列经验的总结。它的海思芯片源于D1Quad,金属架构则源于D2。 P6于2013年6月份上市,而竞争对手的新品则滞后三个月,于9月份发布。究其原因在于后者需要高通芯片的平台,而且要契合其市场节奏。而华为采用的是自制海思芯片,如此产品上市节奏由华为自己掌握。

  华为很快借势推出P7。它延续了P6的成功,上市2个月就卖出200万台。其摄像头调试团队也备受好评。P7是华为首款将单反级独立ISP(图像处理器)置入手机的产品,这一技术的实现难度很高。因为专业相机和手机的体积不同,当专业相机技术移植到手机上时,就会出现诸多难题。但工程师在实施完针对手机摄像头的算法之后,在不牺牲精度的情况下,同样做到了良好的低照度。

  这些实力均源于华为的长期积累。“即使将同一块芯片给别人用,他们也用不好。怎么去用好芯片,怎样去规避那些只有在手机上发生的问题,华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它需要在平台上实现,而非集成在芯片里。” 揭锦锦说。

  P7的研发费用高达4000至5000万美金,其他诸如平台顾问以及海思芯片的投入亦耗费惊人。在项目立项前,工程师们甚至就已花费约4个月的时间做堆叠实验,如此反复,最终才确认P7的产品核心卖点。巨大的投入大大推升了项目的进度。P7 自2013年9月底正式立项,2014年5月7日就实现了量产上市,耗时仅七个月。 

  提升

  从P7开始,华为消费者 业务 消费者体验设计中心手机设计副总裁金峻绪(Joonsuh Kim)开始介入到每款智能手机的设计。金峻绪曾担任韩国首尔三星创意总监、美国洛杉矶CA三星设计总监。他清楚地记得余承东对他的两次面试。

  第一次会面是在余的办公室,计划半小时最后延长至两小时。原本第二天返回韩国的金面试后接到华为HR的电话,希望他多呆一天。第二天,在一间茶室内,包括余在内的4位终端高管见了他。这一次,他们聊了大约4小时,主要是关于手机的设计理念。事毕,余要求他尽快入职。

  上任后,金峻绪被赋予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度量衡”。之前,华为每款手机的电源键、音量键、耳机插孔、充电孔等均不相同,他统一规范了最终的设计和位置。在他看来,好的PUI(物理用户界面,Physical User Interface)应当能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品牌的存在。以电源键和音量键为例,它们同在机身一侧,只需一个拇指即可操作,剩下的四根手指则可以完全托住机身。在金峻绪看来,方便用户操作,是华为的设计逻辑,也是增强辨识度的重要要素。

  但想固定延续华为的设计逻辑却并不容易。金峻绪发现每个部门对设计的看法均不相同,他所在的设计部约有100人,有不少是从由国外引进的“空降兵”。千人千面,甚至每个人都想控制和定义设计的方向——他愈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内部,金峻绪开始着重强调一点:“做手机不是为了研发部,不是为了设计部,也不是为了市场部,而是为了消费者,不是某一个消费者,而是越多越好。”

  随即,他修改了设计的决策流程。首先,他大幅减少参与设计决定的人数。然后,明确整个设计团队对手机设计的最终发言权,如此确保设计的DNA和一致性。此举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

  就PUI而言,金认为华为的每款产品都应有固定的设计标准。而类似的设计标准通常应当延续2年,而后再继续完善。P7的设计提振了他对华为的信心,金认为P7的完成度超过90%,仅有不到10%受困于时间、成本、市场购买力等要素未能实现。“这个比例已经相当的高。” 金峻绪说。 

  量产

  华为已有能力推出极富冲击力的产品。P6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在于6.18毫米的机身厚度。在如此厚度之下,卡托一度成为最大的难题——要将卡托厚度压缩到极限,硬度要求颇高,普通材料根本无法达标。华为最终决定采用铝合金工艺。这需要将金属糅成粉末状再行烧制。但在当时,该工艺尚不成熟——烧结过程中卡托会缩水30%。

  如何令其平均地缩水?工程师们却不得而知。为此,揭锦锦曾找到一家工艺领先但规模较小的供应商,但其批量复制和供应能力均无法达标,最终,他又不得不重新筛选供应商。

  另一个挑战在于P6电池盖是金属材质。在业界,它的厚度一般都在0.4到0.5毫米之间,但为了追求超薄,P6必须挑战史无前例的0.3毫米。若焊接卡扣力度掌握不好,反面的PVC材质就能看出痕迹。此外,由于工艺复杂,其良品率仅有20%左右。但一般而言,只有良品率达到60-70%才能正常量产。

  P6的研发进度一度惊动了任正非。它的ID即是由任钦定的。为了量产,他需要保证精度和良品率的平衡,另一个难题是如何与供应商磨合。当时,P6主要有3家结构件供应商,而这些结构供应商下辖又有超过10家二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又会再分包流程出去,这就导致开发流程很长。而当时,华为对二级供应商的管控还不够,一旦一家供应商出现问题,就必须当即救火。最终的结果是揭锦锦几乎跑遍了每一家供应商。“做金属的不比做其他的,没有一家能够把所有的工艺都覆盖住。种种折磨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揭锦锦说。

  供应商的压力也非常大——一些二级供应商因为无法忍受苛刻的要求而主动放弃。当良品率没有达标之时,供应商几乎都不敢大举投资。揭最终不得不选择与比亚迪战略合作。后者主动投料运作,如此反复实验。前期整整试制100万片之后,良率才直线上升。“通常这个时候厂商会和供应商再压一次价格。但直到最后,我们都坚持了最初的报价,这也是一种补偿。他们的付出,华为非常认可。” 揭锦锦说。 

  专项改进3个月之后,量产问题最终迎刃而解,P6在发布前约20天得以签样。获益于此,P7就很好地规避了供应商的同类问题。从一开始,华为的工程师就非常清楚供应商的实力,在组织运作上,它在每家供应商派遣一名重量级的团队主管常驻,以便于快速决策,并最终将二级供应商管控得当。

  P7一开始就寻求与最顶级的供应商合作。电池后盖上的玻璃君纹即由该领域全球最好的供应商蓝思科技提供。君纹由特殊印刷完成,但每块PC玻璃上有几百万个孔,即使有一个孔没有粘上去,就会导致不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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