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界大佬马云和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在计划经济问题上发生了一场“隔空辩论”。马云对计划经济的复活表示乐观，觉得“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而钱颖一认为计划经济的败局是必然的。
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宏伟、浪漫的经济治理模式设计。尽管现实世界运作当中已经几度失败，其中蕴含的梦想却依然颇有吸引力。所以这个过气的老话题再度激起注意，也属正常。 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
马云具体是这么说的：“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100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30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的，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CT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掌握，就像对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从原理上说，技术进步确实能够影响、改变人类的治理模式。显然，马云在这个问题上很乐观。
无独有偶，近日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在一则获奖感言上也谈到了计划经济问题。他说：“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钱颖一从原理上做了实证分析：“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者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者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增加效率的积极性。”
钱颖一所说的两个经典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能够随着技术进步而解决吗？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有三个，而不是两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爆发过一场大辩论。主要辩论双方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英美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计划经济技术上可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兰格等也参与了辩论。
米塞斯提出计划经济有三个根本问题：经济计算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激励问题，知识问题（即信息问题）。
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历程的人都知道，米赛斯的预言后来完全应验。
实际上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技术，高科技程度超乎你的想象。众所周知苏联盛产数学家，苏联数学家所做的计划经济模型之庞大之精密，足以令外界惊叹。
但在“米塞斯问题”面前，不过是沧海一粟。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也是一个数学家，当年他去访问苏联的时候，曾经跟苏联中央经济官员探讨数学模型问题。他只问一个问题就把对方问住了：如果所有这些模型中的变量都在变化（美国经济正是这样），你们怎么处理？苏联人耸耸肩。
后果不仅在经济领域。我个人认为，苏联之惨败，绝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实际上其整个文明都为之枯竭了。今日之俄罗斯已经不是计划经济的苏联，但其经济、社会、文化前景都不容乐观。
米塞斯提出问题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这100年中的技术进步之巨大，毋庸赘言。那么现在的高科技足以解决米塞斯问题了吗？
还差得远。远到没影。
马云的乐观有其理由，但技术远远没到足以改变经济运行模式的可能性程度。米塞斯的三大问题中，即便考虑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进展，大概只能对信息问题和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一定幅度的优化。其他的，无从着力。
原理不难理解：人类生活中，技术不是唯一的，很多时候，也不是最主要的。
人类治理，本质上归结于制度。在经济治理中，制度决定技术运用。如果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人压根不想把经济搞好，你有什么办法？
不管是在高科技的鼓舞下还是在宗教狂热的鼓舞下，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后果不可逆料，风险或大到不可承受。人类历史已经上演过至少数十个这样的剧情。
说远了。其实马云所说的未来计划经济越来越大，所用的“计划经济”一词，可能指的是政府的作用，未必指“原教旨”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但说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既对也不对。因为政府对面的市场也在成长，实际上是两者同时深化的过程，不能孤立来说。
30年以后的政府也许不同于当今的政府，政府会更加智能；30年以后的企业更加不同于今天的企业，它的程度我们今天恐怕很难想象。未来的智慧企业千帆竞发，万紫千红，这就是市场经济生态的魅力所在。
原文标题：《马云VS钱颖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能复活计划经济吗》
责任编辑：张海磊
