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中午，在北京希尔顿酒店，娃哈哈和达能举行了和解协议的签约仪式，意味着达能彻底告别了娃哈哈。在这段不堪回首的异国“婚姻”中，娃哈哈可谓是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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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微博)在与百富勤及达能的合资谈判中，对娃哈哈与达能成立合资公司后谁控股、由谁进行管理这个问题十分关注。他们都很清楚，谁是第一大股东，谁就拥有了派出董事长的权限。娃哈哈是宗庆后和跟他一起创业的员工们的公司，他不能容忍它成为别人的“孩子”。
反复纠缠、讨论、谈判、交手之后，达能代表方最终提出了一个微妙的合资方案：达能与香港百富勤合计持股51%，娃哈哈集团持股39%，娃哈哈美食城公司持股10%，合资公司董事长由宗庆后担任。
宗庆后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他认为虽然达能和百富勤持有合资公司51%的股份，但毕竟是分属两个不同的股东，并且达能和百富勤是分别派代表各自来谈判的，有时候两家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中方股东娃哈哈集团与美食城股份总共持有了 49%的股权，还拥有董事长的席位，一切应在掌控之中。但宗庆后没有想到的是，直到最后签约的那一刻他才被告知，“达能、百富勤合计持有51%的股份”是以达能与百富勤在新加坡设立一家名为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并以其为主体持有娃哈哈合资公司51%股权的方式来实现的。箭已上弦，加上当时国内企业对于国际资本运作的懵懂，宗庆后只得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但多年后当宗庆后回首往事，看到了自己的青涩和稚嫩，虽然作为面对国际资本的新手，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必然，但他仍然为此自责。百富勤本身是一家投资公司，股权的买入卖出对它来说家常便饭。所以，金加公司的构成及它与娃哈哈的合资方式，让合资公司的未来存在变数。
被拖累
最初的时候，宗庆后与达能、百富勤的合作虽算不上愉快，倒也说得过去。达能和百富勤虽然给他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但至少表面上，他们是尊重他的。但他们并不信任中方经理人，除了给宗庆后极具压力的盈利指标外，他们还为了限制宗庆后的权力而特别规定：在日常经营中，凡超过一万元的开支，都要经由董事会的批准。
起初宗庆后并没在意这条规定，等真正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一条变态规定可以让宗庆后寸步难行。要知道娃哈哈那时已经是一家大公司，每年的销售额有十个亿，一万块钱就跑一次董事会，一年下来，最多要跑个十万趟，岂不要命！
宗庆后曾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说：“我认为达能和百富勤他们提出这些限制是不信任我。中国的市场情况变化那么大，我怎么可能在每年的12 月份就将次年所有需要花的钱做成个准确的财务预算？如果任何一个超过1200 美元的固定资产开支项目，都需要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市场调查研究来证明项目的可行性，以及财务预算、规划与评估以证明计划的效益，我们的管理团队岂不是要天天都在写可行性报告？哪里还有时间干别的工作？我记得当时的董事会是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如果合资公司的管理模式如此僵化，如何应对中国市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
被拖延
在宗庆后的记忆当中，跟达能的合作起初还是可以的。“他每月开一个董事会，你把你的想法跟他说就行了，他基本上能支持的都支持的，虽然在支持进度上可能并不太理想。”
在1996年3月28日董事会上，宗庆后曾向董事会提出多项投资建议。这些建议，毫无疑问都与他当初的设计与规划相关。但是，达能方面除了有限地同意了几个外，对其余的建议或是直接予以否决，或是以“进一步考虑”、“先进行可行性研究”为由予以拖延，大部分就此不了了之。这些被否决、被拖延的建议，包括生产方便面、膨化食品、糖果生产线、罐头设备、纸箱生产线、印刷生产线和白酒灌注生产线等项目。
这些“胎死腹中”的项目，今天看来，都已各自构成了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大格局；不能不说，在这方面，宗庆后呈现了远见卓识。
受欺骗
达能收购了当时娃哈哈最大的竞争对手乐百氏，达能向乐百氏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无疑加强了乐百氏的竞争能力，使其可以降价来跟娃哈哈合资公司竞争，是合资公司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宗庆后曾先后两次再董事会上提出乐百氏的竞争导致对合资公司的损害，然而对于宗庆后的抱怨和指控，达能方面根本就不理会。达能一直声称乐百氏是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兄弟公司”，还要求娃哈哈合资公司不要与乐百氏竞争。
对于达能的姑息纵容，宗庆后亦决定进行回击。他在董事会上表示，娃哈哈合资公司会不惜代价，与乐百氏争夺市场份额：“总体思路上 2001 年将采取扩量、低价，不惜代价抢占市场占有率的策略。”
面对恶性价格战，达能方面找到宗庆后进行商量，提出娃哈哈和乐百氏纯水一起涨价。宗庆后同意了，但娃哈哈合资公司纯水涨价以后，乐百氏却没有涨价，这使娃哈哈的纯水销售受阻，结果造成库存积压太大，经销商、二批商包括工厂当时有1000万箱左右的库存。
遭暗算
达能为了完全控制娃哈哈，打算与宗庆后签署一份收购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所有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达能抓住了宗庆后的软肋，打出了“温情牌”。对于宗庆后这样一种吃软不吃硬的大男子性格，温情或许是唯一可以击中他那阿喀琉斯之踵的武器。在达能的不断催促下，宗庆后狠下心在一份关于解决非合资企业问题的中文意向书上签下了名字。
在得知宗庆后与达能签署了一纸意向书后，娃哈哈的职工持股会和非合资公司股东罕见地联合起来，强烈反对并抵制宗庆后的决定。宗庆后的“国王班底”也向他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说非合资公司是他们用来制衡达能的唯一筹码，如果宗庆后把非合资公司控股权卖给达能，他们就只能面临被清理出局的危险，达能将彻底掌控娃哈哈，娃哈哈再也不姓“中”，也不姓“宗”了。
那一刻宗庆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有时感性有余，对很多法律条文也不甚重视，每临大事，往往吃亏。这一次倒算是幸运，所签署的只是一纸意向书，而非作为法律文本的协议或合同。
被窃听
在娃哈哈准备迎战达能的过程中，一拨“盯梢的”、“窃听的”开始介入到娃哈哈的经营和宗庆后的生活当中。
民警在办案中无意发现了一辆北京牌号的小轿车一直停在娃哈哈下沙基地附近。民警前去盘查，居然发现车内藏有砍刀、被子、记事本和摄像机。经过询问，车上一对男女都来自北京邦信阳。他们交代，在达能对外宣布要对娃哈哈采取行动之前数日，达能就召集了数十人开会，安排他们组成 3 个小组，分赴沈阳、山西和杭州调查娃哈哈，并对宗庆后进行跟踪监控。会后他们一行 9 人来到杭州，一拨人去了秋涛基地，另一拨人来到下沙，架起摄像机进行全天候监控。
民警很快又找到了正在对娃哈哈进行监控的另一拨人。在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证据面前，这些人很快就交代了他们的幕后委托人，竟然是达能公司！达能自然否认这些指控，他们说“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或任何公司来监视宗先生”。
然而仅仅 10 天后，警方在娃哈哈萧山基地附近又抓获一名涉嫌非法监控者，这名胡姓男子也交代了其委托人是达能公司。
杭州警方将三起监控事件并案调查，并到北京邦信阳进行了询问，最终发现该公司于 2007 年 4 月与达能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警方起获的证据显示，达能曾向多家机构支付每天 400 美元的调查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