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的战略部署，但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如何优选、确定和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框架？如何推进和实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改革方案，实现新旧监管体制转换的无缝和无风险对接？
2016年10月22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同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财经研究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在我校举行。副校长吴志强、学院书记金福安，以及来自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等部门、大专院校，业界领袖和我校金融专业学位学生等200多位听众齐聚一堂。副院长阮青松教授主持会议。
吴志强致欢迎词，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就像中国城市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可惜肌肉长的特别快，神经系统却跟不上，这个神经系统是指管理的思想、文化和体制。中国金融监管也需要和城市管理一样，水平需要提升、管理要升级。期待今天的会议能够产生更多的智慧火花，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嘉宾们就金融市场发展、监管改革的逻辑和方案、监管框架改革路线图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和风险等进行深入探讨，并发表了精彩演说。这对保障我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教授认为，金融风险永远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常态，如果没有任何风险暴露出来，意味着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我喜欢平衡监管，其含义并不仅仅是管理风险，把风险全覆盖，更重要的是给金融创新留下空间，如果说某种监管约束着金融创新做大，那么这个国家的金融便没有了生命力；相反，需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新的业态出现，例如互联网金融。
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表示，资本市场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两个方向一条主线。一个方向是价格改革，即流通体制改革；利率、汇率、发行体制改革。另一个方向是国企改革，即国企股份化；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总的来说，主线是行政体制改革。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王振营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是我们现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与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过度陈旧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重构金融体制，然后再回到考虑我们如何来设计监管体制的问题。
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CEDA）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维多利亚大学特聘研究员（Rodney Maddock）罗德尼，莫达克表示，当前澳大利亚金融监管体系正面临两大主要变革：1、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如巴塞尔协议III）相契合；2、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这两点同样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变革的方向。澳大利亚有很多不同的监管机构，首先是宏观审慎监管（APRA），主要覆盖银行、财富管理行业和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大金融机构的稳定。然后是消费者监管机构（ASIC），主要负责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保护所有金融产品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是支付监管，它属于中央银行的一部分。中央银行还要负责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些监管机构通过金融监管委员会相互协调工作。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石建勋教授表示，金融改革存在三个不确定，即监管的方案不确定、监管改革的风险不确定、监管改革的路线图施工图不确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行的改革方案是：以“央行+行为监管局”或“央行+审慎监管委员会+行为监管局”模式为参照，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实施。改革应该是先建新后撤旧。新的机构先要成立，先要制定法制，先有模拟运行，等他成熟了以后再接手一些业务。自贸区可以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